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乒乓外交，是中美建交史上跳不开的重要节点，也是当时世界格局转变的悄然起始。
在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有位美国嬉皮士询问周总理对嬉皮士的看法，但总理的一番话，让这位小嬉皮士见识到了什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总理过往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的主要领导 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1898年3月5日周总理在江苏省淮安县城的一个封建家庭出生，原籍为浙江绍兴，母亲因操劳过度患肺痨而亡，在他12岁的时候，因父亲和伯父离家到辽宁铁岭做事，便跟随父伯北上读书。
在东北读小学那段时间，周恩来同志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前卫的学校环境，开始接触到革命书籍和革命道理。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由于对文学、历史、政治感兴趣并喜欢能说理的东西，在中学学习期间曾以演说、劝募的方式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和表现，成为了奖学金的常客，用得来的钱来充抵学费。
1913年到1925年，周恩来同志参加过“五卅运动”，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去欧洲留过学，彻底摆脱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在黄埔军校当过老师和政治部主任，带过四期学生；在27岁的时候与挚爱邓颖超同志结婚。
从少年到青年，周恩来同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好的坏的都经历过，但玉不琢不成器，也正是青少年的“动荡不安”，才会造就后来不怒自威，谦谦君子的周总理。
1927年汪精卫“七 ·一五”叛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同年七月底，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与朱德、贺龙、 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八 ·一”武 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
1928年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党的六大后，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这一时期，他为保证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全国各地区的武装斗争，为发展白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用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里都有周恩来的身影，那时候他既是情报方面的一把手，也是外交的一把手，两者看起来虽然关系不大，但有情报很多时候，会使我党外交上占优势，尤其是在那个战争年代，情报和外交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至此，周恩来同志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止手上的工作，他为祖国的辉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二、乒乓外交
1971年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选手格伦 ·科恩错搭中国代表团的车辆，结识了庄则栋，两人交换了礼物。
由于两国曾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之后长期互相敌视，不但没有外交关系，也不互相往来，美国政府在其护照上注明不许持照者前往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中国自然也没有什么人去美国公干或办私人事务。
在此背景下，庄则栋与科恩的交往成了新鲜事，引起轰动，被媒体广为报道。两国政府趁此事件造成的影响，各自采取了某些放宽人员来往的措施，还释放了其他
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善意。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后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回访，人们将此 称为“乒乓外交”。
故事内容看起来很顺畅很简单，但大国外交那会如此简单容易，期间不敢说充满了勾心斗角，毕竟当时局势特殊，预先安排肯定是有的。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内，多次经历战争的考验，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以及越南战争之后，使得当时的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1964 年原子弹成功爆炸，1970 年人造卫星“东方红 ”1 号升空成功等这一系列国防科技的发展，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事实上，美国自约翰逊政府后期，便开始采取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策略，正如 1967 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所说：“从长远角度来说，不应将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直观的体现和最有力的证据。
这也形成了20 世纪60 年代末形成的中、美、苏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期间，美苏争霸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开始下降，北约同盟国又不支持美国“越南战争 ”。
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外在因素，制约苏联，同时期，中苏之间也是暗潮涌动，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增兵中国边境。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紧迫局势下，毛泽东与尼克松一样，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与美国改善关系对中国利大于弊。
其实60年代后期，中美高层就已经多次通过间接的形式释放友好信息，毛泽东通过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与其会谈时说道：“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尼克松则在庆祝联合国25 周年的会议上，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尔 ·汗会面，告知“美国开启与中国的磋商是至关重要的”，并请其转告中国领导人。
但以上均不是中美两国高层或代表团的直接对话，如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成为中美两国领导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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