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主编）
访问者：马光辉（延安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负责人）
对话嘉宾：曹谷溪（著名诗人）
曹谷溪（右）和路遥（左）在黄河畔合影
曹谷溪
曹谷溪（中）与阳光报社全媒体中心总监兼主任韩文韬（右）合影
曹谷溪（左）接受马光辉（右）访问
嘉宾简介
曹谷溪，原名曹国玺，男，汉族，中共党员。作家、教授。1941年农历二月初一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郝家堰乡郭家嘴村。1962年毕业于延川中学，曾任公社团委书记、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通讯组组长、《延安报》记者、《延安文学》主编（编审）、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等职。2002年10月退休。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路遥研究》主编。著有诗集《延安山花》《我的陕北》《天声地籁》，文论集《与文学朋友谈创作》《品芳录》《游历与探索》，纪实文学集《高天厚土》《奉献树》《人民记者冯森龄》和《陕北父老》。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西北作家文丛》两辑21本，大型文典《绥德文库》《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共84卷。1999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根据他创作的剧本《周总理回延安》拍摄成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编者按
在陕北，曹谷溪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谈到文学史，这个人是不可回避的。在出版家、作家陈泽顺的眼里，老朋友曹谷溪做的事很多。
到目前为止，在陕北的文学穹顶之上，路遥仍然是一颗耀眼的星。当这颗星带着令人眩晕的光亮划过天空陨落之时，那些文人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写一写悼念文章，抒发一些感慨，回忆几多轶事。路遥之死给他的弟弟王天乐和好朋友曹谷溪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空缺。他们一个失去了亲爱的哥哥，一个失去了从青年时代就在一起做文学梦的好朋友。痛苦在他们各自心中的回响，别人是无法体会也无法描述的。
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先生，在路遥生前就读的母校划出一座小山（现在这座小山改叫“文汇山”），作为建墓建纪念馆的地方。曹谷溪没黑没明地奔忙，用写诗的手设计图纸，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场合求人捐助款项，甚至他自己到河道里物色某块有用的石头，指挥工人把石头运到文汇山……那时只要是朋友们见到他，他就分享把墓地和纪念馆建到什么程度，说接下来还要做的事情……他把此事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由此朋友们在心底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路遥如果地下有知，可以安息了。
对于延安地区的文学发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曹谷溪，延安文学史会有多么大的空白。这空白不仅仅是他作为诗人的缺席，还因为他的缺席会造成成百上千文学青年的缺席。那时曹谷溪主编《延安文学》杂志，他具有一种疯狂的利他主义的执着与热情，每一首发表在上面的习作者的诗歌都经历过他的用心过滤，他甚至把一些稚嫩但意象很好的诗歌修改一遍，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农民从年轻不熟练的农人手中接过犁犋，帮耠过一个垄沟，再交到年轻人的手上，告诉他种子应当像这样播下去一样。现在种子都发芽长大了。
正是曹谷溪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编辑这份文学刊物，让一份地区杂志如期出版。这使得他的朋友想到一个用滥了的比喻：蜡烛。他是在烧自己。
当然，曹谷溪更是一位诗人，他始终在用生命诗化着这个世界。
马光辉：曹老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您被誉为陕北文学的一面旗帜，能否谈谈您早年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曹谷溪：非常感谢你的到访，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问题。1962年我高中毕业，我是延川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参加高考，就当了延川县贺家湾公社的炊事员。有人戏称我是“延川县文化水平最高、烹饪技术最低的炊事员”。
我常想，自己是陕北最幸运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由于生活在陕北这一块生长民歌、生长爱情、生长英雄的高天厚土上，所以我十来岁就参加了村上的秧歌队说快板、唱秧歌。后来又从写民歌改为写诗。《延安文学》这个平台，使我有幸结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活跃于中国文坛的胡风、丁玲、艾青、萧军、臧克家和四五十年代的魏巍、贺敬之、柳青、杜鹏程、李若冰等著名作家，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教导和关怀。
马光辉：您和路遥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认识的？可否将您与路遥交往的故事与广大读者分享？
曹谷溪：非常乐意。在“文革”初期和中期，我们仅是互相知道名字，并不真正认识。那个时候他还没用“路遥”作为笔名，叫王卫国，在小小的延川县威名大振，而我仅是延川县的“小名人”。我与路遥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可是后来我们竟成了朋友，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从认识路遥到他逝世的20多年里，他是我家的常客。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和他的未婚妻林达两人合骑一辆自行车回郭家沟吃年夜饭。在自己家只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就骑60多华里到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找我。当地风俗是大年初一不出门，可是路遥不管这些，一来就不走了，一直住到春节收假，我们一起到县城上班。
1970年仲夏，我和路遥两人合骑一辆旧自行车，从县城到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访，那时候我29岁，路遥21岁。我们两人当时都很瘦，我们轮流骑车，自行车破旧得没有闸，他蹬车时，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下坡时可以用右脚代替刹车；我蹬车时，他坐在前梁上，下坡时用脚代替闸刹车。那次采访，不仅将路遥的一首诗抄写在大队的黑板报上，还留下了那张路遥生前最喜欢的照片。
1992年9月，路遥患肝硬化腹水，由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转到了西安西京医院。转院前，他要我把在黄河畔的合影给他放大一张。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马光辉：请您谈谈路遥初期的文学创作情况。
曹谷溪：路遥是一个感知和创作能力特别强的人。当年在我创办《山花》时，鼓励路遥写作，也开始了我们的文学之旅。
一个作家的成长，需要生活的、思想的、艺术的诸多营养，更需要生命的、感情的诸多真切的体验。否则，他就难以成为一个作家，更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和路遥的传奇友谊，就交织着我们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
1970年春，路遥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免掉了，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回到了郭家沟村。1969年，我从贾家坪公社调回县革委会，由“知青专干”成了通讯干事。由于通讯组人手不足，革委会允许通讯组经常带两个学员脱产学习。我就将路遥抽调到县上“通讯员学习班”，每月给18.5元误工补贴。每期三个月，但路遥那次在学习班待了一年多，后来转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编剧，当时他的大部分作品发表在延川《山花》上。
我看到路遥的第一首诗《老汉我一辈子爱唱歌》，是几句顺口溜：
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尽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地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小诗也在《山花》上发表。后来他开始写小说，第一部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在《山花》上发表后，就被复刊的《陕西文艺》转载。
马光辉：您与路遥相交相知20多年，谈谈您对他的评价？
曹谷溪：路遥留给这个世界的永远印象：他是一个刚强的陕北汉子。1969年冬天，我刚从贾家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与路遥同村的刘凤梅说，她看见路遥穿着一身白衣服，腰里系着一条麻绳。问给谁戴孝，路遥说给他自己。
于是我找来路遥开导，他当着我的面号啕大哭，说：“谷溪，我这辈子完了。”我对他说：“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不要哭泣，而是要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地方，用你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汉子！”
也许，路遥理解了我的话，而后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站起来对我说：“谷溪，我在四十岁之前必须干一件大事。”在路遥39岁那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从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了茅盾文学奖。
严格地剖析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极自卑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共存。在路遥的精神世界，还有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路遥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人，而文学创作又迫使他别无选择地躲在甘泉县招待所，躲在铜川市王石洼煤矿的一间房子里，与“孙少平”“田晓霞”们一起生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梦幻……文学创作是孤独的个体劳动，这种无法改变的孤独与他强烈的参与意识，将他置身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中。这么强悍的一个陕北汉子，怎么又会自卑呢？我想，这与他的家庭出身、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由于家庭贫穷，延川中学学生灶上有甲乙丙三种菜，路遥是连丙菜也吃不起的角色。他的自尊与自卑，铸造了孤傲内向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奋发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真切地走进路遥的精神世界，你会惊奇地发现，路遥比他所塑造出的所有的艺术形象都更生动、更精彩。
马光辉：路遥文学创作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您认为哪个具体因素是当代年轻人奋斗中最应该汲取的？
曹谷溪：毋须讳言，路遥刚开始创作时，文学水平、艺术素养还是很低的。但路遥的灵性令人惊奇。在文学方面你说什么问题，他就能够心领神会，甚至对许多问题生发自己的感悟。路遥也注意收集群众语言。一次下乡时，听到一则顺口溜：
身上穿着料子裤；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他就马上掏出小本本记下来，后来写在短篇小说《青松与小红花》里面。路遥是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就推了。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这是路遥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马光辉：据有关研究路遥作品的机构了解，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两部小说，在各大学图书馆的借阅频率很高，他的作品为什么能经久不衰？
曹谷溪：路遥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歌唱，正如路遥所说：“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动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许多读者含着热泪，从《平凡的世界》里找到的心灵的慰藉和前行的力量，也是路遥的作品至今为什么一直会被大家喜爱的原因。
路遥的作品不仅感动了中国青年，也感动了不少外国青年。有一次，我陪日本姬路独协大学外国语部教授、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我们首先给路遥送上鲜花。安本实先生颤巍巍地点燃三支香烟，放在墓前。他对着墓碑说：“请路遥先生抽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两个青年，拿着一束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恭敬地放在路遥的墓前。
我问他们：“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吗？”他们说：“不是，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学生。”我又问，爱好写作吗？他们回答说，不是，我们是路遥作品的读者。我发现路畔上放着两个旅行包。也就是说，这两个青年才从西安到达延安，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就直奔文汇山看路遥的墓。我心中一热：路遥是活在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中！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在《延安文学》当主编的时候，编发过一篇《广岛离延安有多远》的稿子。作者是一位姓马的先生，说他在去香港的途中，看见一位日本姑娘正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闲谈中，这位姑娘得知他来自西北，于是给了他两张名片，一张给马先生作纪念，另一张请马先生送到路遥的墓前，并转告路遥：她迟早会到延安看望他的！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不管处在哪一个阶层，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这是路遥作品传递的最重要的东西。路遥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诚实劳动和丰硕的劳动成果回馈他所钟爱的土地，回馈时代和社会，回馈父老和亲人。路遥是时代的丰碑，路遥无悔，所以他也值得人们怀念！
访问者
马光辉，男，民盟盟员，大学本科，1976年3月出生，陕西绥德人。从事文学编辑出版、新闻宣传工作10余年。现供职于延安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22年3月，被延安市委统战部聘为延安统一战线智库专家。作品散见于《中华合作时报》《文化艺术报》《阳光报》《延安文学》《 榆林日报》《延安日报》等报刊。 ■季风/文字整理 马光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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