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位身着考究、气派从容的干部，来到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
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封有红色铅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并写着“速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毛笔正楷字的函件。
函件天头部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
传达室的同志见是国务院的急件，哪敢耽误，赶紧答收并快步送到了行长办公室。当时行长外出，便由办公室的于秘书打开函件查看，里面装着周恩来办公室呈交总理一份报告，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因西藏活佛第一次进京，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摄制纪录影片，各方面均需招待费。主席嘱拨些款修缮寺庙，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经预算为贰拾万元人民币，可否请批示。1960.3.18”。
伪造的函件
下面有周办主任的亲笔签名，用的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专用公函纸，盖上了周办的鲜红大印。在这份报告的天头处，则有几行周恩来的手书批示：
“招待好西藏活佛，是事关民族统一、团结的事，至关重要。请人民银行在今天下午七点钟之前从速备齐贰拾万元人民币，送交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不得有误。”
落款是周恩来。
而且签名下方还有一小段批注：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①要市场流通旧票
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
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急件转到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王兰手中，他很快就领悟了周总理的意思，最近报纸上和广播里铺天盖地的报道西藏活佛进京一事，已是尽人皆知；可是客人即将到来，招待费用还没有准备好，周恩来总理着急也是情理之中。
再看看这份急件，用的是熟悉的公函纸，写的是熟悉的字体，盖的是国办的大印，这样来自国办厅的信件已经司空见惯了，只不过这一次在时间上要求得更急迫一点罢了。
王兰没有理由怀疑这份文件的真伪，立即派人去金库清点20万人民币现金，准备送到民族饭店。
下午6点20分，王兰又接到了“总理办公室”询问工作进度的电话，王兰仔细汇报了进度情况后，更加深信不疑，认为总理着急使用这笔款项，连忙让三名同事把20万巨款装进两只麻袋，送往民族饭店。
在民族饭店接收款项的正是之前送急件的那位干部，自称“赵全一”，他在查看过款项数额后，写了个收据，并按照程序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图章的取款函一并交给送款人，这封信函上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民族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领取拨款贰拾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1960年3月18日。”
伪造的转介绍信
所有程序没有一丝差错，全都符合接收款项的规定，三位银行工作人员与赵全一交接完毕后，轻吐一口气，终于赶在周总理规定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三人兴冲冲地返回银行，将收条和公函交给了王副局长。
3天之后，外出归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为了请示这笔巨款怎样下账，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可是，万万没想到，周总理的秘书听到行长的汇报后，给出的回应让行长如遭五雷轰顶，秘书反复确认后，明确告知：总理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办公室也没有赵全一这个人。
行长多次确认，听到的都是秘书明确的答复，此时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行长的心情，必定是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在那个年代，3块钱就能在连队能买60斤牛奶或300-600斤白菜，工人的平均工资在50至60元，可以想象，20万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啊！
骗局，这极有可能是一场骗局！可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伪造周总理办公室的急件和总理的签名呢？还有严格管控的国办厅使用的公函纸，标准的信封，以及明晃晃的鲜红大印，又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
伪造的全部信件
行长曹菊如心神不宁，赶紧将相关的函件都拿出来，与以往周总理发来的信件一一比对，可是无论怎么比较，他都看不出半点破绽，根本不像是伪造的。
3月22日，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求将“总理批示”等所谓的紧急函件及介绍信、收条等送来查对。
2天后，总理办公室给出查对结果，确认“总理办公室报告”、“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等所有物件全系伪造。就连那个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和来总行送紧急函件的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也压根儿不存在。
确认无误，银行被骗了！
1960年的20万巨款，就这样被一个骗子大摇大摆地从国库里骗走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高明有胆识的骗子，竟然敢伪造堂堂国务院办公厅的信封和公函，冒用周总理办公室的报告和介绍信、伪造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签名，大摇大摆地从国库里骗走20万元巨款！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这是第一起对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的诈骗案，堪称天字号第一号诈骗案。
很快，事情就上报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行长将被骗的全过程详细的汇报后，总理震怒。
周总理在西花厅办公
平日里，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理总是以温文尔雅的儒将形象示人，处理棘手的事情也总是温和躬亲，可是这一次，总理是真的生气了，办公室秘书后来回忆，他们在建国以后还没有见过总理生这么大的气。
冒用国家高级领导人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签名、文件从国库里骗钱，若不将案犯绳之以法，共和国的体面何在，国务院又如何向党和全国人民交代！
“马上给我接通杨奇清的电话，让他来破这个案子。”周恩来第一时间想到了杨奇清。
杨奇清是何许人也，能让周恩来总理这么重视？
杨奇清，公安部首任副部长， 是老保卫出身，是最早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干部之一，也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奠基人。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屡屡破获奇案、疑案；只不过他是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始终隐居于幕后。
杨奇清
在五六十年代里，几乎每一次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出行，都是由杨奇清负责保卫的，他深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器重，被毛主席称为“一面超级盾牌”、“共和国之盾”，只是因为他特殊的保卫身份，不为一般群众熟知而已。
正因此，周恩来总理才会在大案发生时，第一个想起他，让他来破案。只是很不巧，杨奇清此时正在玉泉山公安部领导干部的读书班学习，不能赶来。
杨奇清不在，总理一时想不到该找谁来接替他，良久，才吩咐：“那就把谢富治找来，让他组织力量尽快侦破这个案子吧！”
谢时任公安部部长，与杨奇清扎实稳健的办案风格迥然不同。针对这个天字号一号诈骗案，谢打定主意要亲自操刀，力争短时间内破案。
他认为这个案子诈骗款项数额巨大，作案时间短，犯罪技巧高，转移藏匿快，初步断定必然有一个犯罪团伙共同作案。于是采取了广泛控制和重点控制相结合，全面铺开与分头并进的办法。
谢要求通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对所有可能藏身活动的场所进行控制，并对银行人员进行监控，以防内外勾结作案；结果虽然大费周章，可是并没有多少收获，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有银行目击证人确认到银行总部送文件的人与接收钱款的是一个人，由此可以排除团伙作案的可能了。
随后，谢又展开了第二道行动指令，在北京全市排查寻找“赵全一”，北京市局和市属各分局迅速清查了整个城市的人口，结果并没有发现那个“赵全一”的影子。
接连两次失利，使得专案组成员有些“军心涣散”，谢也有些着急了，他又分析了一遍，认为“赵全一”自己一个人无法快速转移20万巨款，那可是整整两大麻袋啊，肯定有人暗中协助他。
于是谢断定民族饭店就是“赵全一”的犯罪据点，一定会有同伙在那里接应他，协助他。
“将民族饭店的每一个人都给我彻底地查，从中间挖出‘赵全一’的同伙，再通过同伙找出‘赵全一’。”谢下了死命令。
北京民族饭店
专案组只能再次彻查民族饭店，把饭店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依序进行询问，并将重点怀疑对象隔离起来，轮番审讯，日夜不停，急求突破。
这样声势浩大的排查不仅进度缓慢，还把饭店工作人员惊吓过度，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害怕引火烧身。
最后的调查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人招供是“赵全一”的同伙，而且大家连亲眼目击的线索也不敢提供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3月27日，周恩来总理让秘书给谢打电话，询问案子的进度，却得知谢突然称病，已住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而整个侦查工作陷入了滞缓。
事已至此，必须把案子接替下去，周恩来思虑片刻，对秘书说：“马上通知杨奇清回来。”
3月27日夜晚，杨奇清便赶回到了北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
十天，这是周总理给他的最大期限，这个案子已经拖得时间太长了，必须让杨奇清这个老将提刀上马，破案时间很紧迫，必须抓紧时间组建新的专案组。
3月28日上午，杨奇清与新组建的专案组成员开会，商议重新部署与调查事宜，待到全面部署完成之后，杨奇清把大家伙召集到一起，让每个人各抒己见，谈谈自己对案件的看法。
在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面前，成员们也不再有往日的拘谨，纷纷提出看法，最后杨奇清综合大家的判断作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撤销对银行有关人员的监控，他断定这不可能是内外勾结作案。因为普通职员没有权力在金库拿钱，而高层又不会使用这种贼喊捉贼的高风险方式；毕竟在伪造了总理的批示和签名后，又主动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报告，这样的方式太愚蠢了。
第二，停止从户籍中寻找“赵全一”的行动，因为这个名字极有可能是化名，花费大力气找出来的“赵全一”不一定就是调查员们要找的那个人。
第三，马上释放民族饭店所有被软禁、被拘留的人，他断定疑犯在这里接收巨款，并不是因为这里是据点或者有同伙，而是想利用这里人来人往、鱼龙混杂的场面方便自己的行动；同时这里也是西藏活佛下榻的地点，而疑犯谎称那笔巨款是为了接待西藏活佛所需，这两点合在一起顺理成章。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左三），左二为罗瑞卿
杨奇清认为，对待这个嫌疑犯不能以普通人的思维对付他，试想，一个能够伪造得出周总理办公室函件和总理批注与签名而从国库里骗走20万巨款的疑犯，一定是一个见过世面，拥有高智商的人，因此常规的断案手段对他来说不一定有效，必须在已知的所有证据和线索中找出他留下的蛛丝马迹，一点点放大，直到抓住他。
到了30号下午，杨奇清带领专案组成员再一次来到民族饭店，饭店里的一位电梯工人和一位服务员特别注意过取钱的“赵全一”，但是两个人在回忆里的描述有些差别，杨奇清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件事。
他特意召集现场人员进行模拟，重现案发时的情景，帮助目击证人回忆；正当有了新的线索时，谢出院了，他立即下了一条命令：将民族饭店那两个见过“赵全一”的工作人员抓起来。理由：他们就是疑犯的同伙，二人的回忆说辞正是为了转移专案组的视线，帮助“赵全一”逃跑。
杨奇清一声不发，抽出一支烟点燃，大口吐出烟圈，他对这个逮捕命令实在感到荒谬至极，不可理喻，可是他并没有当面说出来，而是对成员说：“他们是无罪的，干嘛要抓？”
明白了一一专案组成员都明白了杨奇清的决定。
“我就没见过这样办案的，这样调查来调查去，还能破案吗？”谢知道杨奇清拒绝执行命令后很是生气。
杨奇清拥有多年的侦查保卫经验，办案旗帜鲜明，讲求证据，实事求是；在这个影响严重的天字一号诈骗案中，他也没有因为办案时间紧迫而仓促行动，盲目抓人，而是广泛调查，并使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侦查鉴定手段，寻找证据，并强调：“要将犯罪的物证作为查证的重点。”
伪造的收据
杨奇清察看了“赵全一”送来的函件，认出了这是一种办公用的十五行横格纸，在广泛查找中得知，外贸部使用的公文纸和“赵全一”使用的纸型是一样的，经过反复查询，专案组确定“赵全一”所用的纸张出自外贸部。
线索明确，杨奇清当机立断，调遣精英同志前往外贸部进行调查。外贸部也很配合，和专案组的同志昼夜奋战，翻查人事档案，调出案发当日外贸部所有人员的行踪，查对笔迹，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一一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的笔迹与证物上的笔迹相似。
笔迹拿到技术侦查科，经过公安部三局贾大光的鉴定，最终确认王倬的笔迹与“赵全一”的笔迹完全一致。
这个王倬经历很复杂，曾用名王连升，36岁，辽宁省辽阳人，1943年的时候加入了青帮，1948年在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北平解放后参了军，不到一年的时间从军队开小差逃回了北京，1952年通过自荐混入中国进出口公司，9月份调到了外贸出口局当科员，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少将专员。
王倬
通过深入调查，杨奇清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线索，1950年，王倬在陕南军区第一卫生所与病号王昌国伪造路条开小差时，曾给王昌国化名“赵全一”，与这次的疑犯所用的名字一致。
而且通过外贸部公开成员踪迹，杨奇清得知，在18号那天，王倬曾请假陪母亲到积水潭医院看病，而医院的登记簿上并没有王倬来过的痕迹；而且在二月间，王倬曾向文印室借用过刻蜡纸的钢板，说辞是为街道食堂刻饭票，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刻饭票这回事。
这时候，监视王倬的专案组成员也回来报告说，王倬下班后在北京站售票口徘徊良久，而且晚上独自在后海踱步，举止反常，神情异样。
王倬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他就是要抓得“赵全一”，只不过让杨奇清不解是王倬将一些值钱的旧物送到了王府井附近的当铺换了钱，说是为母亲治病，这个样子根本不像是已经骗了20万巨款的“有钱人”。
北京市李广桥南街3号 王倬的家
正当杨奇清为这种表象疑惑的时候，又传来了最新消息，王倬的家中，在深夜飘出焚烧纸张的青烟与气味，侦查人员怀疑他在焚毁纸币，消灭罪证。
时不我待，即刻逮捕，杨奇清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抓捕审问，一路负责搜查赃物。专案组成员在王倬的办公室发现了他伪造公函所用的钢板、铁笔和缺页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正是他用来写收条的。
还从他家中的夹壁墙里找到了他骗来的十九万一千二百余元巨款，其他缺失的款项已经被他焚烧销毁了。
证据摆在面前，王倬一下子惊住了，他没想到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被人在半个月之内就破获了，面对这一切，王倬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行骗的全过程：
这次行动，他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整个的过程都是独来独往，包括母亲妻子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得手之后，也是自己使用自行车运到家中的，趁着家人不在把20万现金统统藏进夹壁墙，而且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去当铺典当物品，伪装成贫困的样子；焚烧现金则是因为感觉到危险已经逼近，打算销毁证据。
王倬骗取的钱
至于他行骗的念头，起源于他在工作中看到下属对部长的批示从来不会怀疑，不管如何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特别是对总理的批示和总理拟定的外贸计划，都无条件地执行，精明的王倬从中发现有机可乘。
从此王倬便处处留心总理的题词和签字，还经常仿照周恩来总理的字迹来练习签字，并同时关注大人物批示文件的习惯，用纸格式和是否使用印制等。
到了1960年3月1日，经过两年的准备，王倬认为时机成熟，他先后从王府井文兴文具店和龙头百货商店购买了伪造信件用的橡皮、印台、蜡纸、印油、毛笔、信纸等工具，并以为街道食堂刻印饭票为名，从出口局办公室借了一块钢板，拿回家中；
12天之后，又从局办公室找到了两个已经用过的带有国务院款的旧信封，从他自己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拿了三张十五行横格纸；随即于17日夜晚在家中伪造出了骗款文件后，将全部工具销毁。
练习用的签名
之后，事情的发展全部都在王倬的预料之中，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到带有总理批注和签名的函件，立刻照办，在限定的时间内给王倬取出了20万元的现金巨款。
起初，王倬认为自己的计划准备齐全，天衣无缝，面对公安部的调查有恃无恐；可是随着杨奇清等人顺藤摸瓜式的细致调查，王倬看到他们查到了自己单位，才开始感受到恐惧，产生了焚烧纸币，销毁证据的想法。
到现在，所有事情真相大白，杨奇清让专案组的同志拿照相机保存了证据；回到办公室后，他高兴地接通中南海西花厅的专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了案件的进度。
此时是4月4日，从他接受总理亲自下达的限期十天破案的命令，到案件告破，总共才八天时间；这八天八夜，他和专案组成员吃住在一起，昼夜奋战，终于大功告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这个天字一号诈骗案基本上已经清晰，可是还有一件难搞的事情，就是王倬的母亲张可民。
这个案子确实是王倬单独所为，可是他的母亲张可民在王倬得手后意外发现了真情，并选择了隐瞒，也曾帮助王倬窝赃和焚烧纸币以毁灭证据，因此张可民也被逮捕了。
这个案子影响甚坏，该如何判罚张可民呢？从重还是从轻？
杨奇清考虑到王卓家还有四个孩子，且张可民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便向法院提出建议：将张可民从轻判处。法院根据杨奇清的建议和王母的犯罪情节，将其判了三年。
至此，此案终结，震动周总理的天字一号诈骗案在杨奇清的指挥下顺利结案。
7月28日，王倬在北京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年之后，王母张可民被提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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