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乌克兰人，该拿俄语文学怎么办|乌克兰人|俄罗斯|俄语|哈尔科夫|敖德萨|莫斯科

哈尔科夫市中心一家被炸毁的咖啡馆。墙上的字写着：“进来喝咖啡。” （文中照片均为糜绪洋拍摄）

从 2014 年 2 月的乌克兰尊严革命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南部算起，“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而从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开始，无人机袭击、轰炸与交火给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乌克兰，由于停电、断网或躲避战火变成常态，读书反而成为人们消磨时间的首要方式。图书业收入翻倍，独立书店开成连锁，书摊摊主为给前线士兵寄书读感到骄傲。东斯拉夫民族热爱文学不是新鲜事，但乌克兰人正面临着残酷的文学抉择——

当俄罗斯正在轰炸自己的家园，他们该如何处理曾经喜爱的俄语文学与曾经引以为豪的俄罗斯作家？只使用乌克兰语、只售卖乌语书是去殖民化的需求，还是对多元文化的背离？

“既然普希金曾写诗为沙皇镇压波兰起义辩护，既然托尔斯泰曾是帝国殖民军队的一员，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无可救药的沙文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既然连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样的苏联异见者都憎恨乌克兰的独立”，那么在战火中的乌克兰，俄罗斯文学大可以被全面取消吗？

今天，单读分享糜绪洋的非虚构作品《战火下的文学抉择：乌克兰的去俄化与身份认同重塑》。这篇非虚构作品共四万字有余，从乌克兰的书店店主、年轻艺术家、文学博物馆、研究者与普通民众的各个角度深入书写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转型正义与社会分裂之间的张力，值得耐心阅读。

本作品为「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四季得奖作品。「在场」奖学金始于 2021 年，致力于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处，鼓励全球华语写作者写下非写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实故事。「在场」将为作者的写作提案，提供奖金、编辑、发表及出版和衍生 IP 支持。更多信息欢迎查阅官网 frontlinefellowship.io，或来信 hi@frontlinefellowship.io 要求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战火下的文学抉择：乌克兰的去俄化与身份认同重塑

撰文：糜绪洋

编辑：谢丁

上篇：在前线，一座文学博物馆的抵抗

2018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四年前，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收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捐赠——俄罗斯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的一批档案。对于博物馆集体来说，他们几乎从未接受过如此棘手的礼物。

在俄罗斯，利莫诺夫是个传奇坏男孩，一生对抗环境的反叛者。他是苏联异见嬉皮诗人，70 年代被克格勃逼得流亡。在美国，他写一些让其流亡同胞嗤之以鼻的硬核黄暴小说，又成了不受政府待见的激进左翼分子。苏联解体后，回到俄罗斯的他成了街头政治最耀眼的明星，誓与普京死磕到底。但在乌克兰人眼里，这家伙是个彻底的恶棍。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大帝国，而乌克兰正好是其帝国梦的第一个目标。2014 年，当普京第一次出兵入侵乌克兰，当了一辈子刺头的利莫诺夫却选择加入欢呼的队伍，他写书诅咒乌克兰灭亡，而追随他的革命青年则离开俄罗斯的广场、街道，纷纷投身侵略者一边作战。到这批档案流落之时，利莫诺夫这个名字在乌克兰已经成了“法西斯”的同义词。

但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仇乌者利莫诺夫有一个极具乌克兰特征的真名“萨温科”，以及一半乌克兰血统。4 岁时，他随家人从俄罗斯搬到哈尔科夫，一住就是二十年。1980 年代流亡国外时，他完成了半自传的“哈尔科夫三部曲”，讲述主人公从心狠手辣的恶少流氓成长为城市头号嬉皮诗人的经历。他在小说中提到，班上的乌克兰同学都羞于承认自己的血统，纷纷假装成俄罗斯人。这似乎很符合外界对这座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刻板印象——“亲俄”。

利莫诺夫在 2020 年死于手术并发症。他死之前，这批档案在哈尔科夫已“流浪”了多年。从作家母亲手里接过这批档案的记者，也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没人愿意收下这批档案。最终，经过一番辗转，由一位本地俄语作家交给了文学博物馆。

但在整个哈尔科夫，也许很难找出一家文化机构，能在观念上比文学博物馆与利莫诺夫更格格不入的了。成立于 1988 年的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这座 “亲俄”苏联工业城市城市被压抑、被掩盖的乌克兰文学往昔。

馆长名叫泰佳娜·佩雷普丘克（Tetiana Pylypchuk），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她是就在大战爆发前不久才接任馆长。她回忆说，远非所有博物馆员工都同意这个决定——接受利莫诺夫的这批档案。最后，有人用藏柏林历史博物馆处理纳粹遗物的例子说服了大家。当然，这也涉及到文学博物馆对自己的定位，佩雷普丘克解释道，如今的博物馆已不同于苏联时代，如果说苏联博物馆的宗旨是歌颂具体人物，那么新时代的乌克兰博物馆就是历史的承载者，它必须讲述事实。

利莫诺夫的这批档案包括了一些文书、记事本和一堆牛仔裤布料——牛仔裤是当时苏联最高级的奢侈品，而“牛仔裤裁缝”利莫诺夫的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诗人”利莫诺夫。

但接受档案后，还没来得及将其公开，2022 年，全面战争爆发了。

和乌克兰所有的博物馆一样，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也关门谢客，并将馆藏转移至安全地点。当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城市依然不时被轰炸，城里的其他博物馆继续关闭，但文学博物馆却选择开门。馆藏仍存放在安全处，博物馆用一个个临展、项目、晚会、讲座来填补市民对文化生活的渴望，用一种年轻人能理解的全新语言与观众交流。这在一座前线城市绝非易事：要寻找合适办活动的防空洞，每场活动都要设想从停电到空袭的各种紧急情况，要用成本高昂的发电机发电，而财政拨给博物馆的经费本已捉襟见肘。

但佩雷普丘克义无反顾。在她看来，许多哈尔科夫人过去融入了俄罗斯文化，而俄罗斯入侵后，人们转而从乌克兰文化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正在危难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而文学博物馆呈现的恰恰就是人们急需的内容。虽然暂时没有常设展，但它逐渐成为一个重新定义博物馆的机构，一个哈尔科夫年轻人进行艺术实验，寻找自己“真身份认同”的文化社区。

对于利莫诺夫的这批档案，佩雷普丘克确信未来一定会展出——借以展示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乌克兰局势的影响，或是展示苏联如何“用左翼思想掩盖其侵略性的政治与文化扩张”。

佩雷普丘克说，这虽然是“艰难的展品”，但仍得勇敢地去面对、处理。如果仅仅因为一段历史不合时宜就将其抹去，那就等于重复了苏联的错误，而且归根结底——“我们不能假装俄罗斯不存在。它存在，而且从哈尔科夫可以清楚地看到，距离我们只有 40 公里。”

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的墙上还保留了一些过去展览的痕迹。

泰佳娜·佩雷普丘克留着精神的波波头，看起来就和年轻的员工们一样朝气蓬勃。在大学里，她学的是俄罗斯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本科时她就在文学博物馆当志愿者，没想到从此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正是在这座博物馆，她阅读了那些被埋没作家的作品，大大改变了她对乌克兰文学只是外省农村文学的刻板印象。她意识到这种观念原来是帝国的建构，她在学校里被欺骗了。在 1990 年代，她决定完全接受乌克兰身份认同，并改说乌克兰语。

佩雷普丘克说，博物馆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展，名叫“ 乌克兰各各他 ” （各各他即“骷髅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山名，是受难的象征），主题是 1930 年代被苏联镇压的整整一代乌克兰文化精英，也就是“被枪决的文艺复兴”。

在帝国时代，乌克兰文化、语言曾受到长期压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明令禁止出版乌克兰语书籍。苏联成立后，乌克兰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共和国，乌克兰文学亦在 1920 年代迎来长期压抑后的短暂复兴，而这场复兴运动的中心，就是当时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哈尔科夫。

1929 年，乌克兰的文学精英在哈尔科夫集资建起了一座作家公寓大楼。从空中俯瞰，楼的形状像呈 С 字型，被以西里尔字母 С 开头的 Слово （“词语”）命名——在乌克兰语中，它既指词语，也指语言，更是福音书开头那句“太初有道”里的“道”。上帝用词语创世，而这座词语大楼的建成也意味着乌克兰文艺复兴的到来。

在这座“词语大楼”里，乌克兰最优秀的作家们过着集体生活：每天交流创作，争论流派短长，当然也少不了一切知识分子故事里必备的三角恋、争风吃醋、文人相轻。但当时乌克兰知识界最为关切的问题，还是乌克兰文化的发展方向：它到底应向俄罗斯文化对标看齐，沿着老大哥走过的路前行，还是应努力和莫斯科平起平坐，并以欧洲文化为学习的榜样。

这场大论战的声响很快传到了克里姆林宫。虽然作家们始终强调自己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在其中看到了危险的苗头，他向自己的忠仆们示意：这场游戏该结束了。

从 1933 年起，大楼的住户陆续被捕，送入古拉格，然后集体枪决。到 1941 年，大楼的 66 套公寓里，有 40 套的住户遭到镇压。幸存者不是选择沉默，就是背叛立场、出卖灵魂。词语大楼的结局也是整整一代乌克兰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根据一份统计，在 1930 年发表作品的 259 名乌克兰作家中，1938 年后还在继续发表的只剩 36 人，其余人士多数都消失在了斯大林的血肉磨坊里。即使是斯大林死后，这些名字依旧是禁忌，他们的作品几乎被完全遗忘，哈尔科夫在人们的印象中，也变成了一座乌克兰文化仿佛从未存在过的城市。

三十年来，尽管佩雷普丘克和文学博物馆的同仁们不断努力向公众普及，但这段文艺复兴悲惨往事，仍长期属于学识渊博者才知道的城市冷门掌故。让这段历史突然引起公众关注的，恰恰是俄罗斯的侵略。“被枪决的文艺复兴”不仅是失落的文化记忆，更与现实形成了痛苦的呼应。

2024 年 5 月，电影《词语大楼》在乌克兰上映，冷门历史第一次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然而，影片回应现实的需求也许过于迫切，以至于历史和文学几乎成了背景。片中所有的乌克兰作家都像是没有性格的纸片人，在某个无关的场景中突然朗诵自己的代表诗作，然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抓走枪毙了。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虚构的主人公——一个长着普京的脸，和他一样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蹩脚文人，住进大楼后，他出于嫉妒，为秘密警察卖命，陷害了所有人。

不留情的批评家挖苦道，可怜的乌克兰文学，难得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知识分子的电影，可他们仍旧没有发声的机会，导演宁愿用一个虚构的小号普京来充当主角。就连影片中宏伟的大楼都比实景大了一号。真实的词语大楼更像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哈尔科夫居民楼。

现在，和哈尔科夫几乎所有的楼房一样，词语大楼的外墙上也随处可见战争带来的破坏。临街的正立面尚有新艺术和建构主义折衷风格的装饰，而朝院子的内立面就是赤裸的砖墙。通向院子的大门没有锁严实，我混进楼里转了一圈，发现里面也没有想象中“百年大宅”该有的富丽堂皇，反倒显得颇为破败和逼仄。朝街的两扇铁门间的门斗角落里，堆着几十个空酒瓶——看来周围的酒徒们也还没学会要对这座文化圣地心存敬畏。只有北面墙上挂着的一块刻有 124 个名字的书型纪念牌向我确认，这真就是那座传说中的词语大楼。

不过，一切毕竟才刚刚开始。佩雷普丘克并不气馁。乌克兰独立只有三十年，而这三十年充满了各种困难。她说：“我们需要时间来形成自己的文化记忆，找到讲述自己历史的方式。”更何况有些转变已经发生了。

词语大楼内部

2024 年 8 月的一个中午，天降大雨，我刚到哈尔科夫不久，正在离文学博物馆不远处的一家快餐店里躲避。突然头顶传来一声巨响。快餐店里的人面面相觑——怎么防空警报还没响就爆炸了？几秒钟后，本地电报频道纷纷紧急推送：“这是打雷！”

在哈尔科夫，几乎每个人都会在通讯软件“电报”上关注几个本地防空信息频道。每当防空警报响起，这些频道就会用一句德尔斐神谕般的暗号来传递空袭具体信息：使用哪种武器、预计飞向何方，然后市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是留在室内、躲进地铁站，还是继续在街上走。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看一眼手机，若无其事地耸耸肩，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严格按安全规则行事，一听到警报就寻找掩体躲藏，那么在这座城市就做不了任何事。警报声在这里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

当天晚上，我又在那家快餐店解决晚饭。它位于城市的主街普希金街。那时哈尔科夫已进入灯火管制时间，即使在主街上，也近乎伸手不见五指。空袭警报一如既往地又响了。城内的 GPS 系统被干扰，我用不了打车软件，于是便拨打叫车电话。我报上了所在城市和地址：哈尔科夫，普希金街 ✕ ✕ 号。电话那头的接线员一阵沉默，大概是在检索，最后她没好气地告知：查无此街，搞清楚了再打，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哈尔科夫再也没有普希金街了。2024 年 1 月 23 日，俄罗斯轰炸哈尔科夫市中心，普希金街上大量民众丧生。哈尔科夫市政府随后下令将普希金街和地铁普希金站改名。

如今这条街的新名字是斯科沃罗达街。赫雷霍里·斯科沃罗达（Hryhorii Skovoroda）是 18 世纪巴洛克时代的行游诗人、哲学家。就像许多哈尔科夫周边地区的历史名人一样，现代的国界把他完整的一生切成了两半。他有乌克兰哥萨克血统，却更常用俄语写作。他的出生、死亡地都在乌克兰，但也经常前往俄罗斯的腹地游历。他对两国文化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成了两国彼此争夺的文化遗产。当然，这并不妨碍俄罗斯军队在 2022 年 5 月将这位哲学家位于哈尔科夫郊外的故居博物馆炸毁，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

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也在帮助推广、普及斯科沃罗达的文学遗产。2023 年 10 月，他们推出了一个叫“斯科沃罗蹈” （Skovorodance）的项目，让乌克兰的著名诗人、音乐人将他的作品译成乌语，然后再改编成舞曲，随后邀请市民前来跟着他诗歌的节奏蹦迪。

在全面战争前，打开任何一座乌克兰大城市的地图，都仿佛打开了俄罗斯文学史教科书：普希金街、托尔斯泰街、陀思妥耶夫斯基街、契诃夫街等等。普希金街消失后，改名的哈尔科夫街道越来越多。但远非所有市民都能接受这一点。

在城北的一片居民区，我随机问了一些路人。许多市民内心纠结：被狂轰滥炸了那么久，难免对俄罗斯的一切心怀仇恨与厌恶，可另一方面，这些路名毕竟已是故乡记忆的一部分，如此剧变让人无法适应。有人心存顾虑，支持改名被认为是一种“正确”、“爱国”的立场，而发声反对改名的人，会被贴上“亲俄”的标签。

一位坐在长椅上休息的女士欲言又止，似乎有所担忧：“一方面，经历了这三年他们对我们做的这一切，这完全都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她指了指我伸在她面前录音的手机，“我不想说，你把这个东西拿走。”

哈尔科夫一夜间改掉了 50 条街道和 4 座地铁站的名字。一位正在排队买菜的阿姨沮丧地说：“我在哈尔科夫生活了一辈子，我是九代哈尔科夫人，可如今走在市中心，我感到无所适从。每一条街的名字我都不认识，我成了自己城市的异乡人。”对改名心存异议的人，往往试图通过强调自己与故乡城市的深厚联系来为自己的看法辩护。无独有偶，后来我在乌克兰的其他城市还遇到了许多“四代基辅人”、“五代敖德萨人”。

既然“九代哈尔科夫人”都找不到北，那作为第一次光顾此地的外国人，我在哈尔科夫街头的常态就是迷路。

一条路的官方名称虽然修改了，但路边的路牌却往往还是旧名字。事实上，如今乌克兰城市的路牌就仿佛考古地层剖面。在一条改名街道的路边，你可以看到新路名路牌、涂掉旧路名但还没写上新路名的空白路牌、乌语旧路名路牌、俄语草草改成乌语的旧路名路牌、俄语旧路名路牌。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甚至还能看到不少苏联时期的路牌。而在谷歌地图上，多数街道的改名信息还没有及时跟进，而有的街道则只改了乌克兰语名称，旁边对应的英语和中文翻译还一如其旧。甚至到了本地人口中也是一锅乱炖：“你走到普希金街左拐，往前走 100 米就是了，地址是斯科沃罗达街 ✕ ✕ 号。”

但是在乌克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看来，虽会带来暂时的不便，但街道改名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佩雷普丘克对我说，街道命名与其说是文化问题，毋宁说是政治问题。俄罗斯用自己的作家命名乌克兰的街道，这是一种帝国标记领地的手段。普希金从没来过哈尔科夫，但哈尔科夫人都知道普希金的诸多事迹，与此同时，人们却对乌克兰文艺复兴的伟大作家们毫无了解，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把普希金街改名，并不是反对作为诗人的普希金，而只是反对这种帝国政策。

2023 年 7 月，为了向更多市民普及街道改名的意义，文学博物馆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策划了一个叫“专名”的展览。

一系列旋转展板分别介绍了二十二位俄罗斯作家和乌克兰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以及他们和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关系。每块展板的两面，分别是黑色和白色，黑色是为哈尔科夫街道冠名的俄罗斯作家，而白色则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乌克兰作家。俄罗斯作家往往被呈现为帝国主义者，拥护俄罗斯的殖民扩张，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持不屑的态度，或者和哈尔科夫从未有过任何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黑色与白色的对立似乎也带有道德评价的潜台词，不过佩雷普丘克并不同意我的观察。她强调，这种颜色设计的意图主要是想揭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文化了解得太多，对自己的文化却依然知之甚少，多数乌克兰作家对哈尔科夫人而言仍只是一页白纸。

哈尔科夫一家咖啡馆内的手绘城市地图。所有“普希金”已被涂去，改成了“斯科沃罗达”。

利莫诺夫刚在哈尔科夫开始写诗时，总被拿来和谢尔盖·叶赛宁（Sergei Yesenin）相比较。他在自己的“哈尔科夫三部曲”中曾嘲讽道，这并非因为人们不知道其他诗人的存在，而是“对萨尔季夫卡的小伙子们”来说，叶赛宁比其他所有诗人都亲切得多。

2018 年，当利莫诺夫的档案还在哈尔科夫找不到归宿时，他的肉身在莫斯科接受了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记者问他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纳粹，他先是含糊其辞，随后承认说，“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萨尔季夫卡。

萨尔季夫卡（Saltivka）是二战后在哈尔科夫城北新建起的工人新村。和当时苏联涌现的大量类似新村一样，这里的街头被一群心狠手辣的青少年流氓混混统治着，而利莫诺夫就是其中一员。

而叶赛宁有时被誉为“最俄罗斯的诗人”，他的粉丝光谱包含从中国俄语系一年级新生到萨尔季夫卡街头恶少的一切人。这不仅是因为这位 20 世纪初的美男子诗人擅长描写俄罗斯乡村的景色，还因为他常常写透了俄罗斯农民对时代剧变的迷茫和孤独，写他们如何在大都市堕落成醉汉、流氓和罪犯。而这也是诗人自己的命运。1920 年，叶赛宁在哈尔科夫待了近一个月。有学者将他在哈尔科夫的活动概括为“演讲、读诗、出了本小书、陷入爱河”。如果补上“喝酒”的话，这个清单会完整得多。这二十几天的逗留让后世哈尔科夫的叶赛宁崇拜者们得以把对文学和家乡的爱结合在一起，甚至有本地学者写了一部近 200 页的专著，就叫《叶赛宁在哈尔科夫》。

1967 年，利莫诺夫离开哈尔科夫前往莫斯科。正是从那时起，萨尔季夫卡建起了越来越多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楼。这里最终成为全苏联规模最大的睡城之一，三分之一的哈尔科夫人居住于此。纵横分明的道路把萨尔季夫卡切割成一个个用数字编号的小区，每个小区里都有无数一模一样的高层住宅楼，小区的中央通常是几座学校和幼儿园。

522 小区的中央是哈尔科夫第 17 学校。它曾是哈尔科夫最大、最好的学校之一，战前有近 1400 名学生。许多孩子每天通勤穿越全城，来到这座位于睡城的英语专科学校上学。

斯韦特兰娜·布莱顿（Svitlana Bredun）自 1980 年代起就在这里担任俄罗斯文学教师。她从小就是叶赛宁才华的崇拜者，1990 年代末，她在第 17 学校内建了乌克兰唯一一座叶赛宁博物馆。

严格来说，这座文学博物馆并未在国家博物馆名录中注册登记，它更像是一间“叶赛宁主题教室”。每所乌克兰的中小学里总会有几座类似的小博物馆（在第 17 学校，还有面包博物馆和军事荣光博物馆）。但这间小小的教室是布莱顿心血的产物，所有展品都是她和学生、家长，以及哈尔科夫的叶赛宁崇拜者在几十年间一点一滴搜集而得。一整面墙讲述了诗人在哈尔科夫的经历与成就，房间的其他角落则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叶赛宁诗集、传记，诗人的铜像、相片，其生活年代的各种历史物件，甚至还有从其故乡村子里带来的植物种子。博物馆和学校时常举办叶赛宁研讨会和诗歌晚会，通常都由布莱顿主办。

2010 年，哈尔科夫的铁路局出资重修博物馆，在改造前，他们还将校长与布莱顿接去莫斯科参观那里的叶赛宁博物馆。布莱顿继承了莫斯科博物馆的许多布展理念，并复制了一些展品带回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市长和当时俄罗斯驻哈尔科夫的总领事都出席了重修后的开幕式。后者在致辞中表示：“第 17 学校为俄乌友谊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叶塞宁博物馆的开馆对乌克兰，尤其哈尔科夫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

2022 年 6 月 2 日凌晨，一枚俄罗斯导弹正中学校大楼，巨大的破坏力完全摧毁了建筑的核心区块。第17学校像一具被开肠破肚的尸体躺在萨尔季夫卡 522 小区递上，图书馆里的藏书像五脏六腑那样倾泻出来，一晃而过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书的名字：《俄罗斯国情》《俄乌词典》。

爆炸后，布莱顿也来到了现场，她举起一面从废墟中救出的乌克兰国旗，哽咽着说，自己一直在教孩子们去爱俄语、爱俄罗斯文学，而如今这群“异教徒”摧毁了一切。“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俄罗斯的东西。一点都不会有。”她的声音中透着盛怒与决绝。

袭击过去两年后，我来到萨尔季夫卡。这里是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地方，因而也是遭破坏最严重之处。虽然许多被摧毁的公寓楼已重建完毕，但小区还是显得空荡荡，缺乏生气。几个老太太围坐在小区某处的桌前玩骨牌，对我开玩笑说：“年轻人，你来晚了，两年前那才叫可怕。”几个青少年坐在长椅上喝着啤酒，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第 17 学校的情况。“它被 ✕ 翻了，”一个醉醺醺的男孩没好气地说，“和我们的家一样，都被 ✕ 翻了。”

这些少男少女是从周边城镇逃出的流离失所者，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战争从地表上彻底抹去。对他们来说，哈尔科夫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和平的避风港了。

第 17 学校的遗址依然是断壁残垣。被导弹直接命中的门厅和上方的教室什么都没剩下。两边残存的墙上还能隐约看到迎接学生的壁画，一边是哈尔科夫的标志性景点，上方用乌语写着“欢迎来哈尔科夫”，右边则是大本钟、西敏宫和红色电话亭，上方用英语写着“欢迎来学校”。

校长和其他几位老师在受损较轻的毗邻学校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门口堆了几箱马口铁罐——往里面卷上瓦楞纸、浇入蜡油，就是前线士兵急需的战壕蜡烛。即使“寄人篱下”，大家仍不忘抽空做志愿者工作援助前线。

第 17 学校至今仍有 900 多名学生登记在册，尽管许多人已不在哈尔科夫，但他们宁愿上这里的网课，而不是在陌生的西乌克兰或欧洲线下学习。校长说，有不少学生家长表示，一旦学校重建完成，他们就会带着孩子回哈尔科夫。然而她也不知晓重建的日程。一切取决于财政拨款，而现在的当务之急自然还是战争。老师们也无法想象，重建后的第 17 学校将会开办什么样的博物馆，这一切都太遥远。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再有叶赛宁博物馆，也不会再有俄罗斯文学课。

我没能找到斯韦特兰娜·布莱顿。有周边居民透露，曾看到她多次来到学校，试图拯救一些幸存的馆藏，但博物馆完全被炸毁，已经没有任何能救出的东西了。校长告诉我，布莱顿辞职了，说是健康原因，与家人一起离开了乌克兰。

因为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斯韦特兰娜·布莱顿不再愿意与外界联系。但在哈尔科夫，并不是所有的叶赛宁崇拜者都像布莱顿一样决绝地告别。

哈尔科夫第 17 学校遗址

哈尔科夫城北的植物园附近，也曾有一条叶赛宁街。在街口住宅楼的墙上，曾有一幅叶赛宁主题的大型壁画，上面是穿着俄罗斯农民传统服饰的诗人和各种动物，并配有他的两句诗：

对动物而言我是个好朋友，

我的每行诗都疗愈动物的魂灵。

2023 年 8 月，文学博物馆前员工、画家季娜·奇穆日（Dina Chmuzh）与另一位画家一起将这幅壁画抹去，重新创作了一幅关于乌克兰历史延续性的爱国主题作品。古代的大教堂、编年史家、钱币、国徽等一系列历史元素由共同的植物根系串联起来，贯穿画幅。

不过，显然有些叶赛宁的崇拜者对此十分不满。尚在她们为新画打草稿时，就有人在上面涂写了原来壁画上的那句诗，并加上大大的“谢尔盖·叶赛宁”字样。

两位画家抹去了涂鸦内容，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然而，两个月后，已经完成了的壁画再次被叶赛宁的粉丝破坏。这次涂写了诗人的另四行诗：

战争吞噬了我的全部魂灵。

为了某个他人的利益，

我朝原本亲近的躯体射击，

还挺胸迈向自己的兄弟。

形式上看，这是一首反战诗，但在如今乌克兰社会的主流叙事中，它却是一种精心打扮的“敌对宣传”。因为俄乌战争并不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而是一场俄罗斯发动的侵略和殖民战争，乌克兰人也并非为“他人的利益”而战，而是在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持续推动本地街道改名进程的组织“去殖民化乌克兰”在电报贴文中暗示，这种破坏行为“属于安全局的管辖范围”。

壁画很快又得到修复。一个月后，又有人用白颜料涂抹了壁画。“去殖民化乌克兰”的活动人士在电报中愤怒地咒骂“俄粉鬼子” （ vatni chorty ）。但这一次，两位画家放弃了修复。

夏天我去了那个地方，但我看到的仍是被涂抹过的残缺壁画。这场围绕叶赛宁的拉锯战并没有赢家。

在这座曾拥有 200 万人口的大都会，战争已成为一个生活的常量。耳畔是持续回荡的防空警报，目光所及则是无尽的残破楼房。很难找到没有受到空袭破坏的建筑，哪怕某座房屋没有被直接命中，至少也会有许多玻璃窗被震碎。在远离前线的城市，人们尚会替换新玻璃，而在哈尔科夫，频繁的空袭使得这成了徒劳的无用功。于是人们用一种叫 “OSB” （Oriented Strand Board，定向结构刨花板）的刨花木屑板填补空洞。

如果说窗户是建筑的眼睛，那么 OSB 就像是义眼，它的黄色成了哈尔科夫的主色调，坐车在城市的主街上飞驰，就像掠过黄色的洪流，又好似观看勃鲁盖尔的《盲人引领盲人》在面前无限绵延。哈尔科夫的街头艺术家试图将废墟变成艺术抵抗和战争创伤的表达空间。

在市中心的 OSB 板上，季娜·奇穆日抄录了大量乌克兰当代诗歌，这些诗歌往往都与战争的残酷或民族创伤直接相关。比如在市中心一座居民楼的板上，她抄录了当代作家维多利亚·阿梅林娜（Viktoria Amelina）的一首诗：

我军的损失数字已被保密

战争结束前数字不会公布

会是邻居，那个常种红花的

奇怪女人的丈夫

是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朋友

是我们如此爱戴的老师

还有那个惹毛所有人的姑娘

那个永远讨所有人喜欢

但似乎爱上了那个姑娘的画家

以国家机密之名

我发誓，不会去数战死的人

数到精疲力尽

直到战争结束

（其实我数过——但数不清了）

在斯科沃罗达街一家咖啡馆的大窗板上，奇穆日抄下了一首战地诗人马克西姆·克雷夫佐夫（Maksym Kryvtsov）的长诗。这首诗始于基辅一家咖啡馆墙上顾客的题字：“我会找回我的生活，我承诺。” 通过描绘这家咖啡馆的日常场景，揭示出后方生活的宁静与温暖。然而，战争的阴影在诗人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炮火、泥泞、地雷和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他渴望回归平凡的城市生活，过上在咖啡馆里享受的日子，却又深知这种平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战争的创伤已让他无法融入其中，他宁愿快点返回战壕。结尾是诗人犹疑的自问：“我会找回我的生活吗？我承诺。”

克雷夫佐夫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2024 年 1 月，他在前线阵亡。

而阿梅林娜则成了另一个数不清的损失数字。2023 年 7 月，在一家披萨店就餐的阿梅林娜，死于俄罗斯的空袭。

一处 OSB 板创作，阿梅利娜诗，奇穆日绘

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坐落于一座 19 世纪古典式二层小宅邸，门外种了两棵大果树。夏天的暴雨过后，地上落满了青苹果。

博物馆二楼的特展厅里，正在举办一个叫“以城市之名”的展览。展厅的中央是一张奇特的小桌子，凹凸不平的桌面呈现出土地的质感，上面摆满了楼、树、人形状的木刻小模型，用一根绳索串联起来——这张桌子就是哈尔科夫这座城市的微缩象征。而四周的墙面上，挂了许多用铁丝搭成的骷髅面具，提醒人们笼罩这里上空的战争与死亡。

在这张城市之桌旁边，我告诉佩雷普丘克，我正在调查乌克兰的文学共同体如何在战时寻找新身份认同——她立刻纠正：“不是新身份认同，而是真身份认同。”

2024 年 8 月一个夏夜，我前往文学博物馆参加一场音乐会。地点就在博物馆的庭院。早在全面战争爆发前，这座庭院就已是全市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场所之一。庭院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哈尔科夫文学名人的单线肖像画，而庭院中央搭了一座星形帐篷作为舞台和观众席，四周还有许多长凳、秋千。

当晚举办的是利沃夫民谣歌手马里扬·佩罗若克（Marian Pyrozhok）的晚会。博物馆开放了 40 个名额，但现场至少来了 100 多人。

佩罗若克身形瘦削，顶着侧分短发，蓄着达利式的唇髭，气质颇有点像导演塔可夫斯基。他时而弹奏吉他，时而用琴弓把它拉出提琴的声效。他的唱词以 20 世纪乌克兰文艺复兴诗人的作品为主，虽然大多是寻常的抒情诗，但在战争年代，听者往往能从中领悟到更多。比如这首写于 100 多年前的《海鸥》：

带着悲伤，带着痛苦

在田野之上

满是海鸥的哀鸣，

仿佛在遥远的

无名的过去，

奴隶的哭泣

在异国他乡。

那仿佛是

母亲在为

夭折的孩子恸哭，

身处奴役，

身处苦难，

死于悲痛，

死于黑暗。

轻柔地飞翔

在沼泽上空，

海鸥疾飞，海鸥盘旋——

有时因绝望

发出哀嚎，

有时在哭泣中

带着微笑。

场下，有一个女孩始终在跟随音乐的律动，赤足在草坪上即兴舞蹈。两个女孩听完这首歌后抱头痛哭。一个短金发女孩坐在第一排，一直在默默为歌手画像。更多人站在庭院里轻声寒暄聊天。一位常在国际媒体上抛头露面的著名哲学家特地从基辅赶来。

自始至终，我都没在庭院里听到一句俄语。在这座多数居民依然说俄语的城市，文学博物馆的庭院就像是一座不沉的乌语岛。不仅不沉，而且靠着佩雷普丘克和员工们的辛勤围垦，它正在越变越大。

音乐会开始后不久，观众们的手机警铃纷纷响起，不过这一回是防空警报解除的通知。坐在我身边的大叔开玩笑地竖了竖大拇指，对我嘀咕了一句“拜登”——一个多月前，拜登政府终于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此后哈尔科夫受到空袭的频率大大降低。尽管如此，持续两个小时的音乐会没有被防空警报打断，这对哈尔科夫而言仍是难得的奢侈。

音乐会结束后，坐在第一排的短发女孩把她画的肖像拿去给佩罗若克看，歌手笑眯眯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名叫维罗妮卡·科茹日科（Veronika Kozhushko），今年 18 岁，大家都叫她妮卡，是战争洗礼下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哈尔科夫艺术家。

每一场文学博物馆的展览和晚会上，都能看到妮卡的身影——画画、拍照、朗诵，或是在展览结束后作为积极观众接受媒体采访。“斯科沃罗蹈”的舞会结束后，她抱怨因为学校里不教斯科沃罗达，她过去对这位哲学家一无所知，经历了今天的晚会，她会开始读他的诗。“专名”展览过后，她告诉记者，过去在学校里学俄罗斯文学这种“恶心的学科”给她带来了创伤，她希望这座城市必须根除俄罗斯地名。

与此同时，文学博物馆及其一直致力于推广的乌克兰文艺复兴也改变了她。我们可以根据妮卡在自己 Instagram 页面上发布的作品重建她的创作轨迹。在大战爆发前，她只是在为经典摇滚明星画一些稚嫩的同人作品。战争刚开始时，她画了许多抵抗主题的作品，但往往只是因袭一些时兴的新闻照片和爱国迷因。但从 2023 年起，当妮卡开始发现文艺复兴诗人的创作，她仿佛在一夜间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在妮卡的作品里，最常见的主题是扭曲或受伤的人体，以及闪耀着光芒的星。前者折射出她个人或城市受到的创伤与痛苦，而后者则象征着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2024 年 5 月，妮卡举办了自己的首场画展。她开始在哈尔科夫的文化圈小有名气，并且像大多数乌克兰文化界人士一样，立刻用自己的声望为军队募款。

脸书上流传着一位捷克记者拍摄的一段视频，蹦蹦跳跳的妮卡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艺术志向。她说，战争没有改变她的意识，只是让她蜕变、成熟，成了她和百万哈尔科夫人生命的一部分。她立誓尽己所能，“为那些再也不能发声的人创作......只为我们的故事能让人知晓，只为我们的文化能让人听到”。

佩雷普丘克这样评价妮卡和她的朋友们：“我看着她们，心想：这下博物馆后继有人了。她们能继续我们的事业，并创造自己的东西。别说是博物馆了，这个国家都后继有人了。”

2024 年 8 月 30 日，我离开乌克兰的几天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颗俄罗斯滑翔炸弹击中哈尔科夫的一座公园，夺走了妮卡年轻的生命。

她再也无法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创作了。许多悼念她的人写道，她太过热爱“被枪决的文艺复兴”，以至于自己也最终成了殉道者中的一员。

在文艺复兴一代中，妮卡最爱的诗人是梅海利·塞门科（Mykhail Semenko），尽管这位乖张的未来主义者通常被认为晦涩难懂，但妮卡似乎总能在其中抓住最贴近自己生命体验的东西。2023 年 3 月，她第一次为塞门科画像，并把他称作自己“爱上乌克兰文学的起点”和“灵感源泉”。肖像的背景上写着诗人的名作《巴塔哥尼亚》：

我不会死于死亡——

我会死于生命。

我将死去——生命将会消亡，

旗帜不再飘扬。

佩罗若克的晚会，第一排右二的背影为妮卡·科茹日科。

中篇：在乌克兰的两极之间游荡

自从大学被调剂进俄语专业，我和俄罗斯文学结缘已有十六年了。当然，我的求学地不是基辅和哈尔科夫，而是莫斯科与彼得堡。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被这场战争分割成了“之前”与“之后”。有师生签名或上街反战，随后开始被当局骚扰；有人逃出国却无所适从，一位老师在脸书上近乎乞讨般地寻找工作机会：“我知道，作为俄罗斯护照持有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上吊，但我还有妻子和孩子要养。” 有人暗暗支持战争，把发反战贴的我拉黑；某个平时就爱呼喊反西方口号的学者如今成了官媒上的“主权哲学”代表人物。

但多数人只是沉默。乌克兰同行发布愤怒的视频，呼吁俄罗斯学者站出来抗议，却几乎没得到任何回应。学术研讨会上，俄罗斯学者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同行争论刊印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时，“上帝”这个词该用大写还是小写。2023 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会，在现场时刻感受到一种紧张而又尴尬的氛围：西方同行期待着俄罗斯学者能有所表态，而俄罗斯学者则优雅地闪躲房间里的大象。当实在无法避免，他们就用“正在发生的事”、“目前的情况”之类的委婉语来指代自己国家发动的战争。诚然，许多人这么做只是出于对镇压机器的恐惧，但有时我也难免怀疑，如果人一直装傻，会不会变得真傻。一位过去对我关照有加的教授在日本问我，为什么这两年不来俄罗斯开会了。我委婉地回答说，目前不是来访的合适时机。她困惑地看着我，轻轻问了一句：“发生什么事了？”

可与此同时，目击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一桩又一桩残暴的战争罪行，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如何颠倒黑白，把一切包装成乌克兰“自导自演”，而多数俄罗斯民众似乎又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谎言照单全收，这不能不让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我感到痛苦。这个民族如此为自己的文学传统骄傲，这个政权多年来把文学当作推广自身软实力的工具，可文学似乎并没有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善良，教会另一些人聪明。既然如此，我又为何要学习、研究这种文学？

在乌克兰和国际媒体上，可以读到太多关于“取消俄罗斯文化”，以及关于俄罗斯文学“帝国性”、“殖民性”的讨论：既然普希金曾写诗为沙皇镇压波兰起义辩护，既然托尔斯泰曾是帝国殖民军队的一员，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无可救药的沙文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既然连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样的苏联异见者都憎恨乌克兰的独立，那么俄罗斯文学大可以被全面取消。

然而我所受的学术训练告诉我，类似文章中有太多论偏颇之处，有对文本的肤浅解读，也有战争状态下情绪化的产物。作为外人，我没有道德权利去评判每日与轰炸和死亡新闻相伴的乌克兰人这里文本读得不仔细，那里表达得太极端。但是在乌克兰，却有着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从小和俄罗斯人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电影，听一样的音乐，他们在学院研究俄罗斯文学，他们照看着俄罗斯作家的故居遗产，他们的书店里卖着俄罗斯作家的著作。我想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故事，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他们如何在战争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我们这个取消文化、身份政治、去殖民叙事占据主导的时代，乌克兰人处理俄罗斯文化遗产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在自己身处的其他地方解决类似难题提供参照：当时过境迁，社会和人的观念改变，我们应如何处理用后世的标准衡量显得不正确的历史和人物？去殖民的需求和对多元文化的追求出现矛盾时应该怎么办？如何做到既实现转型正义，又不带来社会分裂？

而我也是在处理自己的身份危机：我到底是谁，在俄罗斯生活了那么多年，学了那么久俄罗斯文学，这些经历和知识对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

从行前准备阶段起，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就给我带来了种种麻烦。无论签证官还是边防官，对于“我是谁”，他们都想听我说一个确定的答案。然而我只有一个不那么确定的答案，和一本确定很糟糕的护照——来自一个似乎中立的国家，上面贴满了过去的俄罗斯签证。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塔林、华沙、利沃夫，每个疲倦、无聊的官员一翻开我的护照，就会立刻精神起来，然后向我抛出一连串问题：你去过俄罗斯？还去过那么多次？你到底在那里干什么？你学的是什么专业？那你去乌克兰又是做什么？你和俄罗斯还有关系吗？

哪怕突破重重障碍，终于进入乌克兰，我也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向人简单明了地自我介绍。面对一些人，我是“记者”，面对另一些人，我是“作家”，还有些时候，我是“普希金之家曾经的博士生”。在一些松弛的场合，我是“曾经的语文学家，现在也不知是记者还是作家”。当然，有时候也会被火眼金睛的群众识破。敖德萨的民宿房东说：“你不用解释我也懂，现在来住我这房子的外国人，不是记者就是极端分子。”而在哈尔科夫的睡城，排队买菜的大爷听我说了一大通后冷笑一声：“懂了，间谍。”

利沃夫圣彼得保罗教堂，照片上都是本地的阵亡军人。

02

从华沙出发，我坐了一夜通宵火车抵达进入乌克兰的第一站——利沃夫。刚踏上清晨的有轨电车站，就见到一名老太太在那儿激昂地演讲：“她是为我们而死的，她曾经预言过，战争将会找上我们，她也预言过，死亡将会找上她。”

老太太口中的“她”是伊琳娜·法里翁（Iryna Farion），极具争议的语言学家。我到乌克兰不久前，刚传出她遇刺身亡的消息，而认领谋杀的是一个俄罗斯新纳粹团体。法里翁是推广乌克兰语的重要活动人士，但她的做法却往往以分裂社会为代价。她最近一次惹众怒的言论是在今年年初宣称，所有说俄语的乌克兰军人都不配被称作乌克兰人，引起乌克兰社会各界强烈谴责。即使是在她遇刺后，许多公共人物发布的声明也显得颇为暧昧：“无论如何，杀人总是不对的。” “推广乌语，她毕竟还是做了贡献的。” 在多数人依旧说俄语的东南部大城市，一些人谈及此事，难掩幸灾乐祸的神情。但在利沃夫，她却是大英雄。在城市的名人公墓，她的墓前堆满了鲜花，时不时有虔诚的老人前来祭拜。

围绕法里翁的复杂态度折射出了乌克兰充满张力的语言政策问题。“保护乌东俄语人口”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一大借口，而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多数平民恰恰又是说俄语的东部人。诚然，越来越多原本说俄语的乌东人开始改说乌语，媒体、机构、商店也纷纷撤下俄语网站和招牌，但当我真正来到现场，听到、看到的情况还是比想象中微妙得多。

事实上，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是乌语和俄语双语者，而某个人在某个场合说某种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说某种语言，也往往是其个人立场的展现。在西部的利沃夫，人们往往不仅期待你说乌语，还期待你不说俄语。每当我和店员说起我的三脚猫乌语，并终于不小心漏出几个俄语词，对方就会和立刻我改说英语。在当地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厅，穿着民族刺绣衫、神情刚毅的老奶奶坚持让我在留言本上写下自己的感想：“用中文写，用英语写，用你会的一切语言写，但只有一种语言不允许使用。”

但后来当我来到位于黑海海滨的南部城市敖德萨，就发现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时值盛夏，乌克兰全国的人都涌来敖德萨度假，但在敖德萨的街头逛了近一周后，我几乎没有听到一句乌克兰语。规定服务业必须使用乌克兰语的语言法在这里似乎成了一纸空文，商家大大方方地用俄语和所有顾客问好。在本地新闻中，经常能看到坚持说乌语的外地游客与说俄语的店员起冲突的视频。外地游客要求对方作为乌克兰人就该说乌语，而店员则顶撞说，我们敖德萨人都说了一辈子俄语，凭什么现在就不让说了。

在更多情况下，人们会在不同城市、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话者自如地切换语言。商店里的店员可以彼此用俄语聊天，但面对作为顾客的我却改用乌语。咖啡馆里聊天的年轻情侣可能一个说俄语，一个说乌语，却完全不妨碍他们打情骂俏。在哈尔科夫这样用俄语为主的城市，店家通常会用乌语问候、寒暄，以符合语言法的规定，随后和顾客一起心照不宣地换成俄语交流。最微妙的一次经历发生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乌曼。在这座居民普遍说乌语的小城里的标志性景点，我和两个说俄语的敖德萨人拼团请一个讲解员。知道我们来自何方后，讲解员轻声宣布，既然今天有“尊敬的外国客人”，讲解就改用俄语进行。可每当狭路相逢其他游客和讲解员，她就和敖德萨人递一个颜色，立刻切换成乌语交流。

就连我的受访者，对于语言使用也都有各自的态度。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的馆长佩雷普丘克与我商定好用英语访谈，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用俄语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但对她而言，不说俄语是一种态度。其他许多受访者同意用俄语访谈，但有时话说到一半会卡住：“这个词用俄语怎么说来着，真的不记得了，抱歉，我太久没说俄语了。”而在敖德萨，一切自然默认用俄语进行，虽然许多访谈者会不由地为自己辩护：“别看我一直说俄语，我是真会说乌语的！”

但无论在哪座城市，书店通常是使用乌克兰语态度最坚决的地方。在利沃夫老城中心市场广场上的老字号“1号书店”，我一进门就看到店里挂着法里翁的肖像，一旁则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几位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组织领袖和两位死于非命的著名作曲家。店员向我一一介绍，最后动情地总结说，他们都是为了捍卫我们的民族和文化而被俄罗斯人杀害的。

其他许多书店门口也会挂着语气坚决的告示：“说乌克兰语，尊重自己的国族。” “我们不销售俄语书籍，也不支持侵略国文化。” 就连在街头听不到乌语的敖德萨，书店也会在门口鼓励大家：“努力说乌语的俄语母语者，你们并不可笑，你们不可思议。”不过，当我试着与该店店员用我的蹩脚乌语交流，她的第一反应是：“您可比我们的某些市民说得好多了。”

面向年轻人的独立书店往往会采用同样坚决，但更轻松、戏谑的态度。由于这种拒斥俄语的做法常被俄罗斯宣传机器贴上“仇俄”标签，一家非常热门的独立书店干脆把自己社交网站上的简介改成：“属于你的仇俄书店。我们仇得还不够，但我们在努力。”

伊琳娜·法里翁墓

03

除了文学博物馆，书店也许是我在乌克兰逛得最多的场所了。不仅因为这里是文学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连接点，还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事实上，我从没见过一个书店密度像利沃夫老城那么高的地方。在面积不到四平方公里的老城核心区，至少有 18 家书店。有“1 号”这样的古早风文史书店，有选书多而杂的连锁书店，有充满国营气息的科学院书店，但最常见的却是选书少而精的独立书店。

虽然战争严重破坏了乌克兰的国民经济，但出乎所有业界人士意料的是，乌克兰的图书业却在这些年蓬勃发展。比如乌克兰最大的连锁店“存在书店” （Ye）在 2023 年新增了 22 家门店，今年准备再增 22 家。2023 年乌克兰出版商的收入比 2022 年翻倍，比战前的 2021 年增长超过三分之一，虽然这和书价上涨也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时常停电、断网，或要去防空洞躲避，书籍取代电子产品，重新成为人们首选的消磨时间产品。

由于生意太好，独立书店也纷纷开成了连锁店。利沃夫的名店开去基辅，基辅的名店开来利沃夫。这些店往往面积不大，一半空间用于餐饮，但选书品位颇为不俗，且经常会举办有趣的文化活动。在利沃夫的“书之狮书店” （Knyzhkovyi Lev），我撞见了一位女诗人正在庭院里举办“诗、歌、故事和咖啡晚会”，场下坐了二三十位观众。而在基辅市中心人满为患的“感书店” （Sens），我看到许多人占了座在等待当天的活动——三位知识女性谈“远离莫斯科：我是如何告别帝国的”。

多数书店都会有自己的畅销榜、推荐榜。就拿几家独立书店的榜单来说，上榜的通常会有经典乌克兰小说、当代类型小说、诗集，也有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语言的历史与科普读物，但我发现在许多店里，目前最畅销的是一本指导如何与焦虑和抑郁共存的心理学手册。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克兰人如今最想从书籍中获得的东西：疗愈与慰藉、对隐秘创伤的表达、对身份认同的探索。

乌克兰图书业不仅克服了战争和经济危机，还迅速度过了急剧转型。无论连锁书店还是独立书店都纷纷彻底抛弃俄语图书，甚至是乌克兰本土在战前印刷的俄语书。要知道，在十年前，俄语书还占了乌克兰图书市场 80% 的份额，即使在战前，乌克兰书店出售的俄语书比重仍有近 40%。而如今，不卖俄语书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一种自觉行为——对这些面向中产阶级的独立书店而言，卖俄语书成了一种非常“不酷”的商业自杀行为。

然而，去俄化转型却导致了一个悖论：在全国范围内，它的确让面对俄罗斯文化弱小、被压制的乌克兰文化有了更多发声的空间，但在哈尔科夫和敖德萨这样的城市，它却让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使用俄语的本地文化失去了发声的机会。在这两地的许多书店，一刀切地下架俄语书导致关于本地历史、文化、文学的书也都消失殆尽。店员似乎也经常被问这个问题，在哈尔科夫本地出版巨头 “Vivat” 的书店，店员歉意地表示：“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但现在真的一本都没有，我们自己也很惭愧。”而在敖德萨市中心的“字母书店” （Bukva），我还没把问题说全，店员就恼怒地回了一个“没有”，看来早已被问得有些不耐烦。

但普通民众对俄语读物的需求并不会在一夜间消失。离开基辅和敖德萨最中心的商业区，就能在更接地气的图书市场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俄语书在这里依然占了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其中大多是乌克兰本地作坊翻印的盗版。最时兴的读物——比如当代俄罗斯头号禁书、苏联主题耽美小说《红领巾之夏》——甚至有各种不同印刷质量的盗版版本供不同预算的顾客选择。

许多书市摊主似乎积怨已久，哪怕稍稍疑惑一下怎么还能卖俄语书，他们就会大发牢骚：“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难道就这么扔垃圾桶里吗？”“乌克兰独立了三十年，俄语书从来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就有问题了？这是违反宪法的！”至于卖盗版书，那近乎成了种爱国行为：“不然难道要卖正版资敌？！”

对市中心那些只卖乌语书的独立书店，书市摊主往往颇为不屑：“我可是正经大学毕业的，而去那种店里喝咖啡的都是些小女孩。”当被问及有没有爱国活动人士来抗议或举报他们卖俄语书，一些摊主更是愤怒，表示自己的生意随时会被毁于一旦。一位摊主将活动人士称为“不读书的中学生”，而另一位大叔更是轻蔑地称之为“一群博主而已”。与此同时，在一些独立书店店员眼里，不学无术的则是哪些卖俄语书的摊主：“这些人那么爱普希金，可他们连一行普希金都背不出，而我却能完整地背诵。”

有些聪明的摊主给自己找到了护身符：“来我这儿买俄语书的一半是前线军人，要不去抓他们？”事实上，当被问及是否有军人来买书，几乎所有摊主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敖德萨的一位摊主表示，定期会给一位士兵收集一大批俄语科幻小说，让他去战壕里分发。“我们的小伙子说，每次炮轰‘咔嚓普’ （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的间歇，他们就会读上几页。”

在敖德萨的一家书店，售卖的饮料里有一款“莫斯科佬的血”。店员欢快地表示，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饮品，许多顾客特地慕名而来，有位本地文人每次走进书店，就会高喊一声 “给我喝莫斯科佬的血！”可同样是在敖德萨，一位年长的知识女性痛心地对我说，她至今无法原谅 2014 年尊严革命时部分极端示威者呼喊的口号“莫斯科佬上绞架”——这与这座城市的宽容多元精神格格不入。

有时我感觉，乌克兰的社会和文化界似乎分裂成了两极。虽然两边都深受战争之苦，都认为自己爱国，都在积极帮助军队，但是对于诸如应该消费哪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应该如何对待过去的俄语文化遗产这样的问题，双方几乎势如水火。政治觉醒的城市中产认为俄语文化本身就是俄罗斯侵略的帮凶，在未来的乌克兰不应有其立足之地，而另一边更多是在苏联时代接受教育的中老年人，他们认为文化和语言本身是无辜的，不应就这么被清算、抛弃。而战争极化了人们的情绪，两边似乎都不愿倾听、理解对方的想法，只是单纯觉得对方不读书、没文化、瞎胡闹。

“感书店”里鼓励顾客买书寄送前线的海报

04

走在敖德萨街头，我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 2024 年的乌克兰。街道的名称还是那部俄罗斯文学史，路边建筑上密集地挂着曾在此居住的俄罗斯文化名人的纪念牌：康定斯基、布宁、帕乌斯托夫斯基等等。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德里巴斯街边，挂着一块纪念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曾在此任教的纪念牌。一对晒得黝黑的度假客夫妇停下了脚步：

“瞧瞧，还有门捷列夫。”

“ 咱们的那个门捷列夫吗？”

“ 咱们的。”

我受到的最大震撼来自城市地标建筑歌剧院门口的广场。许多站在那里与剧院合影的乌克兰游客会突然吃惊地瞪大眼睛，然后手指前方，让拍照者转过身去看。原来，正对歌剧院立着两面巨大的纪念墙，两边分别用唯恐人看不见的大字写着“敖德萨州的苏联英雄”和“敖德萨州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下面则是密密麻麻的英雄名单，以及各种苏联时代勋章、奖章浮雕。在许多其他城市，这样的纪念碑在十年前的去共产化运动中就应该被拆除，也难怪置身此地的乌克兰人会有种穿越到几十年前的错愕感。

我不由想起还在利沃夫的时候，一群在街边游荡的青年拉着我喝酒，听说我之后要去敖德萨，他们就直摇头：敖德萨人都是一群“棉袄” （ vatnik ）。在乌克兰，这个词指克里姆林宫的无脑支持者。

原因不光是许多敖德萨人还在坚持说俄语。还因为正是在敖德萨，轰轰烈烈进行的去殖民化运动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然而，无情的去殖民风暴还是刮到了敖德萨。2024 年 7 月底，州政府宣布，敖德萨的 85 个地名将被更改。可在街头和文化机构里，多数市民对我诉说的是愤怒和痛苦：“为什么要改巴别尔（I ssak Babel）、伊里夫和彼得罗夫（Ilf & Petrov），他们对乌克兰做过什么坏事，说过什么坏话吗？”“他们难道不知道巴别尔是被苏联杀害的吗？真是野蛮！野蛮！”“我的许多朋友说，就这样吧，走在新的街道上吧，还能怎么办？可我问他们，你们是敖德萨人，这些名字对你们来说不珍贵吗？你们在这些街道上长大，这些作家的书你们都读过。你们能安心吗？”“我们都是乌克兰的爱国者，我们都痛恨侵略者，可为什么要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

敖德萨人珍视的这些作家，他们在敖德萨出生、长大，写作关于敖德萨的故事，即使后来离开，也始终认同自己是敖德萨人。他们构成了一个俄罗斯文学中单独的“敖德萨流派”，使这座城市一举成为继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后的俄语文学的第三首都。他们确实是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但这也是“咱们的”俄罗斯文学。对于许多敖德萨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的记忆，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对于敖德萨以外的人来说，塑造了敖德萨城市神话的也正是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主人公：这是巴别尔笔下盗亦有道的犹太走私帮派悍匪，或者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笔下那个走遍苏联，用敖德萨码头的伎俩把官僚、市侩玩得团团转的骗术大师本德尔。

20 世纪下半叶，本地文学有了各种更轻快的载体：背着吉他游走街头的吟游歌手，在舞台表演自创段子的相声演员，当然还有一种更短小精悍、影响深远的形式：笑话。苏联政治笑话最常见的主人公拉宾诺维奇通常就被认为是一个敖德萨犹太人。他总是用一句四两拨千斤的俏皮话把当权者气得说不出话来，却又能做到全身而退。

拉宾诺维奇看着标语——“列宁去世了，但他的事业长存！”

“那他最好还是活着。”

拉宾诺维奇每天早上去报摊，拿起《真理报》，看了看第一页，然后把报纸退了回去。几天后，售货员问他在找什么。

“讣告。”

“讣告在最后一页。”

“我期待的讣告在第一页。”

把所有这些文学和笑话的主人公综合一下，差不多就能得到外界眼中敖德萨人的一张标准像：狡猾精明，可以与任何政权合作，但不把任何当权者看在眼里。比起死磕硬抗，他们更喜欢一种更灵巧的抵抗武器——幽默。幽默既可以用来抵抗苏联政权和俄罗斯侵略者，也可以消解敖德萨人在去殖民化浪潮中看到的荒谬。

主变圣容街上有一块未来主义诗人、画家布尔柳克（David Burliuk）的纪念牌，上面用俄语写着不合时宜的“俄罗斯未来主义之父曾居住于此”。于是有好事的路人用笔划掉了“俄罗斯”，并把“父”从俄语改成了乌语，在一个俄语母语者读起来，现在的题字颇有种“未来主义老爹”的风味。

而在争议的最中心——滨海林荫道尽头的普希金纪念碑旁，我随机问了一些路人，是否赞成当局拆除雕像和更改路名的决定，得到了不少颇为敖德萨式的回答。

一位在长椅上划短视频的环卫工先是抱怨了一大通政府不务正业，钱应该用在前线士兵身上，而不是浪费在这里。随后她突然灵机一动：“话说回来，普希金毕竟是黑奴的后代，他又不是俄罗斯人，为什么我们要抵制他？”

两个在雕像后玩滑板的少年一听到我的问题，立刻开始了双口相声表演：“这雕像多漂亮啊，我看不应该拆。”“我们刚在学校里学完他的作品，现在又说他是侵略者，那我们全都白学了？”“大家来敖德萨旅游，就是来看我们的文化。现在被他们全拆光了，还会有人来吗？”“街道改名是纯粹的白痴行径。他们实在找不到新的路名，就开始用量子街、单簧管街命名。”“还有苹果街、葡萄街......半座敖德萨城变成了果汁！”

就连政客们也开始加入争吵。敖德萨的民选市长和中央指派的州长之间就地名问题展开隔空骂战。市长认为，这些作家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历史遗产是“敖德萨的 DNA”，决定了城市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抛弃这些遗产，就等于把城市“清零”。州长则反唇相讥，认为这场运动是一个“摆脱帝国叙事”的“历史性机会”，敖德萨属于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和作家，市长及其支持者何不滚去莫斯科的街道上散步。

总的来说，与我交谈的民众普遍都支持市长。林荫道上的一位女士表示，市长“为了保卫我们的街道，被他们整得好惨”。还有一座博物馆的员工私下透露，州长有一个十人委员会，其中有几个人为他制定了一份要整肃的文化机构名单。“这些人对敖德萨的历史一无所知，也完全不想知道。”

尽管如此，最终的获胜者看来仍是州长。街道改名的法案已被通过，2024 年 9 月，州长明确表示，普希金雕像一定得拆。

敖德萨文学博物馆雕塑花园里的拉宾诺维奇像，他打包了行李，正盼着上帝赐他一个“润”出苏联的机会

05

2022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后，乌克兰各地开始拆除俄罗斯文化名人雕像，以示与帝国的文化遗产和殖民政策告别。拆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像，因而这场运动被称为“普希金倒”。

敖德萨有两座普希金雕像，滨海林荫道上的那座由市民集资建于 19 世纪末，还有一座则位于普希金博物馆大门口，于 1999 年诗人诞辰 200 周年之际揭幕。

我来到博物馆现场，发现诗人的雕像和外墙上的纪念牌都被用 OSB 木板包了起来，板上则被人喷了各种涂鸦，恍惚中有种回到了哈尔科夫的错觉。外墙上还能看到一处过去挂牌匾的痕迹，想必这里原是博物馆的名牌，现在也被卸下雪藏了。

要不是门洞脱落的墙皮旁隐隐约约残留着“博物馆”字样和一个箭头，访客几乎无法找到这座几乎处于半地下状态运营的博物馆。飘忽的开馆时间更是增加了探访的难度。尽管谷歌地图显示博物馆每天营业到晚上 8 点，官网称工作到5点，但事实上如果下午 3 点没有访客，博物馆就会早早打烊。在战时财政拨款严重不足的敖德萨博物馆系统，这似乎是相当常见的做法，不仅可以节省暑期的电费，也能让一些员工外出做兼职糊口。

我在第四次尝试时才得以进入参观博物馆。馆长阿拉·尼尔沙（Alla Nirsha）亲自为我讲解。她六十来岁，戴着眼镜，神似我从前见到的许多苏联知识女性——她们瘦瘦小小，看似不声不响，可一旦谈及自己珍视的东西，就会爆发出无尽的能量和激情。

博物馆为省电没有开空调，而为防止展品被阳光晒坏，窗玻璃上贴了遮光纸，窗户也都开得很小。尽管当天温度并不算高，但展厅里闷热异常，二十分钟后我就觉得自己快要中暑，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月前敖德萨每天将近 40 度时身处其中的体验。但只要一说起心爱的普希金，尼尔沙就完全忘记了环境的恶劣，甚至当员工拿来一台电扇，想为我们降温，她也一口回绝：“不必，亲爱的，这会让我分心。”

由于写作讽刺沙皇政权的诗作，普希金在 1820 年被贬去帝国的南方工作，期间他在敖德萨住了十三个月。这段经历通常被描述为“流放”，但许多敖德萨人都会说出无数条理由反驳这个说法。尼尔沙也罗列了一大堆：来到敖德萨后，普希金自称“来到了欧洲”，他在这里挂了个闲职，从不上班，天天听歌剧、看芭蕾、吃牡蛎、去海边游泳、赌牌、追求有夫之妇，当然，还创作了两首长诗、两章半《奥涅金》和十几首抒情诗。“您听说过这么轻松的流放吗？”

1824 年，由于得罪了本地总督，普希金被从这里赶回俄罗斯的老家庄园，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敖德萨。但在离开后几年，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用 141 行诗写下了自己对敖德萨的回忆，这也是整个 19 世纪书写这座自由港的最华丽诗章。

尼尔沙几乎能背诵所有普希金在敖德萨写下的和关于敖德萨的诗篇。在她看来，这节诗里体现了敖德萨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多元与包容，而普希金的魅力也正在于他能理解并包容一切。可让她痛心的是，如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

围绕每一件最微小的展品，她都能发散出十分钟的故事，诗人某首作品复杂的创作历程，他与各位友人、缪斯的爱恨情仇，他去过的某座敖德萨建筑的历史沿革，敖德萨建城诸公的无私为民，如何根据矛盾的证据判定普希金当初究竟住哪间房，房间里的洗手台如何从总督书房流入一位普希金学家手里，最后又通过他的侄女进入了这座博物馆。每个故事都能透露出她对普希金、对博物馆，以及对那个旧时代的真挚感情。

参观完常设展，她又带我看了博物馆在战前办的最后一个特展。这个关于全世界普希金雕像的展览如今显得格外不祥。每讲完一尊在乌克兰的普希金雕像，她都怀着一种无奈、死心的冷静轻轻加上一句：“现在已经拆了。”

我们于是聊到了博物馆门口雕像的命运。原来，为它们罩上 OSB 板并不是为了防止被轰炸波及，用她的话说，这是为了“防野蛮人”。我检索了一下新闻，看看这尊雕像遭受过多少破坏。有一次上面被写满了乌克兰语的“打倒”，有时被涂上 Z 字——俄罗斯侵略的象征，还有一次被画了纳粹十字。

“你能想象普希金和纳粹有关系吗？我真的不明白。”尼尔沙非常愤慨。不过，每次雕像被破坏，她和博物馆的员工都会将其擦洗干净：“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尼尔沙毕业于敖德萨大学法语系，毕业后学校建议她保研入党，但被她拒绝。她很骄傲自己成长在一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家庭，家里没出过一个苏共党员。她进入博物馆系统工作，先是在其他两家机构干了十五年，然后调入文学博物馆系统，迄今已逾三十年。还在苏联时代，博物馆员的工资就已很低，需要下班缝纫或兼职当导游糊口，但是她不后悔，因为从小她就被教育“钱不能带来幸福，工作的意义比收入更重要”。

1994 年来到普希金博物馆后，她与博物馆团队历时五年，一起策划了沿用至今的新展，剥除了苏联时代强加给诗人的意识形态框架。她认为，普希金首先是一个天才诗人，而非自由斗士。可想而知，当我询问她是否同意如今舆论热议的普希金的“帝国性”，她连说了三个“不是”，认为这都是给诗人贴的标签。“我的讲解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孩子参观了博物馆会学坏吗？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了解历史的机会吗？我真的不明白。”

当我提到“乌克兰爱国主义阵营对普希金的不满”，她说了自己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爱国主义不取决于一个人对某个国家的看法，而是取决于他站在善还是恶那边；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而是行动。她说，在战争爆发后，有法国朋友为她提供了一栋房子，邀请她和家人一起搬去创作，但是她拒绝了：“如果我命里注定要死去，那我选择死在敖德萨，因为这是我的家。”和许多敖德萨人一样，当提到“爱国”时，尼尔沙首先想到的是这座城市：“我爱敖德萨，爱我们的文化，我永远不会背叛它。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可能也正是归功于尼尔沙的坚守，敖德萨的普希金博物馆才得以继续存在。在大战前，基辅也曾有过一家普希金博物馆。开战后其馆长离开乌克兰，前往欧洲。此后博物馆就被关闭，并在两度改名后重开，如今其展陈已和普希金乃至文学没有任何关系。

尼尔沙觉得，普希金和荷马一样，超越时代，属于永恒。那些拆他纪念碑的人都会消失，而普希金会永远留存，直到人类灭亡。“哎，虽然我们正越来越接近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虔信宗教，她对自己使命的认知中总是包含了一些悲壮的启示录色彩。“今天我还存在，但明天或许就不在了，”她说自己早就该退休了，但为了不辜负普希金，她决定捍卫博物馆，把永恒传递给下一代，“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宁愿为此牺牲自己，也绝不会背叛自己，不会背叛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尼尔沙的这种坚韧让我回想起许多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读到的誓死捍卫理想的乌克兰、俄罗斯知识分子故事。而不同于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敖德萨的普希金博物馆也沿袭了一种更传统的布展理念。它在专业性上无懈可击，如果你热爱普希金，那么在这里参观会带来非常多收获。然而，当时代发生剧变，普希金在一夜间变得不合时宜，博物馆却没能做出回应。是的，这位 200 年前的诗人的确是天才，或许他也的确属于永恒，然而当俄罗斯的导弹在敖德萨炸毁了他曾光顾的大教堂，当他曾赞美的黑海上飘满了俄罗斯的水雷，乌克兰人想要知道，他的才华与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难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这座博物馆的前路就会依然艰难。

在提起博物馆受到的外界压力时，尼尔沙常会叹息一声“不明白”。这句“不明白”我在敖德萨时常听人说起。在文学博物馆，也就是普希金博物馆的母馆，一半窗户都被俄罗斯轰炸海港带来的冲击破震碎，而博物馆的馆藏几乎全都被封存。有人说这是考虑到安全，也有员工悄悄告诉我，这是因为这些展品介绍的是俄语作家，现在该怎么处理它们，“大家都不明白”。

文学博物馆有一座附属的雕塑花园，里面全都是敖德萨文学的创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铜像，拉宾诺维奇像就是其中之一。每年 4 月 1 日，博物馆都会往公园里新增一座雕像，但是大战爆发后，大家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如今在花园内，雕像下的讲解牌都被撤走，因为“生怕有什么写得不对的地方”。最费解的是，公园大门外的介绍牌上原本写着，公园内陈列“文学和笑话的主人公”，而现在“笑话”一词被用胶布贴了起来。我问一位馆员，这是怎么回事，她无奈地叹了口气：“真的不明白这个时代，现在既然连普希金都不允许了，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以的。生活太苦了，也许笑话也会得罪人，所以干脆先贴起来吧。”

敖德萨的这些老派知识分子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樱桃园象征着某种旧时代的美好事物，抑或是对最珍贵往昔的回忆。但是当时代发生剧变，新一代人已不再需要它。全剧主人公拉涅夫斯卡娅是一个行事高尚的旧贵族，但时代的剧变超出了她理解的范围，她始终无法正视现实，“不明白”是她常挂在嘴上的台词。最终，她错过了一切拯救樱桃园的机会，而曾经的农奴洛帕欣买下樱桃园，当着她的面开始砍伐。

这座“樱桃园”的现实原型就位于敖德萨的一座街心花园。2013 年，本地知识界在原址立起了一块纪念牌：“20 世纪初，此地曾是奥·瓦西里耶娃的庄园，出售该庄园的事件构成了契诃夫剧本《樱桃园》的基础。”

当我来到这座花园，发现它正在施工，纪念牌也已被拔走，取而代之的是围住工地的铁皮墙，上面喷绘了如今敖德萨最受欢迎的街头艺术——“LBWS 乌克兰爱国猫”。

普希金故居大门外的诗人雕像

06

在敖德萨，我常去滨海林荫道闲逛。这是市民最爱散步、约会的地方，就连市长也会每天带着随从来这里巡视，听取民众的意见。林荫道的尽头就是城里最著名的那座普希金像。在新闻里也时不时能读到它遭破坏的消息：有时被泼漆，有时头上被套上个塑料袋。不过我在敖德萨的那几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雕像看起来一切正常。

在普希金像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大叔。他看上去六十多岁，光光的下巴后面留着理查德·瓦格纳式的喉须，带着的两个旧包里看起来装了很多没用的东西。总的来说，他给人的感觉介于不修边幅和流浪汉之间。

我凑上前问他：“大叔，您怎么看关于拆除普希金雕像的争论？”

他看了看我，把目光转向普希金，抿了一口保温杯里的红茶，不紧不慢地吟诵起来：

不想取悦傲慢的世界，

只热爱友情的关怀，

我愿自己能向你献上

更为无愧于你的担保......

我的天，他这是在从头背诵《叶夫根尼·奥涅金》。

背完了好几节诗后，他注意到一旁的我有点局促，便示意让我坐下，然后又慢慢喝了口茶，说道： “不存在任何争论。有的人有知识，有的人愚昧无知。有知识的人对美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度文化态度都一视同仁，因为这都是文化。”

随后，就像别的许多敖德萨人一样，他也开始和我强调普希金爱敖德萨，说他被流放至此，这是苏联的谎言。他在敖德萨写了那么多作品，包括刚才他背的这些。“如果他在这里心情不好，能写出这样的诗吗？”

他又向我讲述雕像作者的身份——这是一位女士，名字和拿破仑的妻子一样。“现在，别查手机，回答我，拿破仑的妻子叫什么？”

半分钟后，我在第二次尝试时猜对了：约瑟芬。

他指了指几个在林荫道上卖唱的年轻人：“你已经比这些人高出不少了，他们永远都说不出来。”

他又喝了口茶，慢慢讲起了雕塑家约瑟芬娜·波隆斯卡娅的传奇经历，她是俄罗斯第一位女性雕塑家，这座雕像获得过金奖，“在俄罗斯帝国，你找不到第二座这样的雕像”，而她的丈夫又是多么优秀的敖德萨诗人，最后自然不忘全文背诵一首他的诗。

他带我走到雕像背后，让我注意“只有真敖德萨人才会知道的细节”——普希金的腰上刻着雕塑家的名字。

随后他开始介绍雕像背后的市议会大楼，关于它的自鸣钟，关于大楼的玻璃屋顶，带我站到一个能看见这玻璃屋顶的特殊角度。如果不是我打断，他也许会把市中心的每一个地标都介绍一遍。

所有这些信息，据他所说，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网上找不到”。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敖德萨大学的文学教授？他喝了口茶，淡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普通敖德萨人。敖德萨人和外地人的区别在于，敖德萨人读书。”

我问他该如何称呼，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有名无姓的手写名片。但“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他要我连这个名字都不要透露，而是称呼他“武伊科”——这个词在西乌克兰语中是“舅舅”的意思。

第二天傍晚，我听完歌剧后，在朗热隆街上又迎面撞上了武伊科。“向后转，跟我走，昨天我说完后，你肯定有很多疑问。我有十分钟时间为你答疑。”

我们又一次坐在了林荫道的长椅上。他的穿着和昨天完全一样，只是没拿保温杯，头上戴了顶鸭舌帽，上面的字已经脱落了一半，但隐约能看出写着十年前尊严革命时的口号。

我问武伊科，革命时他在干什么。他站起来看了看四周，让我继续跟他走。“这种事情不能在这里谈，有人窃听，”他指了指悬铃木和马栗树上的小灯盒，“他们说这是用来照明的。你信吗？”

我们走进路边的一幢老楼，这是希德洛夫斯基公爵衰败的府邸，走道的地上还铺着原装的大理石。外面是周六喧哗的人群，门口的广播大声循环，招揽顾客来看楼里的“毒蛇展览”。时不时有携家带口的游客走进来参观。我们坐在黑暗走道的洁白大理石上，武伊科凑着我的耳朵低语。他说：“之所以要在这里说，是因为整起事件我参与的程度不一般。”

武伊科激动地回忆起 2014 年尊严革命的场景。他说那天他如何穿过敖德萨的大小庭院，闪避楼顶狙击手的暗枪，然后在革命现场认出了好几个伪装成示威者和警察的俄罗斯特工。故事里穿插着大量敖德萨地名和政客人名，我听得晕晕乎乎，只记得最后他大无畏地冲进人群，朝他们的脸上就是一拳，摘下他们的面罩，撕下他们的肩章。据说，第二天脸书上都在传一个视频，有个大叔一手夹着公文包，一手痛揍俄罗斯特工。“那些天，警察在路上看到我，会把制帽的帽檐悄悄往下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敖德萨第一个揍黑警的。”

后来我试图核实武伊科讲的各种故事，但都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武伊科讲述的许多革命时的细节都与实际情况吻合，但我看了十几个敖德萨的现场视频，就是没能在画面里找到一个夹着公文包痛打黑警的神秘大叔。

也许这根本不重要。讲述这些故事时，武伊科的语气总是如此平和、连贯、自然。我想，就算这些故事都是他虚构的，那他也已经把它们内化进了自己的意识，活进了自己的记忆。

天色已晚，卖唱的年轻人在不远处表演一首爱国歌曲，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动静越来越大。武伊科瞥了他们一眼，不屑地说道：“这几个站在那里唱歌的人，就比那些围在外面欢呼的早来两周，现在他们告诉新来的，说自己是敖德萨爱国者，所以应该给他们扔 20 格里夫纳。”

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始终让我困惑的问题：“在利沃夫时，有人对我说，敖德萨人都是‘棉袄’。如果有人说您是‘棉袄’，您会怎么回答？”

武伊科又开始了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