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份结案报告及处理意见书，摆在了时任华东公安部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强的案头："······查雷恒成为大汉奸，又确为逮捕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的主凶之一。为给李大钊等同志报仇，似判处雷犯以死刑，立即执行。"
许建国仔细审阅后，亲笔批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4月2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杨镛下达命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反革命分子雷恒成以死刑，立即执行，其财产酌留家庭生活费用外，全部没收。"
随后，雷恒成被押赴刑场。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雷恒成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此时，距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壮烈捐躯已经过去了26年。
李大钊是如何被捕的？张作霖为什么要抓捕他？雷恒成是谁？李大钊被捕遇难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是如何残害李大钊等革命先辈的？当年的同案犯，后来的下场如何？
1、张作霖为什么要抓捕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期间曾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陈独秀共同参与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1921年7月23日，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负责领导全国党的工作，李大钊主要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
但就在国共合作共同推翻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关键时期，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违反国际公约，公然派大批军警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将正在里面办公的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余人逮捕，并于4月28日，将我党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人共20人残忍杀害。
张作霖为什么要抓捕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呢？这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息息相关。
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逐步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革命形势下，配合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组成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阶段。
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接连打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攻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而此时，北洋军阀中势力最大的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并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组建"安国军"，决定攻打南方和西北的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影响了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打破了帝国主义"南北分治"中国的阴谋。
为了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美、英、法、意、日等国增兵上海并调集军舰到南京江面进行威胁。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晚，英美等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酿成"三二四"惨案，又称"南京惨案"。
"南京惨案"发生后，英、美帝国主义非但不认错，反而一边继续在长江流域大举增兵，一边为掩盖其制造"南京惨案"的罪责，把炮击南京的起因和肇事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诬蔑说"南京事件"是共产党的"预定计划"，凶犯就是林伯渠、李富春所部，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企图以武力威胁、拉拢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
而蒋介石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壮大，也成他的一块"心病"。为了借机清除共产党势力，"南京惨案"发生当日，蒋介石就派特使赴日本领事馆献媚，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帝国主义发表声明，表示国民政府对"南京事件"负完全责任，并下令惩办抵抗士兵，在南京三山街一带枪决抵抗士兵70多人。
张作霖当时控制北京，面对外国使团要求"惩治共产党人"的无理要求，为迎合英美帝国主义，就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
张作霖把隐藏在俄国大使馆办公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作为抓捕对象，还有另外的原因：
一是借机向蒋介石示好。当时，蒋介石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北伐战争顺利推进，目标很快就会对准自己。但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产生分歧，蒋介石对共产党态度已发生变化，借机抓捕共产党人，正暗合了蒋介石的心意，讨好蒋介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二是借机报复，警告苏俄和中共。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一直关系密切，在联合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苏俄是背后的有力支持者，这使当时处于南北战争中的张作霖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而张作霖的老对头冯玉祥，又和李大钊关系密切， 1926年，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驱逐冯玉祥后，冯玉祥从赴苏考察到秘密回国，再到率军参加北伐，李大钊一直是重要的联络人。李大钊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搜查苏俄使馆、抓捕李大钊，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2、李大钊是如何被捕牺牲的？
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北京的办公活动都是秘密的，地点又是在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这里有很多西方列强的使馆。根据国际公约和《辛丑条约》，这里不准中国人居住，军警不得入内。即便李大钊的办公地点暴露，北洋政府也不能随便进去抓人。
那么，李大钊是如何暴露的，张作霖又为何敢派军警包围使馆、进去抓人呢？
综合相关资料，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暴露，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是从信件中发现了线索。据后来落网的京师侦缉队队长雷恒成交代：他们最初是从北京邮政局截获的信件中，发现了苏俄使馆内驻有一批共产党人的线索。
二是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的举报。苏俄使馆与法、日使馆相隔不远。法、日使馆工作人员经常发现苏俄使馆中国人进出频繁，有时夜间举行会议讨论声音很大，于是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
李渤海原名李经天，后改为黎天才，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曾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等职务，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大罢工时的骨干。
李大钊躲进苏俄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络工作。李渤海被捕后很快叛变，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并交代了党的干部名单，以此换来秘密释放。李渤海后来投靠张学良，成为张的主要副官。
苏俄使馆发现中共主要领导人李大钊的线索上报后，张作霖既兴奋又为难，毕竟，使馆区受国际公约保护，是不能贸然闯进去抓人的。
为了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外衣，张作霖逐一联络驻华外国领事团，强调苏俄使馆内的共产党人正在从事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抓捕共产党人，是北洋政府的内政。再加上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这就变相默许了北洋军警可以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上午11时，根据张作霖的指令，北洋政府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指派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和侦缉队队长雷恒成，带领警察和便衣特务500多人，将苏俄使馆层层包围，封锁各出入口，然后闯进使馆，大肆搜捕抓人。
当时，李大钊正在办公，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和凌乱的枪声，他警惕地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小号勃朗宁手枪，并把跑到自己身边的女儿星华拥在身前。但反对军警很快冲进了房间，夺去了他的手枪。
这次大搜捕，反对军警们共抓捕了60人，其中，李大钊等共产党员20人，还有15位苏联公民，李大钊的两个女儿也一同被带走。
当时正在使馆里的工作人员亚·伊利英尼奇娜目击了使馆遭受反动军警袭击的详细情况，她后来在回到莫斯科之后叙述了当时的情景："丈夫上班去了，我带着婴儿在家。中国侍役跑进来，喊道：'太太，张作霖的兵来了！'我冲出屋去。看到李大钊被带过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五个中国同志。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李大钊，已经很难认出了。
反对军警们不但随便抓人，还打砸抢掠，毁坏设施，运走图书，抢走银行的账簿，搜查了商务代表处，砸毁了塔斯社分社。使馆人员的私宅都遭到了搜索和劫掠，连家具、地毯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被运走，有一处房子还起了火。大汽车运走了警察们带走了大批包裹，打砸声和汽车轰鸣声响彻了一整夜。
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捕之后，在反动军阀政府的法庭上坦承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面对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们坚贞不屈，泰然自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坚定革命信仰。
李大钊是北大名教授，又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在教育界、政治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被捕之后，各方为了营救他而四处奔走。连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虽然想尽快除掉他，但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为了拉人背锅，犹豫不定的他给北方军队前线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理由是"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
最终促使张作霖决定尽快杀害李大钊的，还是蒋介石。据在1927年5月12日《民国日报》报道："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这篇报道不仅揭露了反动军阀杀害李大钊的背后推手，而且还披露了反对军阀和蒋介石欲迅速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于死地的迫切心情：这样一件涉及社会名望人物和苏俄使馆、在全国引起轰动的重大案件，从4月6日抓捕，到28日杀害，仅过去26天。而且，连军法会审的程序都没走完。
据相关资料记载，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指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何丰林为主席法官，颜文海、王振南等为法官，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中进行了所谓的"军法会审"，20名共产党员的审问，仅用了7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了过场。
12时30分，6辆警车将李大钊等押至"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由奉军宪兵队营长高继武监斩，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面对刽子手，他从容镇静地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革命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共产主义必定会迎来最后的胜利！"
行刑前他提出要写一封遗书，被反对派拒绝了。之后，他不再言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地走上绞刑台，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连续受刑3次达40分钟，英勇就义。《晨报》载其："神色不变，从容就死"，展现了一位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守信仰、坚贞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3、抓捕李大钊的主凶雷恒成：血债累累，终落法网
李大钊的壮烈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为了抚慰用鲜血和生命开辟道路的李大钊等无数革命先烈，党中央决定将李大钊被害案作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指定彭真和罗瑞卿负责查办。
然而，新中国成立时距李大钊等被害已22年，奉系军阀覆灭后，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们纷纷投靠蒋介石，继续为非作歹；抗战爆发后，一部分人又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知罪大恶极，纷纷化名隐匿，给案件查办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1951年6月，北京三里屯派接到一封举报信，大意是，1927年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的主凶，名叫雷恒成，数年前，曾以'了明禅师'的身份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呆过去一段落时间，现在可能居住在上海跑马厅附近，以卖卜为生。
信中还描述了雷恒成的相面特征：瘦脸、蓄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块金色挂表，表盖上刻有清末皇帝的御像，经常向人炫耀是清末皇帝亲自赏赐给他的。
举报信北京市公安局迅速上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针对这一重大线索，彭真、罗瑞卿分别批示，要求北京、上海公安部门联合成立专案组，迅速查处，并将其绳之以法。
根据举报信提供的嫌犯地址和相貌特征，经过周密走访侦查，终于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公寓打听到有个年近古稀、留山羊胡子的北方老头，平时以算命为生，自称"了明禅师"， 性格有点怪僻，平时和妻子深居简出，从不与邻居来往，但请老先生算命，他却能说会道，讲一口"京片子"普通话，是个北方人。
侦查人员兴奋不已，连忙回去查询户口登记册，发现此人名叫"赵志安" ，1948年8月，与老婆一起从台湾迁到上海居住。照片上的肖像是个瓜子脸型，留有山羊胡子，与雷恒成非常相似。
为了进一步确认，侦查人员化装成到上海找工作的乡下人，上门请老先生算命。经过一番周旋，终于确定了"赵志安"就是雷恒成。
抓捕雷恒成后，公安人员从他家中搜出雷恒成的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 以及各种飞黄腾达的身份证明等八张。此外， 还有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德国军刀、钢印，以及八个形状各异的精致挂表。
但雷恒成拒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一个多月后，雷恒成才在确切的证据和公安人员的教育劝导下，才承认自己就是雷恒成，并坦白交代了一切。
雷恒成确为清王朝皇室远亲，今年67 岁，清末留学日本，学习警察专业，于1909年被清廷赐予警察兵科举人，现供职于京师警察厅。
雷恒成交代，抓捕李大钊时，他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头子，是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他带了四五十人将李大钊包围抓捕，李大钊的勃朗宁手枪也被他抢走留用了。
不仅如此，雷恒成还交代了其他罪行。
1928年，他带领侦缉队，将共产党北方局全部破坏，捕获了张铨林等中共骨干六十余人，将张铨林等18人处死，其余均被判刑。
张学良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曾于1930年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并在审讯中对赵尚志等被捕抗日英雄使用毒刑进行拷打。因其性情残暴、刑罚严苛，故有"雷锤子"之称。
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恒成又当了汉奸，投靠殷汝耕组建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继续作恶，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第29军逮捕并判处死刑，执行前脱逃。
华北沦陷后，雷恒成又追随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投靠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山东等地历充专员、道尹等伪职，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
抗战胜利后，他化名"了明禅师"，一度隐匿于北京一座寺庙，后潜逃台湾，几年后返回大陆。
雷恒成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前，曾提出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恳求子弹不要打我的脑袋。"经现场领导同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
4、雷恒成的同党吴郁文：法网恢恢，罪有应得
就在收到举报李恒成信件的当月，公安部门在北京排查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吴博斋"的人，经过周密侦察和反复核实，"吴博斋"真名吴郁文，"四六"大逮捕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雷恒成的上司，正是他和雷恒成带队抓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李大钊被捕的主犯。
经审讯，吴郁文同样罪恶累累。他交代，奉系军阀覆灭后，又任蒋军中央宪兵教导总队上校总队副等职，参与过镇压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吴郁文又叛国投敌，在华北汉奸伪政权中历任"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侦缉总队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长"等职，继续反共反人民20余年。
1951年6月被缉拿归案后判处死刑，鉴于他当时已身患重病，经批准判处死刑后不予执行，继续治疗，1953年6月17日病死狱中。
多行不义必自毙。一生与人民为敌，残害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参考资料：《李大钊先生传》《中国共产党历史》《辛亥革命史稿》《学习》杂志《民国旧闻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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