老同学阿凯因为尿毒症不幸去世的第二天，刚好我有事回到老家，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与几个初中的同学约好去悼唁一下。
阿凯所在的村子比较偏，幸好有几个常年在家的同学带路，要不然我可能还要走点弯路。
到了阿凯家里后，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来悼唁的客人首先到灵堂，客人是长辈或同辈的话，就站着鞠个躬，晚辈还得磕头，家属则在一旁长跪答谢。
我们一行六个人，站成一排在阿凯的灵柩前鞠了个躬，阿凯十五岁的儿子跪在一旁，让我心头一片凄然。
阿凯才45岁，因为尿毒症缠绵了好几年，到底还是未能熬过去。对逝者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但对他妻子、孩子和老父母而言，何尝不是巨大的悲痛？
阿凯的父亲是我们中学时代的老师，年过七旬的老人家，看到我们这帮学生马上就泪流满面，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无声地流泪。
作为老师，没有在学生面前痛哭失声，或许也是他唯一能保留住的尊严吧。
我们和老师坐了一阵，说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但自己心里其实非常明白，这样的劝慰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天色将晚，很快就有主事的人在喇叭里通知，来悼唁的客人请坐席吃饭。老师便主动让我们去吃点，还说等一下再来和我们说话。
一个蓝色的雨棚里，里面两排摆放着十几张圆桌，上面已经放好了餐具，有的桌子上的人在打牌，看动静还要几分钟才能上菜。
几个一直在家的同学也遇到了些熟人，走过去和他们聊天，说着说着还坐下看着别人打牌了。
到最后，我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同学们似乎也发现了我的尴尬，还朝我招手，说你搬个凳子坐过来就行，白喜事的酒席不分什么“上席”，随便坐都行。
我倒无意陪着他们去挤，更主要的是我不大喜欢和打牌的人坐在一起，于是稍微打量了一下，发现最里面一张桌子还只有四五个人坐在那里，便走进去坐下。
我朝先坐在那里的几个人笑了笑，一个老人，还有三个中年妇女，最后一个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
其实，在农村吃席的时候，十三四岁的女孩是挺少见的，女孩子一般都比较娇气点，不大喜欢在这样的场景。
所以我忍不住多瞥了她两眼，这一瞥之下，竟发现她脸上呈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菜色，仿佛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痕迹，与她身旁几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大人形成了鲜明而突兀的对比，犹如秋日里枯萎的落叶与周围繁茂的林木格格不入。
那三位大妈显得格外热情洋溢，仿佛是冬日里的暖阳，还亲切地询问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究竟来自何方。
对此，我并无隐瞒之意，便坦然相告，自己是阿凯初中时的同窗，而老家则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枫树湾。
听闻此言，她们纷纷附和，称赞我重情重义，那位年长的大妈更是如数家珍地提及了我们村里几位老人的名字，一时间，彼此间仿佛被无形的纽带紧紧相连，变得熟稔起来。
然而，自始至终，那位女孩始终保持着缄默，宛如一朵静静绽放于墙角的小花，半低着头，眼神中带着几分羞涩与畏惧。
我悄然向身旁那位最为热情洋溢的大妈投去一抹探寻的目光，大妈似乎心领神会，有意无意地轻轻摇了摇头，那微妙的动作中蕴含着千言万语，我即刻意识到，这其中定有难以启齿的隐衷，于是识趣地没有再追问下去。
随后，众人漫无边际地闲聊着，不过十来分钟的工夫，便有人手捧长方盘款步走来，宣告着菜肴的登场。按照农村淳朴的风俗，该举杯畅饮的自然不会推辞，需要添饭的也自会起身去盛。
正当我拿起桌上的饭碗，准备起身之时，却惊讶地发现，那位一直默不作声坐在我身旁的年轻女孩已悄然起身，她悄无声息地将我们五人的碗一一收起，步伐坚定地朝着放置米饭的桌子走去。
我一脸的愕然，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然击中，虽然心中早已明了是这个稚嫩的女孩在默默地为众人盛饭，但眼前的这一幕却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反差。
这样一个举手投足间尽显礼貌的女孩，为何总是将自己包裹在沉默的茧中，不愿与人多言呢？
身旁的大妈似乎洞察了我的困惑，她轻轻地拉了我一把，压低了嗓音，如同讲述一个尘封的秘密般向我透露：
这姑娘，仅仅十三岁的芳龄，却背负着难以想象的命运重担。她的父母双双瘫痪在床，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年迈奶奶的肩上。孩子曾无数次想要辍学回家，用她稚嫩的肩膀为父母撑起一片天。
但学校和政府怎会忍心让这样一个花朵般的少女凋零？他们一次次地劝说，一次次地发放补贴，终于让孩子的心有了些许动摇，不情不愿地踏上了回校的路。
今天，恰逢周末，她终于得以回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想必是奶奶心疼她，才打发她来吃这场难得的宴席，好让她能在这难得的时光里，品尝到一丝油水的滋味。
听完这番介绍，我的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阿凯的骤然离世已让我深感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而今，这个女孩的故事更是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亲情的厚重与难舍。
身旁的大妈一边瞧着女孩的方向，一边低声继续和我说，我们村上吃席，只要这个姑娘来了，同桌的人都会尽量少吃肉菜，让那些肉剩在那里，然后给女孩打包带回去，让家里的几个也开开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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