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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广德二年(764 年),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去,李豫登上皇位已两年,然此时的大唐,仿若一位重伤初愈的老者,百姓困苦不堪国家满目疮痍。

这一年代宗着手进行战后首次人口普查,结果令人痛心疾首:全国仅存 290 万户、1690 万人,相比天宝十三载的 906 万户、5288 万人,3600 万人丧生于战火。国家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受重创经济衰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被逼反,投向吐蕃代宗启用郭子仪,郭老将军临危受命,成功阻挡吐蕃成为大唐的中流砥柱。同时二十二岁的李适被立为太子,为大唐传承带来希望。代宗还重组宰相班底,起用刘晏恢复漕运,每年从江淮向关中转运大量粮食,缓解了关中缺粮困境。这些举措彰显了代宗努力复兴大唐的决心,可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他的努力似杯水车薪。大唐内忧外患,皇权衰落人心离散,社会秩序混乱,藩镇割据势力拥兵自重,犹如一颗颗毒瘤,侵蚀着大唐的根基。而代宗性格优柔,缺乏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难以彻底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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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元年(765 年)左拾遗独孤及上疏,指出代宗虽能容忍大臣耿直,却不纳谏言,致使朝堂风气不正,社会问题丛生。他提议裁军以节省开支,虽切中要害但考虑到藩镇割据的现实,代宗无奈将此提议搁置。四月代宗派王翊督导租赋征缴,河东裴谞入朝汇报,委婉表达苛捐杂税过多,代宗致歉并升其职。然为维持军队开支和权贵生活,代宗仍面临巨大财政压力。当时京兆尹第五琦提出 “什一税”,代宗应允,此后刘晏、第五琦分掌财赋,虽为能臣,却也只能在困境中艰难维持。代宗生日时节度使进献大量财物,中书舍人常衮进言退还,代宗不听;鱼朝恩修建章敬寺耗资巨亿,高郢劝谏亦无果。如此种种反映出大唐在国力凋敝的同时,权贵阶层依旧奢靡无度,这无疑加剧了国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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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起初对佛教并不热衷,然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信奉佛教,尤其是王缙茹素且热衷修庙建寺。他们向代宗宣扬佛教因果报应,代宗竟深信不疑,从此大肆尊崇佛教。宫中常招待僧人斋饭,遇乱让僧人诵经退敌,胡僧不空受宠至极,可随意出入宫禁。代宗还赐良田给佛寺,在五台山修金阁寺耗费巨资,王缙甚至让僧人化缘筹款。此风蔓延朝中权贵纷纷效仿,无人关心政务,政事愈发紊乱。杜鸿渐自认为平安归来是佛陀庇佑,临终还要求葬于佛塔下。代宗身为国君,却在国家利益与个人信仰间迷失,实乃昏聩之举。

大历十二年(777 年),代宗在舅舅吴凑协助下铲除元载集团,开始掌控朝政。此前,他因性格柔弱、权臣掣肘,在位十五年多忙于与权臣斗争,中兴抱负难以施展。如今他重用杨绾、常衮为相,杨绾清廉节俭、声望颇高,其上任后满朝文武庆贺,权贵奢靡行径收敛。杨绾、常衮不仅统一官员俸禄标准,增强京官向心力,还裁撤内地部分武装,规范观察使权力举荐贤才,如颜真卿、关播等。可杨绾上任不满四月便病逝,对代宗的中兴大业造成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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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绾去世后常衮与朱泚辅佐朝政,常衮古板教条,多关注琐事;朱泚主要精力在抵御吐蕃,基本不参与朝政处置。常衮奏请停赐膳、罢堂封遭人讥讽,大历十三年(778 年),秋雨致河中池盐受损、庄稼受灾,户部侍郎韩滉为保政绩,称盐田未损,还指京兆尹黎干谎报庄稼受损,后经调查真相大白,刘澡、赵计被贬。此事虽凸显韩滉之短视,但也表明朝中已有正义之声。同年代宗下令拆除权贵建于白渠支流的磨坊以利农田灌溉,升平公主带头拆除自己的磨坊。而宰相朱泚进献猫鼠祥瑞,常衮带领百官庆贺,中书舍人崔佑甫清醒指出此为妖孽,不应庆贺,应惩戒奸佞和边将,代宗褒奖并重用崔佑甫。此前元载陷害李泌,代宗诛杀元载后征召李泌入朝,李泌指出代宗宽容致元载得势,代宗提及路嗣恭之事,李泌认为路嗣恭有才能,因畏惧权势依附元载,且有平定岭南之功,不应因琉璃盘治罪,代宗听从其言升任路嗣恭。常衮担心李泌威胁自己相位,建议代宗先让李泌任刺史,代宗听信,李泌遂前往澧州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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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779 年)五月,代宗突发重疾,二十一日驾崩,享年五十三岁。代宗在位十七年,十五载与权臣斗争,对内铲除诸多专权势力,夺回皇权,为德宗奠定基础;对外稳住回纥,重用郭子仪遏制吐蕃,保住大唐基本盘。若上天再予他些时间,或许他能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然历史无情,徒留壮志未酬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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