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几乎占据了整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一则消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死刑，昨已执行枪决。”
一般来说，我国处理涉外案件都是非常谨慎的，可是在处理李安东案件时却异常的决绝，没有给对方一丝缓和的机会，这是因为这两个间谍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难以容忍，他们的案件就是震动五十年代的“炮轰天安门”案。
事情要回到1950年4月，当时公安部获悉重要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编织一个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间谍包围圈”。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得知后，专门开会指明利害：美国在驻华周围一些国家的使馆中，秘密派遣了不少间谍特务，他们与在大陆的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因此，我们的侦查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国主义间谍的轨道上来...
罗瑞卿
副部长杨奇清在会后也立即做了布置，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寻找美国间谍，并吩咐：“将全国各地搜索到的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迅速集中到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统一办理。”
很快，全国各地的情报系统纷纷把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集中到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员则夜以继日地翻译、分析着资料；逐渐地，李安东、哲立、山口隆一、甘纳斯这四个外国名字频繁地进入了杨奇清的眼中，凭着一个老保卫人员的直觉，这四个人之间肯定有故事。
果然，经过细致调查，关于这四个人的材料全部涉及到一个地方，落于北京东四三条的一个美方机构一一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乍一听是个正经机构，实际上它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有不少长期居住在北平、天津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侨民，经常出入于这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二战期间就曾充当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副部长杨奇清领导专案组顺藤摸瓜，对涉及美国新闻处的国际间谍重点嫌疑对象深入调查，而且通过多种手段使得敌情更趋明朗：
李安东，原是个意大利战犯，意大利人，“七·七”事变后，李安东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的特务相勾结，以记者身份做掩护，为日军在华北各地刺探我国军事情报，抗战胜利后被抓捕，直到1947年5月才获得释放，回到了他在北平贡院大街4号的家中。
本以为经过监禁会改过自新，可是李安东不思悔过，在1948年3月，被美国驻华武官鲍尔德发展为了美国间谍。
后来，李安东搬到了北京甘雨胡同乙十七号，他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份为掩护。
李安东
北平解放后，鲍尔德在撤离前宴请了李安东等其他几名间谍，并向他部署间谍任务。李安东讨好鲍尔德心切，信誓旦旦地向鲍尔德保证：“我们会继续在北京活动。我那里还藏有一门迫击炮、几十枚炮弹和手榴弹等武器。”
鲍尔德追问道：“你们准备怎样使用这些武器？打算遇到什么机会使用？”
“我想在中共领导人再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试一试。”
不得不说，李安东作为一个间谍，胆大心细，可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才智用到正道上，如此作为，只能沦为历史渣滓。
鲍尔德听到李安东大胆的计划后，立即意识到他们这一群人隐藏在中国心脏地区的价值，随即兴奋地向他许诺：“如果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
50万美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足够李安东等人一辈子高枕无忧；为了坚定李安东的决心，鲍尔德再次给出支持：行动成功另外再支付50万美金，并且让自己的翻译，中国人马新清以及法国人魏智在必要的时候配合他们的行动。
宴会临近结束，鲍尔德告诉他们：“等到我从香港给你们发出‘美国之行已取得圆满成功，那笔生意已经批准，正式成交’的暗号，并且付出了50万美金后，你们再实施‘炮轰天安门’的计划。”
可以说鲍尔德为了支持李安东“炮轰天安门”的计划，一掷千金，煞费苦心，就差自己亲自操作了。
1950年 天安门阅兵
再说李安东等人，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亲口承诺和50万美金预付款后，高兴得不亦乐乎，立即开始筹备暗杀计划。
1950年1月，李安东再也按捺不住，他找到了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东郊民巷法文图书馆的日本特务三口隆一，约他前往家中议事。
山口隆一也是一个老特务了，他1938年来到中国后，便一直变换身份，专门收集华北沿海的船舶情报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情报，供给日本海军部，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又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做情报员，继续收集有关新中国的情报，供给OSS。
美国方面还对山口隆一颇为重视，给了他六个月的活动费共二百八十美元，并将他的月薪提高到了150美元，让他继续潜伏在北平，以待大用。
就这样，山口隆一潜伏在住在甘雨胡同十六号，和李安东的住处仅几步之遥，二人来往密切。
这天，李安东把山口隆一约到家中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自己存有一门“82式”迫击炮及炮弹、子弹、手榴弹和手枪若干，可以“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集会时试一试”。
山口隆一得知计划的大致内容后，和李安东一拍即合，当即草拟了一份计划报告，决定趁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国庆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时，炮击天安门城楼，谋害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
邀功心切的山口隆一还写了一封发往东京日洲株式会社转美国占领军总部的信件，信中将他们计划10月1日炮击天安门的意图报告了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
他在信中将这一阴谋称为一次大的“挑战”。他说：现在正同对方（指我方）很痛快地对抗。他还把炮击天安门的计划，称为“事情的更加发展”，并估计那时会遇到“强大的压迫”，办法是“潜伏”。
山口隆一性格虽然骄傲自大，可是做起事情来却继承了日本人慎重仔细地性子；
自5月初，山口隆一就开始频繁出现在天安门一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不断观察、测量周围形势，并亲手绘制了一幅天安门形势图。
山口隆一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
图中：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上画着一个人，一个粗粗的箭头从西侧金水桥直指检阅台；东侧金水桥上的另一条弧线，射向天安门城楼的顶部。
左边日文写道：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似以城楼下方一台“消防压水机”为起点，直指天安门顶部，右边也有日文说明：从日本买来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并说明了我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逢重大节日，就会在天安门检阅群众队伍。
但是很显然，这张图并不是关于消防设备的，而是关于迫击炮射击距离的。
被捕后，山口隆一也供认不讳：“我知道集会时，政府要人都到天安门来，十月供一日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开会，我给东京盟军总部画这个天安门，是告诉他们，天安门毛泽东位置的目标。”
书接上回，李安东等人已经将“炮轰天安门”的阴谋策划妥当，就等鲍尔德从香港传来动手的消息。
这边，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领导的专案组已经注意到李安东等人的异常举动，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进行抓捕。
为了找到证据，侦破阴谋，杨奇清决定采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盯梢，以此来找到间谍们意图进行破坏的证据。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公安侦查工作的条件还十分原始、简陋。侦察员没有什么通信设施，互相间的联络常常只能靠打手势和对暗语等。跟踪盯人时，常常出现以自行车、三轮车去追摩托车、汽车的情况。
尤其是在跟踪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这两个间谍犯时，常常是他们俩人骑着摩托车在市内马路上疾驰，而侦查员则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穷追不舍。颇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战士靠两条腿追国民党军队的四轮汽车时的风范。
正是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上的差距，在北平大街上，经常会出现时常会出现一辆摩托车疾驶而过，后面就有好几辆捷克、三枪飞利浦牌自行车在后面猛追的奇景。就因为这种状况，有好几次，侦查员因为盯梢闯红灯被交通警察逼停。
“当时的跟踪盯梢工作很艰苦，精神紧张，身体疲惫，有时一守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丢梢、漏梢。”负责盯梢的李瑞祥回忆道。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侦查员们硬是完成了自行车追汽车的盯梢任务，掌握了大量的间谍资料。
公安部副部长 杨奇清
正当侦查员们准备继续跟踪，获取更多资料时，突然李安东等人在见了一次面后停止了任何异动，甚至停止了任何来往，仿佛彼此都不认识一样。
这是杨奇清最怕的事情，对付间谍，不怕他们闹得欢，最怕他们不闹腾。停止异动就意味着他们变得更加隐蔽和警惕，间谍们可以随时发起进攻，让侦查员们难以预测，从而打个措手不及。
不过，幸好正气之人自有天助，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军抵挡不住人民军的凶猛进攻，节节败退，处于被动地位；同时美军又担心中国会介入战争，帮助朝鲜，各种因素综合下，美军终于忍不住了。
美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纪要明确写道：“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能在短期内采取制胜的进攻方法，在共产党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给予一次最无情的打击，而且要打中要害，力求致命...”
美国CIA特务头子杜诺万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不断催促鲍尔德赶紧启用潜伏在北平的间谍，实施暗杀计划。
而此时鲍尔德不在中国，一时不能和李安东取得联系，于是他哄骗李安东妻子的学生程娜，让她带着信息回到北平，找到李安东，代为传话。
很快，程娜的妹妹程梦又受姐姐之托，来到甘雨胡同李安东的住处，向他传递了鲍尔德的信息。
狡猾的李安东听到鲍尔德传来的“生意行情看好，祝你好运”后，立刻明白了，马上就召集山口隆一等一众特务来到自己家中，开始布置任务。
可是老谋深算的李安东不会想到，程娜程梦姐们自从入境之日起便已经被我情报部门注意并成功建立起联系；她与李安东的所有对话，专案组一清二楚。
此时已经是1950年9月初了，李安东在家中门窗密闭的书房里，向众人宣布了密谋已久的行动计划：
在10月1日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从他家里用迫击炮向天安门城楼中心连续发射3颗炮弹。根据目标和射击位置的计算，在有效射程和发射角度内，一发炮弹的爆炸威力为120平方米，足以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同时炸毙。
接着把任务分割，分配到个人，把事前事后的行动，逃逸等都安排妥当，就等10月1日国庆节的到来了。
1950年9月28日，一个开牛奶咖啡店的伊拉克女人按照山口隆一的安排，来到东单国际邮局邮寄航空快件。早已蹲守在此的侦查员立即上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杨部长，山口隆一派伊拉克女人寄出一封航空快件，收信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
这个地址很熟悉，杨奇清很快想起来，赶紧回电话：“那个地址就是美军驻日司令部情报处，马上把那封航空快件给我截下来！”
一个时辰之后，快件就到了杨奇清手中，果然没错，就是行动指令。
快件里是一封信和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这个草图就是山口隆一之前绘制的；而信件上则写着：
OSS总部：所购灭火器定于十月一日发货。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这种小把戏是瞒不过老保卫出身的杨奇清的，OSS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很明显，这是李安东等人准备动手了，目标就是天安门，而时间就在十月一日。
杨奇清当场决定：侦查工作进入一级战备，坚决把这伙狂妄至极的敌人消灭在“十一”庆典之前。
在罗瑞卿的陪同下，杨奇清立即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拿着那张炮轰天安门的草图和信件仔细地看着，脸色越来越差，当即下令：“事不宜迟，迅速破案！”并就有关政策问题作出具体指示，强调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随后这一重要情报又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汇报了详细的情况，谁知，毛泽东反而很沉稳地说：“轰炸也好，打手榴弹也好，打迫击炮也好，都不准动，照样阅兵和游行。”
甚至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前，毛泽东还镇定自若地对周围的人说了一句话：“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说归说闹归闹，不拿安全开玩笑。杨奇清火速赶回第一专案组驻地，做了紧密部署，向整装待发的所有侦查员们下达了立即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国际间谍的命令。
李安东被抓捕
自当晚9点15分开始，各组陆续到达逮捕地点，以巧妙理由敲开了这些国际间谍的大门，顺利抓捕到位，并在李安东同伙马迪儒的住处搜到了大量武器：
1、山口隆一测绘射击天安门图稿一幅；
2、八二迫击炮一门；
3、600901号手枪一支，炮弹和各种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
4、烈性毒药两件；
5. 各类情报底稿、信件、委任状等若干。
在这些证据面前，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不得不承认，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寄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G-2（情报处）的，他们谋划在国庆一周年当天，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混乱。
至此，一个策划了半年之久的“炮击天安门”阴谋以破产告终，涉及此案的七名国际间谍也全部落网。
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担任公诉人，向法庭宣读检察署对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的起诉书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任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作为公诉，对李安东等罪犯提起了公诉。
审判结果，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其余从犯按危害程度量刑；宣判之后，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立即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绑赴天桥法场，执行死刑。下午5时整，伴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李安东、山口隆一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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