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梁漱溟和毛泽东在会上产生激烈冲突，按后来采访梁老的艾恺评价，毛泽东在建国后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控制不了自己而大发雷霆。当时总路线要强调城市的工业化，梁漱溟则反对，“你们这样做，就是等于城市的工人是天堂的第九层，而农民还是地狱的第九层了”。很明显他和毛主席的关系至此破裂，直到毛泽东去世，两人再未见面。
梁老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知识分子，但他固执的坚定农本建国的观念，还在抗日战争前他就在全国各地试行模范农村的试点，尤其在山东更是搞得一时风生水起。学术上造诣极高的他更是融合了哲学，伦理学，儒学，佛学，而后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改良，但过于理想化的执念最终导致了他和新中国经济产业政策的严重冲突。
这一段公案极具代表意义，在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两个月，就因经济建设的走向产生分歧，而由此之后关于工农业，思想文化，国防科技等等举措至今仍极具争议，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以及莫衷一是的回忆访谈录中，伟人的镜像被人为泼上脏水，蒙尘至今。诚然，作为最高领导人，有些东西是要负上责任，但不代表一定要替人背锅。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新朝肇始，总会有事急从权的举措和探索性质的方略，一昧求全责备苛责前人，终归是心智不太健全、赞美第五个馒头的人。
梁漱溟说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天之下。
毛回复他，大意几点：工人创造的价值高，农民的创造的价值低，如果一味平均，把工业的利润全部反馈农村，那还搞什么工业化；工人在城市之中没有副业，除了工资，不能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副食等问题；通过积累，实现工业化，是大仁政，减少积累，提高消费，减缓工业化，是小仁政，你梁漱溟真糊涂，假糊涂；你梁漱溟不能做工，不能耕地，究竟在几天之上？你说这些，除了挑拨矛盾，邀买人心，还能干什么？
事实上，建国那年，中国是个十足的烂摊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工商业约等于零。
首当其冲就是解决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
很多大城市一片萧条，物资短缺，象上海这样的，还面临着果党时不时的飞机轰炸和敌特爆坏，粮食，棉油，煤炭，电力，无一不短缺，为了保证中心城市的安稳，必须从外地大量调运物资，而其他地区也不富裕，军事，战争，占用了大量的青壮劳动力，更还有海量的残匪猖狂破坏生产和秩序，在深化土改的时候，浙江福建沿海经常被台海 过来的果党联合当地地主敌顽批量杀人。
土改是建国时维稳的头等大事，亿万赤贫的农民佃农渴望着几千年来翻身做主这一刻，但遇到的阻力也是极其惊人。三反五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如果你真了解那一段严峻的历史背景，就不会人云亦云的指责什么过火行为，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建立时都必须有严厉的手段维稳，一昧指责自己国家的人建议多看下欧美建国和开发初期的历史。
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接到不少朋友乡贤以及旧社会名流，实业家等人的书信，反映土改对他们的冲击，彼时身居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的他颇为忧心，因为和毛泽东私交甚密，就直言不讳的提了意见，对土改颇为不满。毛的建议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建议他到处走走看看。黄老夫子想想也是，于是在江浙一带走访了不少农村乡镇，特意避开了旧时与他交好的精英阶层。此番微服巡访，令他对农村印象大为改观，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处身于空中楼阁，纵然才高八斗博学五车，也就博得浪客骚名的风流韵事耳，倘若从政为官，往往不甚了了，这方面范仲淹从理想狂热转变成千古名相就是显著的代表，而黄老夫子此行带给他的震撼不言而喻，回京后全力拥护土改，并积极参与其中。
但是，毛主席的一生，从来就没有顺利过，没有困难，何以成就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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