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一位农民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他的去世，不仅被各大报纸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而且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他的身份是一个农民。
但是，他在1975年到1980年期间，却以一农民的身份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正如他临终前向家人自豪地说道：
“我这辈子也活得值了，能够同时拥有农民与国务院副总理双重身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外，最值得我引以为傲的是，我这说辈子除了在田间地头忙活以外，还跟毛主席与周总理亲密共事过。”
原来，
他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
而且，陈永贵这个名字，也与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一个村子“大寨村”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真正苦出身
按照当年成份划分的标准，陈永贵的出身，远比贫下中农还要苦。
1914年出生的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人，这个地方处于太行山区，在抗日战争年代，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陈永贵所出生的家庭，当年极为贫困，一者没有自己的土地，二者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
步入绝境的陈永贵的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全家人一起饿死，二是把孩子卖掉换点口粮。
于是，除了还在襁褓中的陈永贵之外，较他年长的兄弟姐妹，都被父亲陆陆续续地卖给了他人。
“旧社会的时候，卖儿卖女，在我们这儿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方面孩子卖了所得的钱粮，可以让留在家里的人口多活一些时间；另一方面，把孩子卖出去，最起码可以让他们有口饭吃，不至于全家一起饿死。”
在陈永贵的回忆中，每当提及自己的身世时，他的语气总是十分平淡，因为，他所说的这种事情，在昔阳县这个地方，真的太过平常了。
父亲本也曾考虑到过，实在不行的话，便把这最唯一剩下的最小的儿子，也卖了，但转念之间，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
父亲还是有着非常执着的传宗接代、香火延续的信念，对于陈永贵这个儿子，他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保住。
因为，这可是陈家的香火传承与希望。
既然这唯一的儿子要保住，但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这样下去，全家还是死路一条，怎么办？
夫妻俩商量了许久，最后陈永贵的母亲为了保住这个唯一的儿子，她只能舍弃自己。
“把我卖了吧，把孩子留在身边，无论如何，你要保证把他好好地抚养长大。”
陈永贵的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看了许久，才依依不舍地交到丈夫手里，流着泪交代道。
“我保证。”
丈夫对着妻子发誓言道。
连多年共同患难的结发妻子，都卖了出去，目的就是养活怀中的儿子，若是这样还不能将儿子抚养长大，他又如何对得起她。
但时隔没几年，陈永贵的父亲却还是被迫食了言。
他与儿子陈永贵再一次陷入绝境，而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绝境。
“事到如今，总不能再把儿子卖了吧，自己之所以活到现在，就是希望养大儿子，自己还跟妻子百般保证，可如今——”
陈永贵的父亲看着自己幼小的儿子，彻底绝望了。
几日后，人们在村口的老树上，看到了上吊而死的陈永贵的父亲。
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上，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这个儿子最大的希望，就是想他一生富贵，朴素而充满着真诚。
但父亲自杀，母亲不知所踪，留在昔阳的陈永贵成了孤儿。
而他却像昔阳那荒山野坡上的植物，哪怕根系紧抓着岩石，也要抵抗住风雨，而不让自己倒伏；哪怕只从石缝中汲到微不足道的营养，也要挣扎着开枝散叶，去迎接阳光。
时势造英雄
在解放战争时期，陈永贵积极投身于农村的土改运动，并因为工作得力与表现出色，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扎根于农村的优秀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经由早期的土地改革，进行了土地二次分配，各地的农村土地被平均分配到农民手中。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毛主席认为，土地完全属于农民户均所有，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模式，不利于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与发展。
于是，
在1958年，他提出了农业合作社的构想，就是想把分散到农民手中的土地，用合作社的模式，重新归集起来，建立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管理与经营机制。
而政治方面十分敏锐的陈永贵，很快便领会到了毛主席的思想，他凭着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快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大寨这个地方，不仅创建了农业合作社的模式，后来称之为生产队，接着还率先成立了大寨公社。
陈永贵一方面对于脚下的这块土地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小便在土里求生存，对农业的种植有着丰富的经验与认知，在他的带领下，大寨村导入合作社的农业集体经营模式后，的确较原来分散的小农户经营，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中有着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就是，
大寨这个地方并非平原地带，而是沟坡交错的山地，因为都是荒山野坡，历史留下来的可耕种土地资源并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分到农户手里，每一户的农民所得到的土地也很少。
再者，因为这儿的土地主要为山坡地，属于我们常说的“薄田”，即便能种上庄稼，产量也极低。
这样一来，农民是家家户户有了自己的田地，但碍于这种客观条件，依靠种地糊口依旧艰难，更谈不上发家致富了。
土地分到每户之后，因为各家农户的劳力有限，再加上权属的制约，农民并没有开垦荒地的热情，也不敢随便开垦荒地，只能在半亩几分的田里淘一家人的生活。
手中拥有土地的农民，依然很穷。
而农业合作社的模式，却解决了大寨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陈永贵组织村民，在农忙时耕种收割，在农闲时开荒拓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转变成集约化经营，让农村劳力的使用更加高效。
其次，原本一家一户不敢开垦也没法开垦的荒山，到了合作社的集体化时代，这个障碍便迎刃而解。因为大寨的所有荒山虽然不属于某一家具体的农户，却是名正言顺地归属于大寨这个集体，以集体的名义来开垦荒山，没有任何程序与法理上的问题。
因为可耕种土地的不断拓展，土地总量在快速变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便农作物的亩产量没有显著增长，可总的粮食产量却大幅度提升。
这一下，大寨村与陈永贵的名声在当地传播开来，因为，谁也没想到，原来一贫如洗的大寨村，短短几年下来，不仅成了交公粮大户，而且村民还从原来食不果腹变成了家家都有余粮。
在陈永贵名声传开之际，他的政治影响也开始成倍地放大。
接下来的一件事，更是将他的名气与政治影响力，一下子提升到极致。
那是源于1963年的一场暴雨。
这场连续下了多日的暴雨，带来的不只是水灾的问题，对大寨村最大的影响，是把构筑在山坡上的梯田，冲得七零八落。
这些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山坡地，被连绵几日的大雨所摧毁，刚刚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大寨村民，一下子被打回到绝望之中。
在所有人都心灰意冷的时候，陈永贵虽然眉头紧锁，却并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与天斗，其乐无穷。”
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毛主席曾说的一句话，
梯田被水冲了又怎样，大寨村不就是从一穷二白，短短几年就发展到全村人衣食富足的。
对于大寨村的受灾情况，昔阳县政府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甚至在知会陈永贵以前，就已经向上级政府提出了拨款拨粮救灾的申请。
当陈永贵得知县政府要对他们进行救灾粮款补助时，一向不服输的陈永贵却直接拒绝了。
“我们大寨村不会要政府一分钱，也不会要一斤粮食，我们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这点灾害打不倒坚强的大寨村村民们。”
陈永贵的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连县政府领导也不住地点头赞许。
结果，在暴雨结束之后，陈永贵马上组织村民进行了山坡梯田的修复，并及时补种上庄稼，在这一季的农收后，大寨村在没有接受国家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不仅实现了保障了村民的生活，而且向国家缴纳的公粮竟达到了历史新高。
1964年，在毛主席接见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时，两人谈及山西的农业发展状况，特别是农村合作社及人民公社时，陶书记便以大寨村作为了典范，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
正是这次汇报，让陈永贵这个名字，印在了毛主席的脑海里。
农民副总理
听到山西省委陶书记对大寨村及陈永贵的介绍后，毛主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没有只凭一人之言，便马上不经调查便认可大寨的模式。
1965年，毛主席与周总理就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模式，进行交流与探讨时，把陶书记关于大寨与陈永贵的事，向周总理作了介绍。
“总理，要不你亲自去大寨看看，若事实果真如陶书记所说，我觉得，陈永贵在大寨的经验，倒值得向全国推广。”
周总理十分了解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本身他也在为中国农村到底要往何处去在发愁，深知，中国的农业需要一种成功的模式，可以向全国进行复制。
于是，当即便决定，前往大寨村，进行实地考察。
而这次考察的主要接待人员，便是陈永贵，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周总理这次前往，不仅去实地了解大寨村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大寨村的农村集体化模式，同时，也有意识地对陈永贵进行了解。
通过这次亲身前往，周总理看得到，大寨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的确发展得很好，集体机制在这儿的效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而陈永贵本人，在性格上属于敢闯敢拼，在农业生产的知识与经验上，也算是行家里手。
毛主席得到了周总理对大寨村与陈永贵的一手资料与判断后，也准备亲自了解一下陈永贵。
正好，当年他以举办一个家庭生日宴的名义，把陈永贵叫到了北京，并与他长谈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大寨的模式很好，值得推广；陈永贵是个不错的农业领导人才，可以重用。
随着1967年五一庆典活动，毛主席再次邀请陈永贵与他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陈永贵的个人名声与政治影响力，在毛主席的背书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7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务院换届选举中，陈永贵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正式当选，他的工作分工是主抓农业。
许多人可能非常不理解，陈永贵虽然在大寨村的农业集体化改造与农业经济发展中，其贡献可圈可点，但他终归一个农民，论身份、眼界、学识及工作经验，只怕都很难胜任国务院副总理如此重要的职务。
其实，对于毛主席与周总理来说，
之所以想让陈永贵当这个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看中的并不是他的综合能力，而是他的大寨模式。
从1958年，毛主席推动中国农村推行集体化的经营机制之后，一直到1975年为止，虽然基本都已实现了农村以土地为主的所有资产的全面集体化，但是，在集体化经营方面，却一直没有摸索出一条真正可行之路。
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化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但真正的优势却并没有发挥出来，这让毛主席与周总理，都非常头痛与纠结。
而同样参与了农村集体化全部进程的陈永贵，却把大寨村打造成了农村集体化资产与集约化经营的样板，这种经验如果能在全国推广与普及，必将对中国整体农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及正面影响。
而让陈永贵来出任农业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并不需要他对全盘的农村农业负责，而是
抓住毛主席所说的“主要矛盾”，就是推广“大寨模式”。
为此，毛主席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号召：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80年，中国已经农村的经济模式已经再次发生了转变，开始从集体化走向包产到户，陈永贵所打造的大寨模式，已不再适应当时中国的农业政策与发展方向，陈永贵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便辞去了副总理一职，重新回归到单纯的农民身份。
结语
陈永贵，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政策背景下，凭着自己对毛主席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政策的领悟，通过有效地组织与调动大寨村村民的积极性，将土地集体化、经营集约化相结合，将穷山恶水的大寨村，打造成了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典范，他的作用与贡献都是极大的。
他在被推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不仅不要工资，而且还坚持保留自己农民的身份，并仍旧在政务工作之余，坚持从事农业劳动，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与中央领导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农民本色与质朴的行事作风，值得后人敬佩。
虽然，中国农村土地与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政治，随着时代而产生了新的变化，但陈永贵所开创的大寨模式与大寨精神，直至今日，仍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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