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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9点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305医院病逝。
消息一经传出，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以及90岁高龄的朱德总司令等人先后抵达灵堂吊唁。
那个时候，虽然明面上没有人说出来，但不管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大家心照不宣地悄悄企盼着——
盼望毛主席会来，见周总理最后一面。
可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毛主席并没有来。很多人猜测毛主席或许有苦衷，渐渐地放下了这个心思。
然而追悼会开始前，负责周总理治丧活动安全的警卫负责人邬吉成突然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
指示他做好相关部署，预备迎接毛主席。
汪东兴密令：主席会出席
周总理离世后，全国上下处于巨大的悲痛之中。邬吉成也不例外，想到1月2日总理曾叫自己到病床前，似乎想嘱托什么。
可他去了医院后，总理又陷入了昏迷，需要抢救，医生让他回去等。
周总理没再醒过来，他想嘱托邬吉成什么成了永远的秘密。
这也是邬吉成心中最大的遗憾，永远无法释怀。
不久，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邬吉成接到上级指示：
中央拟定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周总理举办追悼会，其安保工作由他负责。
中央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邬吉成出身贫苦，11岁成为八路军的一份子，
踏上了为抵抗日本侵略、解放中国而奋斗的艰辛旅程。
一路上，从神池县到忻州，又到崞县，辗转宁武、静乐等等地方，每片土地都有邬吉成及战友浴血奋战的痕迹。
期间，他始终将完成任务放在首位，把生死置之度外，数次负伤又数次站起，坚守在抗战前线，
经受住了考验。
他本人因为在战场上奋勇顽强、战功屡立而逐渐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职务随之水涨船高。
1945年2月，邬吉成被调到延安，负责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从那以后，做事细心、谨慎的他长期负责中央领导人、外国高层宾客、重大会议等的安保工作。
而周总理的追悼会非同一般，
会有众多党内重要领导人前来参加，前来悼念他的人又多，如果混进来一个两个别有用心的人，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所以，中央才让经验丰富的邬吉成担负这一重任。
时间紧、任务重，他从接到命令就马不停蹄的做准备工作，要安排追悼会场馆内外安保人员、要核实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还要保证参会人员背景安全。
1月14日，邬吉成正忙着检查人民大会堂的安保工作是否存在错漏，突然一个工作人员小跑着过来，说：
“邬团长，中央来电话了，说有事找你！”
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先是询问了周总理追悼会安保工作怎么样了，
得知已经准备妥当后又问邬吉成，是否做好了毛主席到来的相关准备。
邬吉成自然没有准备，因为没有接到过任何中央通知，考虑到现实情况，默认主席不会参加。
汪东兴遂指示道：
“那你现在就开始着手吧，做好毛主席突然到访的准备。同时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跟台湾厅布置好，毛主席身体不好，到了要有地方休息。”
邬吉成心中大震，连忙按照汪东兴的要求布置休息室、调配维安人员，并跟治丧委员会沟通，传达汪东兴的指令。
听闻毛主席要来，整个西花厅备受感动，
毕竟主席身体情况也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参加追悼会，着实令人意外。
除了安保部门，其他各部门纷纷为毛主席的到来积极准备。顾及毛主席的休息时间，追悼会没有一早开始，而是推迟了一段时间，才举行。
回想之前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毛主席同样没有提前示下，直到追悼会当天才决定亲自前往，
所以包括邬吉成在内的不少人觉得主席一定会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遗憾的是，直到追悼会结束，
毛主席都未曾现身。
以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系，主席没来令大家非常意外。
周总理与毛主席革命友谊
周总理与毛主席的情谊跨越几十年，是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
更是“算人间吾和汝”的知己。
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最典型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遵义会议”了。
在这场关系到我党存亡的重要会议中，
周总理是促进会议顺利召开的关键，是帮助毛主席重回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更是坚决维护毛主席领导地位的关键。
1935年1月7日，红军抵达遵义。此时对于我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调整战略布局，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负面影响，保留红军力量。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准备。
彼时，我党算得上是“内忧外患”——内有心思不正的人张国焘兴风作浪，外有强敌虎视眈眈。
如此重要的时刻，走错一步可能会给我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了改正错误的方向，选择正确的行军路线、战略方针等，
毛主席竭力游说中共中央各位领导，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阻止中央红军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经毛主席的不断努力，一众领导逐渐意识到正确方针路线的重要性。所以在进入遵义以前，他们便开始反对战争，
筹备相关军事会议、总结失败经验、选取正确领袖。
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周总理的积极推动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召开以前，周总理与毛主席曾多次合作。漫长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深刻了解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非常认可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第五次反“围剿”中，俩人陷入了同样的尴尬境地，手中几乎没有实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总理重新担任起部队的指挥重任，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局面。
期间，周总理得以与毛主席多次接触，聆听并支持他的想法和意见。正是因为周总理思想的转变，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中央军委进入遵义以后，他着手召开会议。因他在党中央的地位极高，所以这次会议由他推进要比其他人容易一些。
1935年1月15日，会议在遵义城琵琶桥东侧87号召开，
周总理、毛主席、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出席会议。
会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验教训，二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周总理极力举荐毛主席，带动其他与会人员一起票选毛主席，成功让他重新进入领导核心。
毛主席曾多次肯定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贡献：
“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之后，毛主席参加了各种军事会议。作为当时党内比毛主席更有声望的决策者，周总理对他非常尊重和认可。
周总理万事以共产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不管事情大小，
只要毛主席是对的，他都会全力遵从，给毛主席充足的发挥空间。
同时，周总理还帮助毛主席“排除”党内不和谐的声音。
受之前思想影响较重的人员，他亲自开导调解，使其接受和认可毛主席，保证毛主席在党内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在周总理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下，毛主席得以成为最高统帅，指挥全军行动，其地位日益稳固。
二人联手改变了我军岌岌可危的处境，为我党日后的宏图伟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们的革命友谊不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却在该会议中得到升华，在此后的岁月中，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肺腑的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更是相辅相成，为了建设新中国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到了晚年，两人的情谊仍旧稳定深厚。周总理为了国家鞠躬尽瘁，落下了一身病。毛主席担心他，时时事事为其操心。
1972年初，周总理开始便血。医生在为周总理做检查时，发现他的膀胱上有个不小的阴影。
要想确定阴影是什么，需要手术切片做病理，
意味着有很长一段时间周总理无法工作。
医护人员劝周总理尽快手术，正好趁着这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可周总理不愿意，得知自己可能得了癌症的时候工作还更加刻苦了，差不多每天要忙碌十几个小时。
常人的身体都经不起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何况周总理还是一个病人。
很快，毛主席听说周总理被确诊膀胱癌，
脸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眉头紧皱着，看起来心情非常沉重。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紧接着，他特意叫来总理的主治医生询问治疗方案。医生告诉他准备给总理开刀切除时，他异常不满，表示开刀容易扩散，也有风险，能不能通过中医和中药控制病情。
中医药自然没有办法控制癌症扩散，所以医生委婉向主席解释周总理的情况还是开刀更为妥当。
毛主席仍旧满心疑虑：
“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关心则乱，谁的提议毛主席都要怀疑几分。不过，他知道自己没有医生懂得多，并未干涉治疗方案，只叮嘱周总理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周总理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毛主席在家中坐立难安，专门召来总理的贴身秘书询问他的病情。
按照相关规定，医院不能随便将周总理的事随意告知他人。
可毛主席放心不下，不停催促秘书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直到周总理手术顺利完成他才长舒一口气。
据了解，当天毛主席本来要接见一位外宾，因实在太过挂念周总理，所以推掉了。
更令人动容的是，毛主席不仅让人随时汇报周总理的病况，还能记住总理病情的每个细节。
毛主席百忙之中还不忘关心周总理，可见两人之间的情谊有多深。
主席没有出现原因
然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再深厚的情缘也有终止的那一天，再长久的陪伴都无法跨过生死这一关。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二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分别在所难免。
1975年9月开始，周总理的病情急速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疗养。
医生检查后决定给周总理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原以为他手术了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可是没想到术后不到一月，他的病情出现反复，医生只好又给他做手术。
自那以后，周总理再也没能下床。即便自己情况很不好了，他依旧坚持工作
身边的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多次劝说无果，只好“大逆不道”的在他办公室门上、病房中贴上
“请总理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请总理爱护身体，注意休息”
的字条，搞得总理哭笑不得。
更让周总理无奈的是，中央的一众领导们也跟着一起“凑热闹”。聂荣臻、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人都在字条上签了名，无声支持秘书们的主张，默许他们代替自己监督周总理。
相比于大家如临大敌的反应，
周总理对生死倒是十分坦然，认为自己活70多岁够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总有这一天。
随着癌细胞的转移，他精神状况越来越差的同时，身心承受的痛苦也越来越剧烈，有时候疼急了连麻醉剂也没有效果，但他硬是挺着一声都没吭。
1月伊始，周总理开始断断续续的昏迷，病床前从不离人。5日，医生们又为他做了一次手术抢救，效果非常不理想，
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手段，保证他生理机能正常运转。
总理病逝的前一天，似乎有所预感，早早让妻子邓颖超回家休息，医生想给做他检查也被拦下，嘱咐医生去照顾其他病人。
一个一生大公无私、替别人着想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周总理病逝后，工作人员担心毛主席的身体，没有直接将这一消息告诉他，而是托毛主席住处的值班护士写了一张汇报小纸条，放在大厅的桌子上。
秘书孟锦云听见了外屋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有人来送汇报条子了，出门来取。
走到桌前，孟锦云看到了纸条上所写的内容，潸然泪下。
毛主席正在卧室里里看书，没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孟锦云将纸条小心叠起放进了口袋，擦了擦眼泪调整好情绪，才重新进屋。
整整一个上午，孟锦云心不在焉，几次想要开口告诉毛主席，可是看到他的状态又实在不忍心，这一拖就拖到了下午。
下午三点钟左右，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周总理逝世讣告送到了毛主席这里。
知道瞒不下去了，孟锦云只好带着哭腔读起了讣告。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孟锦云读到这里，再也读不下去了。她知道主席一定听见了自己所读的内容，不愿再继续念下去，刺激主席。
尽管毛主席先前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真的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还是不敢相信。他枯坐了半天，慢慢闭上了眼睛，随后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大家没有提前告知毛主席，周总理追悼会的具体时间。不过孟锦云猜测他应该想去，偷偷询问汪东兴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给毛主席，问问他要不要去追悼会。
汪东兴沉吟了片刻，指示道：
“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徒增伤心。”
不过汪东兴转念一想，
觉得毛主席还是有很大概率会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毕竟两人多年来的情谊在那里，毛主席一定想去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所以他在吩咐秘书、护士们做好毛主席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同时，也告知了追悼会的负责人做好相应准备。
事实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毛主席并未出现在追悼会上。邬吉成等人很疑惑，主席说了要来，为什么最后没来。
后来，
大家才知道不是毛主席不想来，而是来不了。
周总理追悼会当天，中南海内毛主席情绪低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默默垂泪。
秘书小心询问他是否要去追悼会，主席无奈的拍了拍腿，带着别样的情绪回答道：
“我已经走不动了。”
其实周总理去世对毛主席的打击不小，他的病情甚至一度恶化。尤其是在14日晚上，主席站不起来不说，还出现了呼吸困难，身体情况不允许他去。
1976年，是我党损失最严重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最伤心的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先后失去了周总理、朱德总司令还有毛主席三位伟人。
而知道总理追悼会前，汪东兴曾下达过高度秘密任务的人屈指可数。
多年后，邬吉成向众人说出了这一秘密，普通老百姓才恍然大悟毛主席当初为什么没有参加追悼会。
逝者已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华夏大地上。他们之间炙热而又真诚的友谊必定被人口口相传，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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