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当时面临的危机倒逼出来的？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按照他们的设想，最大可能爆发革命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而且是同时爆发。
但现实却往往出人意料，革命并没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在那几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是首先在俄国那样的落后的专制主义国家爆发。随后，又在中国这样的落后的东方大国爆发，并取得彻底胜利，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他们深刻而又详尽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却没能详尽描摹出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就不得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尝试和摸索。
既然是尝试和摸索，就必定要犯错，也必定会犯错；必定要走弯路，也必定会走弯路。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比如，列宁在一开始就急着搞过渡，于1918年至1920年搞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误以为如此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带着苏联直奔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实当即打脸了。
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遭到全面抵制，他被迫退却，从1921年开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竞争来加速发展苏联的生产力，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可惜的是，残酷的革命岁月严重侵害了列宁的健康，导致他正当盛年却早逝。
接班人斯大林提前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铁的手腕强力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加至70%。而且，苏联只用了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
10年时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4倍半，还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堪称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奇迹。苏联向来是中国的“先生”和榜样，不管是革命还是建设中，都是如此。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新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于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的毛主席而言，他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甚至超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受历史条件约束，而毛主席则认为，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恰恰具有“白纸好写字”的后发优势，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列宁认为，越是落后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困难。毛主席认为，越是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容易，因为“穷则革命，富则修”，所以，要“趁穷过渡”。马克思曾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列宁也曾哀叹俄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发展，所以没法利用资本主义。
毛主席起初也曾秉持马克思和列宁的这种观点，但后来完全逆转，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和完全罪恶的，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所以，坚持且迫切地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要绝种”，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又毕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毛主席的观念里，对终极目标共产主义而言，其他一切都是过程，所以，都不能停留太久。因此，新中国一建立没多久，他就马不停蹄地往前赶，先是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接着加速搞农业合作化，继而创立人民公社，搞出这种“兵营式的共产主义”。
尤其是，当“大跃进”失败以后，毛主席另辟蹊径，跳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断，企图直接摆脱生产力的约束，通过发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革命，继续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此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旧社会，这就提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一理论使得共产党人都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永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帮助人们抵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
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作为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过渡时期的手段而已，一旦完成这两项任务，无产阶级专政连同国家本身都将消亡。但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给永久化了，扩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还要对付无所不在的“习惯的力量”和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列宁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当然是要通过最有威信的领袖集团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了。列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就在苏联形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不受监督的一党专政制度，最终到斯大林手里演变为个人专制。
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很多革命者都坚信自己选定的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可以采取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任何强制手段。基于此，即便伟大如毛主席，也开始通过这种强制手段来发动无数次的运动。
毛主席寄希望于通过发动无数次的运动，来为强制性的制度变革打开道路，通过“不断革命”来扫清实现目标的障碍，推动社会主义向他预期的方向发展。就像毛主席曾在延安提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但遗憾的是，毛主席所说的这种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约束公权力，而是寄希望于通过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阻止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但这种频繁的运动打乱了国家秩序，却终究没能根除官僚主义的顽疾。
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党内干部都熟谙党内斗争，其中一些投机分子通过上面发动的运动进行自己的权利角逐，这就成为各个层级投机分子拥护和盼望政治运动的动力。他们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来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甚至个人命运，最终，却使得几乎所有阶层都受到伤害。
1976年9月9日，伟人毛主席逝世，由他发起的文革随着他的逝世而结束，政治形势转变的机会已经出现了，随着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变化，中国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目标。
但这一切，都是由当时面临的“危机”倒逼出来的。毋庸置疑，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的“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农业生产条件也有较大改善，也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社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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