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英国近代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将地理学与世界政治格局相结合，提出了“心脏地带”“地理枢纽”等重要概念。书中的诸多观点，对日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篇著名的论文，后来被认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与达尔文《物种起源》、马尔萨斯《人口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托马斯·潘恩《常识》等并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麦金德爵士与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
100年后，中国历史学家宋杰首次将麦金德的理论与中国古代战争史相结合，积二十年之功，写就《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全书纵横山川、河流之间，详解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国家战略，揭示王朝兴衰更替背后的地理密码。透彻的识见、严谨的考据、流畅的论述，使得这部封面平平无奇的学术著作，上市后收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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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豆瓣评分与二手书成交价
什么是战争的地理枢纽？
战争，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它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地理形势的影响。在大规模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地区由于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热点，它的得失对战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在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作“枢纽地区”。
“枢纽地区”的军事思想其实起源很早，在《孙子兵法》中，就曾将“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的地方称作“衢地”。战国时期的战略家范雎，在对各国地理形势进行全方位分析后，更加明确地把位于东亚大陆中心的韩、魏两国称作“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曾说：“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他将这种地区称为国土的“锁钥”。
“衢地”“天下之枢”也好，“锁钥”“枢纽地区”也罢，其实表达的含义基本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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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地区具备哪些特征？
中国古代内地战争中，枢纽地区往往处在几大经济区交界的边缘地带，是军队行进的必经之地，如豫西在关西、关东之间，淮南、荆襄在南、北方之间，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同时，枢纽地区要具备地形、水文优势，可作为天然屏障，有利于组织防御，如豫西处于山区，淮南、荆襄处于江河沿线、水网地带。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如豫东、冀南、苏北，有利于展开兵力进行会战，但无险可守，是难以成为枢纽地区的。
清代彩绘湖北地图中的襄樊地区
如果内部战争形势为东西对立，则双方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东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至南阳盆地，北抵黄河或延伸到晋南的河东（中）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农民战争、董卓之乱、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间的战争、李唐政权与窦建德/王世充的交战、安史之乱等，基本上都是以该地为主要战场。
如果内部战争形势为南北对立，则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进行。枢纽地区为淮南（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和荆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汉阳一带，尤以襄阳为重）。三国时魏与蜀、吴联盟的交战，西晋与东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及隋的对抗，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朝及元朝的作战，多是在淮南、荆襄两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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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地区与都城选址有何关系？
历史经验表明，枢纽地区只适宜建立军事枢纽而不适合建立首都。首都如果距离基本经济区的边界太近，在战时容易遭受敌人侵袭，往往陷于被动的局面。
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战国初期魏国以安邑为都，和秦国隔河相望，屡屡受以敌军迫境的威胁，后来将都城东迁到大梁，才摆脱了困境。豫西山区的中心洛阳，在东汉、隋唐时期也做过首都或陪都，防卫效果并不理想。
又如东汉定都洛阳，周围虽有崤山、伊阙、黄河环绕，但地域狭小，缺乏防御纵深和作战的回旋余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敌军进犯甚易。所以汉末董卓篡政时，关东诸侯联军来攻，董卓即不敢守洛阳，只得焚宫室、挟天子西迁长安，以豫西为前方战场，与敌军相持。隋朝以洛阳为东都，亦数番受到反叛势力（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长期围攻，几次粮尽援绝，形势危难。唐朝安史之乱时，东京洛阳亦两度失守，为叛军所据。北宋则选择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带的水陆冲要开封建都，女真铁骑南下时也轻易地将其包围，终至陷落。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首都设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这样在战乱时期就不得不充当军事枢纽，把国家的政治中枢推到作战前线，无异于与人争斗时不用手足，而以头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险的。
首都设在某个基本经济区的中心，距离边缘地带较远，还有战略枢纽的保护，便可以收到较好的防御效果。如秦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国，关东势力来犯时，可以凭借荥阳至潼关的豫西数百里山险步步为营，设防抗衡。历史上在关东建都者多选择河内（冀南）为定鼎之地，如战国时赵都邯郸，十六国、北朝之君常都邺城，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环绕，自古称为形胜。江南立国则多在建康（金陵），它“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龙盘虎踞，为王者注目。上述三个地点都周围经济发达、物产丰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资需要，又离所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较远，外有山岭江河为险阻，敌军来袭时可以用作缓冲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比起洛阳和开封，长安、邺城与金陵作为都城在战争防御上的地理条件要优越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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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的地利枢纽》的价值何在？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谈论的，是关于夏朝到南宋末年，地理枢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包括夏、商、西周的甘、管，春秋战争中的郑国，战国的韩、魏，还有函谷关和豫西通道，秦汉时期的敖仓，三国的合肥、濡须和汉中，东晋南朝的寿春，北朝到唐中叶的河阳三城，隋末唐初的洛阳，蒙古和南宋战争中的襄阳。全书由此出发，对当时战争的策略、部署、路线等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历代将领用兵之得失，探究战争胜负背后的地理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往往具备各自独有的“兵家必争之地”。本书用力最深的重要特点就是探索了枢纽地区的作用、分布与变化问题，它以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为主线，从军事地理学的视角，来解读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古代，乃至现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与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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