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谈谈邓小平抓统战工作的基本特点
学习党史
回顾我们党一路走来的历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成功经验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创造新的伟大辉煌的重要法宝。这当中，邓小平同志在他的伟大一生中，始终重视这个法宝的运用和发展，始终坚持把这个法宝的运用和发展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法宝的作用，这就使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越来越体现出它的突出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1926年底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就是从统一战线这个领域开始的。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冯玉祥创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中央安排他做这项工作，也是根据他的特点作的选择。回国前，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给他的鉴定里有几句话，说这个人组织能力强，党性强。在“党性强”三个字后面有一个括弧，“他可以单独做国民党的工作”。这个鉴定，或许是因为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班上集中了一批国共两党精英，国民党党员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屈武这些人。邓小平是班上的党小组长，有工作人脉，有同国民党精英打交道的经验。1929年，党中央又派他到广西同一度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合作，同样是看重他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邓小平的统战工作做得非常好，成功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还发展李明瑞入党。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脱颖而出的。
从那以后，邓小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在复杂局面和严峻挑战面前，都非常自觉和娴熟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展现出创造新局面的勇气、能力和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和华北局书记，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方针，对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和人员如鹿仲麟、石友三、朱怀冰、孙楚等，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对他们的反共摩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火候拿捏得非常好。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他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原则，强调“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原局、华东局、西南局党的一把手，如何搞好新解放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策略。比如，1948年2月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人，征询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策略。2月8日，邓小平在回电中明确表示，“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关于大别山新区的土改，邓小平汇报中原局的做法是：吸收中农参加农民协会领导层，不动富农家的财产，要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没收地主开的工商门店，等等。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向各地转发邓小平的电报，提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到西南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多树敌”，“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对于那些有代表性的表现比较好的中上层人物，“一开始我们就在事实上同他们合作，遇事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邓小平的统一战线的论述，更加丰富和深刻了，影响也更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强调：“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当时，一些同志认为，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成为执政党了，用不着像过去那样小心谨慎地对待党外民主人士了。针对这种关门主义倾向，邓小平明确提出：这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怎样定位统战工作的作用，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讲，“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人士、民主党派“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党还需要不需要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呢？当时社会上确实有这方面的疑问。邓小平同志又明确讲：“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邓小平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外民主人士“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同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邓小平1979年6月15日发表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宣言书和基本纲领。在这个纲领性文献中，邓小平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民族工商业者政策，对各民主党派、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要求。他明确提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从这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被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祖国统一的“爱国统一战线”。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人。纵观他一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和重大贡献，我们不难看到他运用和发展党的这个法宝的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始终亲自做统战工作，拥有丰富的卓越的统战工作实践。比如，1979年1月17日，他亲自召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工商界老人、著名爱国的实业家开座谈会，请他们为改革开放起步后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重大观点。同时，邓小平还请五位老人一起吃了一顿意味深长的火锅。古耕虞后来称，这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正是在统战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能够不断总结和把握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规律，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第二，邓小平注重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抓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他把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统战工作和民主建政结合起来；解放战争时期，他把统战工作和土地改革结合起来；解放大西南，他把统战工作和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结合起来；主政大西南，他把统战工作和稳定新社会、建立、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结合起来。这里举一个例子。1951年9月3日，刚刚从四川考察土改回京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对毛泽东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他特别以解决四川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悠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要解决十分棘手。听说邓小平采取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孤立极少数，这桩事办得漂亮。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就自然慢慢散开，被瓦解了；相反，若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抱成死团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一清二楚。邓小平既年轻，又有才干，由此可见一斑。毛泽东听后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改革开放初期的统战工作，邓小平特别重视的是调整社会关系，提出民族工商业者是劳动者，明确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地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发挥民族工商业者参与改革开放的作用，鼓励“三资”企业的经营发展，重视新的社会阶层的成长，调动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参与祖国建设和祖国统一进程的积极性，等等。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邓小平突出强调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地位。邓小平说过：“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什么是战略性，就是说，党的统战政策、理论、实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而应该加强；不应该缩小，只能扩大。所谓策略性，就是开展统战工作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比较灵活，有时形势变化了，要做调整。但无论怎样调整，都必须服务于战略性。在今天，就是要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全局，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个奋斗目标。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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