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向来认为他的文学生涯是从《灭亡》开始的,在这之前写作的小诗不过是练笔而已。这倒不是想掩盖什么,那些诗属于"芾甘",而"巴金"为人所识,确因《灭亡》。不仅如此,梳理《灭亡》出版后20年的评论和研究资料,不难发现,《灭亡》对青年读者的影响力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甚至不输于《家》。《家》后来的轰动,跟它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等大有关系。而《灭亡》靠文本打天下,一炮走红,使得巴金脱不开身,"被迫"当了作家。
巴金
后来,《灭亡》印数少了,单行本中断多年未曾重印,连研究者都仅仅把它看成"巴金小说处女作",仿佛仅此而已,大大看低了它在巴金创作生涯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篇幅不容我讨论大话题,我们还是从小细节中窥探文字背后的风景吧。重翻《灭亡》初版本(开明书店1929年10月版)时,我发现作者删除了前面的献词,值得啰嗦几句。
《灭亡》,
巴 金 著,
开明书店1929年10月初版
《灭亡》初版本,是一本精心装帧的袖珍本图书,扉页背后有一句直排的献词:"献给我底亲爱的哥哥:枚!"这是献给大哥李尧枚的,除了表达兄弟情谊之外,作者在《序》中还期望大哥理解他:"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因了我底信仰的缘故,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了。但是我又不能忘掉他,他也不能忘掉我。"大哥不愿意他做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说,但是,在小说《春》《秋》中借小说人物之口,巴金表达过,觉新最担心觉慧在上海做"革命党"被杀头。《灭亡》写于法国,巴金到法国留学,大哥最初是不同意的,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后来是巴金执意要去,才勉强答应。在大哥心里不乏希望两个弟弟在外面学成后,能够扬名显亲、重振家业的意思,至少替他出一出在家族中受压抑的恶气吧。然而,巴金有了自己的"信仰",就不会再走大哥安排的道路,飞出去的鸟儿不可能再回囚笼。同时,他也很能体会大哥的现实处境,写《灭亡》,就是期望能够获得大哥的理解,可以说这是写给大哥的书。
《灭亡》献词页
巴金在《序》中还真诚地写下这么一段话:
不过我底哥哥是看得见这书的,我为他而写这书,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后能够抚着在他底怀中哀哭着的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底哥哥底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灭亡》从法国寄回国内,巴金本想自费印刷,送给大哥和朋友们看。没有想到叶圣陶先生慧眼识珠,让巴金意外地闯进文坛。可见,人生既不是"大哥"的安排,也不是巴金自己完全可以规划的,它充满偶然,也充满矛盾,既需要不安于现实,又得接受现实。
这句体现了《灭亡》写作动机的献词,不知为什么,巴金后来删去了,《灭亡》的单行本和收在巴金文集、全集中的版本找不到它。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献词,这种习惯,恐怕是来自西方吧,我们很内敛,亲近的人之间有时候也"道貌岸然"不肯直白地表达心底最强烈的情感。"五四"以后的各种解放,包括情感的解放,新文学作家的书里不乏各种献词。前两天,在单位书库里看到萧乾先生的《创作四试》(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7月初版)也有一句献词:"献给鸾鸾及其铁柱。"铁柱,是他刚出生的儿子;鸾鸾,是他当时太太的昵称吗?这句献词后来也删掉了。我记得萧乾编选的《英国版画选》也是有献词的,半个多世纪后重印,献词的对象换了……掩盖这种情感的尴尬,可以理解,巴金献给哥哥不是这类问题,怎么也要删去呢。
我猜想,在某一段时期,写作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只能献给亲爱的读者们或某个阶层,不大适合再献给某一个人了,写作的集体性、时代性也远远压过个人性。直到后来,风花雪月重现,家长里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献词文化才恢复。
《海行》,
巴 金 著,
新国书局1932年12月初版
巴金当年的写作完全是自发的,读者对象也很明确:有限的亲人和朋友。为哥哥写作,不止《灭亡》,还有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新中国书局1932年12月初版)。这是他去法国一路上的"博客",写在练习本上寄给三哥,三哥又转给大哥看的。大哥自杀后,巴金跟大嫂要回笔记本整理成书。在《序》中他明确说到:"我还不曾开始写小说,而且更想不到以后会给自己起了‘巴金’这个名字,所以我写这书时,全没有想把它发表的心思,我不过写它来给我的俩个哥哥看,使他们明白我是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1932年10月在上海整理这些笔记时,他特地说:"我把它献给我的在粉笔灰里度岁月的三哥,我祝他永远健康,我祝他永远幸福。"这又是兄弟情深的一个证明。把写作当作一件私人事情,没有什么不好,文字本来就是情感交流的工具,我手写我心,不代圣贤立言,真诚,自然。至今仍为人喜爱的《海上的日出》《繁星》都出自《海行》,给两个哥哥看的文字成为国民读本,这也不是作者计划内的事情吧。
《海行》序中献给三哥的词句
2024年11月2日凌晨三时于梅花洲旁
作者:周立民
文:周立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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