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这个名字讲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不熟悉，不过有一部以他为原型的谍战剧一一《潜伏》大家也许会知道，在这部剧的大结尾有一段电台呼叫：“农夫呼叫深海”，这个农夫就是整部剧最大的BOSS李克农。
毛泽东曾经评价：“李克农是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长期以来，大家都对毛主席用兵入神心悦诚服，可是都忽略了一件事，毛主席的排兵布阵都是以情报为基础的。
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共消灭了国民党800万人左右，其中通过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策反、起义、投诚、和平改编的，就达到了180万人左右，占20%以上。
毛主席也讲过，我们战胜国民党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的战场。
这个隐蔽战场的主导者正是人称“中共特工王”的李克农，李克农的贡献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历史是这样评价他的：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
建国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1955年，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毛泽东亲手为李克农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斜佩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外耀眼。
这位自“寂静战场”上走出的老兵成了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知，却起到了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2月9日，正是李克农将军逝世59年的日子，作为后人应当知道些他的传奇谍战故事，因此作此文以缅怀。
1899年9月15日，江城芜湖一户李姓人家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父亲高兴的给孩子取名“李克农”，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注定，“克农”（戴笠字“雨农”）这个名字指明了孩子今后的人生道路。
李克农读书期间，中华大地上军阀割据，政潮迭起，局势诡秘难测，平头百姓生活依然艰难，富有革新思维的李克农清楚只有变革才能强壮中国，于是依然投身革命。
因为是家中长子，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后改名赵瑛）结了婚。
此后，从1917年到1924年，李克农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庆、六安等地辗转。他在北京《通俗周报》社做过发行工作，也当过政府职员，这段经历使李克农见识了民生艰难，也坚定了革新救民的决心。
李克农
1926年，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安徽芜湖的革命斗争中，当时，安徽有个大军阀叫陈调元，生性凶恶，恃强霸道，大肆掠夺民脂民膏，成为安徽一大祸害，李克农决定给陈调元点颜色。
1927年4月6日上午，李克农组织芜湖所有学校的学生在民生中学的带领下涌上街头，高举彩旗，边贴标语边打口号“打倒绑匪陈调元”，历数陈调元抢劫罪行，围观者人山人海，把一向嚣张跋扈的陈调元吓坏了，想派兵镇压又怕惹众怒，无奈之下只好假意找李克农求和。
谁知，示威学生群刚刚退去，陈调元便露出凶相，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地向革命者举起屠刀之时，陈充当急先锋，对李克农等布下了天罗地网。
幸亏李克农等沉着应战，深夜乘小舟悄悄地从芜湖的芦苇中逃到江北隐藏下来。可敌人是狡猾的，多方打听之下竟知道了李克农等人的藏身地点。
不过，李克农再一次逃脱，这次多亏了怀胎四月的妻子赵瑛，她意外得知消息后，挺着大肚子，雇了一艘小划船，冒着风雨过了长江，又在小路上跑了8华里才浑身泥泞送到消息。
多少年以后，李伦在读到这段历史时还深为自己母亲的壮举而感动。当然，在别人说到他在娘胎里就和母亲一起投身革命时，他嘿嘿一笑后，总觉得一股自豪之感油然而生。
为了借狗咬狗，李克农托人四处放烟雾，说这次脱险全是陈司令开的恩，此讯很快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介石信以为真，大骂陈调元。
这下子吓坏了陈调元，他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只好拿出重金求人诉说苦情，最后虽侥幸脱险却也因为此事使陈调元的元气大伤。
可是这件事也让蒋介石对李克农起了怀疑，开始追捕他，为了隐藏身份，李克农辗转来到了上海。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又在上海打起了主意，他决定筹建秘密特务机构，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
中共中央则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情报工作。
李克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党的秘密战线，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1929年，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借由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播新闻编辑为名，扩大其特务组织，李克农得知后便以公开应试的方式进入系统，为了赢取徐恩曾的信任，李克农特地把老婆孩子也接到了上海，且就住在徐的公寓旁边，经常陪徐喝酒，刻意拉近关系。慢慢的徐恩曾认为李克农诚实可信，将他视为亲信。
徐恩曾
不久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掌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官不大，权却不小。此后李克农和同在中统潜伏的钱壮飞、胡底一一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联手秘密行动，联合运作，不久便几乎架空掌握了整个中统，出现在国民党高官桌子上的机密资料必然有一份同样的复制品出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桌子上。
有趣的是徐恩曾还乐呵呵地自称自己找到了三个得力大将，不过徐恩曾到底是搞情报的，他也对下属留有一手，自己亲自持有一份“通灵宝玉”般的密码本，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互相通报使用，绝不外传。
为了弄到这本可以搞到国民党核心机密的本子，李克农三人煞费苦心，终于这个机会让钱壮飞找到了。
徐恩曾虽然是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是却十分好色堕落，李克农和钱壮飞抓住他这一特点，趁他去上海开会的机会，向他大肆介绍上海滩上的美女，直勾的徐恩曾急不可耐，忙着让去玩耍。
李、钱见状，用手指着他的密码本，忙说：“不行！不行！徐主任，带着这么个玩意儿怎么行？”
徐恩曾也觉着言之有理，当即不假思索，把密码本掏出来，交给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并反复嘱咐小心提防。
龙潭三杰
徐恩曾刚走不久，这个本子便派上了大用处。
1931年4月25日，钱壮飞独自在办公室值班，突然自傍晚开始，接连收到六封来自武汉的“亲译”电报，这“亲译”便是需要徐恩曾用随身携带的密码本翻译。
幸亏，在徐恩曾临走之际，李、钱劝他留下了本子，六封“亲译”电报发来，绝对有大事发生，钱果断用密码本破译，结果令人大惊失色一一顾顺章叛变，三天内即可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
因为是单线联系，李克农接到情报后，速度上报，经过多方周折，终于在千均一发之际送到了周恩来额手中，安排转移。
当搜捕到周恩来等人的办公地时，已人去楼空，只剩下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气的特务头子陈立夫破口大骂：“离抓到周恩来只差5分钟！”
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庚、聂荣臻…
当徐恩曾回过头来找“龙潭三杰”麻烦时，这三人也已潇洒脱身前往苏区。
苏区和国统区的工作环境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中央苏区的保卫系统和情报系统刚刚组建，机构不健全，人员也不足，收揽的干部普遍存在理论，文化水平不高和实操经验不足的情况；
李克农等人因为在国统区受到了中统的良好教育，便学以致用，做起了培养苏区各级保卫干部的优秀教师，因为任务多负担重常常工作到后半夜，在昏暗的油灯下伏案起草各种文案，导致双眼视力严重受损。
美国记者斯诺在访问陕北见过李克农后，曾在其著作中回忆：“李克农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所致。”
也正是李克农等人的加速培养，红军的情报人员和系统也得以迅速成长、健全。
除了他广为人知的谍战传奇，李克农还参与了两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谈判。
时间走到1936年1月，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高福源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李克农想在东北军打开一个缺口，联合张学良共同抗日；
为此他大费心思劝诫高福源，特地为被俘军官搞了个学习班，还编排了话剧《你走错了路》，并且在所有红军军官们穿着单衣的时候，优先给高源福等人送来棉衣。
高福源
有些朋友会问，为什么不使用更简单高效的金钱，美色诱惑等手段而偏偏大费周章呢？
解放后，来华访问的苏联克格勃专家曾提过相似的问题，他们认为使用金钱和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对此李克农气愤地反驳：
“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我想正是这种靠信念搞情报和感化的方式，才能使高福源深受感化，不顾风险愿意亲身回营劝说张学良。
划分两头，张学良这边本来就因为奉行“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拱手出让东北千里河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臭名。
后来又被蒋介石打发到西北充当“剿匪”的炮灰，短短三个月，就被红军全歼了近3个师，败势当前，成千上万个在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偏偏又是祸不单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幸灾乐祸，
张学良
不仅拒绝发放抚恤金反而要取消被全歼的两个师的番号。
张学良痛苦，彷徨，正当时，高福源将共产党愿意合作的消息带来，正中张学良心意。
当即表示愿意谈判合作。
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单刀赴会，大雪中从瓦密堡出发，向洛川行进会见张学良。
两人见面，张学良直接抛出三个问题：
（1）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
（2）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
（3）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清楚，红军以诚待人，但是面对骄傲侍人的张少帅，也要“斗争”。
李克农犀利的回答：“红军当然是真抗日，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
关于红军是否团结，李克农也没有藏着掖着，直接挑明了张国焘事件，张学良表示理解。
至于第三个问题“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李克农干脆的态度让张学良大为感慨，接着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
此话一出，李克农立即变了脸色，很生气，觉着张学良有意挖陷阱，严肃回答道：“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
说完，李克农就立起身来往外走。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连声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
最终，经过谈判，张学良与李克农达成初步协定，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表示愿意去延安与党中央领导人谈判。
毛泽东得知李克农带回的谈判结果后，高兴极了，称赞说：“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此后，周恩来作为中央代表与张学良又在延安进行了秘密会谈，不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便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指挥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行动，即西安事变。
其实，李克农不仅对敌人的情报工作搞得好，对红军内部的情报也搞得好，是名副其实的戴笠克星，红军护卫。
在延安时，因为书籍比较匮乏，而毛泽东想阅读研究历代诗词，李克农知道后主动接了搜寻书籍的任务，不久便在好友阿英的帮助下将众多珍藏版本的唐宋元明清诗词集秘密送往了延安。毛泽东收到书后，非常高兴。
由于营养不良，毛泽东曾一度患上肺病。消息被在国统区工作的李克农获悉后，他急忙运用华侨的关系，从海外秘密运来一批鱼肝油，送往延安，使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肺病很快痊愈。
1941年，李克农携妻带子经过重重阻从重庆挠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特别高兴，在杨家岭住处为李克农一家接风洗尘，并请朱德作陪。饭桌上，毛泽东开玩笑地问李克农二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
李冰摇头头，旁边的小儿子李伦也说不知道。
毛泽东这才大声笑着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李克农是个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克农全家合照
多年过去后，已是耄耋之年的李伦每每提起此事还津津乐道，传颂着父亲的传奇谍战故事。
白云苍狗，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时刻就要来临了，可是一贯坚持独裁的蒋介石又把内战的阴云笼罩。
正当人们以为内战又将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搞情报出身的李克农自然清楚这根“橄榄枝”伸出来的原因，蒋介石无非是想避开国内的谴责，把企图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
李克农当即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毛泽东，并建议：“我们应该将计就计，真戏假唱！”
毛泽东赞同李克农的想法，并故意向驻延安的两个国民党通讯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表态：“自己不准备近期赴重庆”。
李克农随即监听了二人的电台，结果在预料之中：蒋介石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赴重庆后，心花怒放。
随后蒋大造声势，广为宣传，更加热情的数次来电邀请毛泽东，迫切之情，跃然纸上。一时间给民众造成“毛泽东是否来重庆是国内能否和平的关键”之心理启示。
但是李克农清楚，蒋介石绝不是真心的，所有的情报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果：蒋是假戏真唱，他绝不是真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而是认为毛泽东不敢去才大做舆论文章。
而毛的所有回应也是根据李克农的情报做出的，毛泽东故意示弱，步步为营，引诱蒋介石走入尴尬境地。
等到重庆的声势已经造反天的时候，李克农终于确定毛泽东此行不会被中途戕害的时候，便决定收网。
1945年8月27日，李克农放出最后一个烟雾弹，故意放出消息：只有周恩来将和美国大使同行奔赴重庆。
当蒋介石接“毛泽东不去重庆”的情报时，毛泽东早已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
1945年8月28日下午，李克农（左一）在延安东郊飞机场，为毛泽东等人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送行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李克农要留在延安破译延安联络处与重庆的密电，随时掌握蒋军的动向，同时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所以在送行时，李克农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有些哽咽说道：“主席，您多保重。”
毛主席依然幽默风趣，“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刚好和分别20年的蒋介石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你看看，你用这咸豆豆欢送我...”弄得李克农十分不好意思，赶紧抹去眼泪儿。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重庆机场，打了蒋介石一个猝不及防！会谈的一切草案都由中共方面提供，国民党代表只能疲于应付。
世人此次都看清了蒋介石玩弄的假和平鬼把戏，由衷钦佩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并更加佩服毛泽东的胆识和勇气，然而因为李克农贡献的隐蔽性，很少有人知道他和情报在此次谈判中的作用。
也正是这种机敏和隐蔽，惹得戴笠及其特务们每次都是略输一筹，叫苦不迭：与李克农打交道，为何总没有取胜的时候？
野心总是藏不住的，6月,蒋介石终于撕毁"双十协定",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解放战争中，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傅作义身边的政治部主任阎佑文等同志纷纷将机密情报传回延安，使得国民党主要动态及重大计划都能被我方及时掌握，始终掌控战争的主动权。
为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北平解放后，李克农的情报更是毛主席一命，1949年5月，党中央将后一步随解放军入驻北平，为了保障毛主席的安全，李克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清扫出2000多名特务，并在毛主席前来香山双清别墅住所之前，反复对住所进行排查。
李克农在北平军调处任职时的工作照。
本以为严密监控的住所是安全的，谁知在最后一次检查中发现：在预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一枚炸弹！
李克农吓出一身冷汗，若不是他心细，坚持要求反复排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心细如丝是李克农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习惯，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必须要细致，这既是搞情报的关键也是保命的要诀。
李克农的情报贡献用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李克农为新中国立下的功劳绝对比一个军的作用还要大！"
尤其是在建国后与“特务王”毛人凤的巅峰对决，令人拍手叫绝。
戴笠飞机失事后，保密局头子毛人凤立即接替了他就任军统局长，走马上任的毛人凤特别急迫地想施展本领，邀功请赏。
很快他就逮到了机会：毛泽东将首次出访苏联。毛人凤策划了袭击毛泽东专列的计划，并命令潜伏在东北的特务组织一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在车站埋炸弹，围堵专列。
这一系列阴谋由潜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的“万能潜伏台”下达指令，所谓“万能潜伏台”
就是指敌台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四职集一身的计兆祥敌台。
然而这一切都被情报网发达的李克农知晓，他当即决定提前抓捕潜伏特务计兆祥，要让毛人凤也尝尝厉害。
在李克农密集的情报网下，计兆祥很快就被公安部侦查科科长曹纯之抓获。李克农看着吓得哆嗦的计兆祥，恩威并施，说：“不要怕，我今天来，是看你计兆祥发报技术的。你就用这个电台，用原来的密码，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按我说的发报，怎么样？”
见到令戴笠都头疼的特务王李克农，计兆祥哪里还敢顽抗，连声答应：“愿意效劳，愿意效劳！”
在台湾近郊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的毛人凤因为等不到电报急得焦头烂额，正准备电告计兆祥恰在此时，讯息来了，电文译出来的一瞬间，差点把正高兴的毛人凤气的昏厥过去，电文：
毛人凤先生：
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被擒。今后，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恕不面谢。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长。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计兆祥。
李克农还是那个在“国统区”搞情报工作时，经常把戴笠整的防不胜防的李克农啊，时刻不忘嘲讽一番，只把毛人凤气的浑身抖冷。
但是他毛人凤自持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依然不死心，然而，很快毛人凤会再次被李克农气到几乎昏厥。
原来，李克农早已获知消息，提前派部队等在哈尔滨不远的山林中，毛人凤派来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刚一落地便被抓获，还把所有情况都交代了。
第二天清晨，毛人凤的特派员张大平和于冠群与东北技术纵队司令员马耐接上了头。不过，此“张大平”非彼张大平，乃是中共情报人员乔扮而成。寒暄几句后，马耐便交出了“东北技术纵队”170人的花名册，以供毛人凤凭册奖赏，浑不知自己已成为笼中鸟。
自不必说，毛人凤的最后一张王牌又败在李克农手中，看来李克农不仅克“农”（戴笠字雨农）还克凤啊！
作为从寂静战场走出来的王牌将军，李克农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总是可以在关键节点独当一面，朝鲜战争进行后中后期时，急需中方代表赴朝谈判，毛主席左右权衡之下，点将派李克农坐镇开城。
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靠打吗啡才能入睡。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担心病重误事，提出：“是不是不要我去，派伍修权、姬鹏飞去？”
在毛主席心中，李克农虽未领过兵，打过仗可是他是隐蔽战线的老将，依然是身经百战的情报大师，是绝对信任可靠的。
毛泽东思考一会儿，肯定地对李克农说：“还是你去吧。”
于是，李克农明确表态：“我马上准备出发。”
在朝鲜，李克农实际上成为谈判代表团中朝方面的前线总指挥，与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往来最为频繁，在中央领导的指导下多次取得谈判优势。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不得已秘密返京，担任幕后总指挥。
但是李克农为了保持工作强度，经常用药过量，为他看病的傅连长专门为此事给周总理写报道说：
“李克农从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毛泽东得知后，很是关心这位，亲笔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绝不可那样服药法。毛泽东，三月四日。
可是，李克农是一个工作起来连家人都顾不上的人，还怎么能顾得上自己的身体。
想当年，顾顺章叛变，李克农只是急着告知周恩来等人，完全忘记了妻子还不知情，后来，还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通知，赵瑛才携带两个儿子仓促离开驻地，流落上海街头一个月之久。
后来又因革命和李克农分别了6年，在这6年里，赵瑛以小学教师这样微薄的工资赡养公婆，抚养5个子女，还要时时应付前来骚扰的宪兵和债主，李克农因此深受感动，又深深地感到愧疚自责。
李克农和赵瑛
李克农一生流过三次眼泪，第一次是毛主席赴渝谈判，担心主席安全而流泪；第二次则是因为愧对子女，当时李克农要去朝鲜谈判，而他的小儿子李伦也即将上前线组织后勤运输，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妻子赵瑛劝李克农给儿子把婚结了。
在婚礼上，当端起酒杯时，李克农心里便一阵难过，流下愧疚的眼泪。
他对李伦说：“我有5个儿女，你的姐姐、哥哥结婚，我都不在身边，你们是靠组织养大的，党和组织就是你们的父母，有了党和组织，才有你们的今天。我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是你们有一个培养你们长大成人的党和组织。”
说着又想起当年忘记通知妻子转移的事情，眼泪又止不住的往下流。
第三次则是因为不能为父亲送终而流泪，1952年7月，尚在朝鲜主持谈判工作的李克农收到了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正在工作的他默默将电报揣进口袋，夜晚独自走到帐篷外，强忍泪水，朝着北京的方向深深地鞠了3个躬，遥祭父亲在天之灵。
如此深明大义且工作癫狂的李克农又怎么会刻意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1957年10月25日，久积成疾的李克农忽然头晕，失控栽倒在地，陷入昏迷。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立即组织抢救，对医护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经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61年1月6日，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赵瑛因病去世，这令李克农悲痛万分，深受打击，不能自已。
据原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炎庐回忆：“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吩咐他的子女将赵瑛生前的卧室布置及物品都按原样放好，李克农每天临睡前总要到赵瑛的床前默默地坐一会儿，而后再深深鞠一躬才去安睡。”
1962年2月7日，李克农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昏厥，在医院坚持了三天后，停止了呼吸。
举国同悲，李克农的骨灰被存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后来去世的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相邻。
是时，借李克农老将军逝世59周年之际，作此文以纪念，李克农将军大智大勇、多谋善断、忠贞为国的传奇般人生，必将像故乡的长江水、黄山松一样，浩荡巍峨，英名长存，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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