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为什么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中国文化|熊秉明|绘画|艺术

熊秉明先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比起他的同辈，熊秉明的经历显得比较特殊：1944 年国立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他于1947 年赴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一年以后，转入巴黎艺术学院学习雕塑，在长达50 余年的旅法历程中，身在异乡的熊秉明，其内心世界与祖国息息相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共同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他作为哲学家、诗人、雕塑家、书法家、艺术教育家的辉煌一生。也许正是寄身海外的生活，使他的思考更为专注，更不易受到各种干扰而显得纯净；这种纯净对于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在书法专业领域，被很多人引用的那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正是出自于熊秉明先生。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又为什么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呢？

本期选熊秉明先生1995年的这篇文章，为大家揭开困惑之谜。

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1984 年9月我在北京和书法界朋友座谈，曾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后来书论家韩玉涛先生在《中国书学》一书中曾用这句话作了该书的锲子。我想他欣赏这句话自有他的理由，和我的未必尽同，但是相当接近。因为他有一则譬句：“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这是《中国书学》第二章第二节的题目，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本来，中国书道的源头，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表现在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伏羲画卦’的传说上。相传的伏羲氏所画的卦，既是形象，又是抽象；既是哲学，又是书道。”他也是看到了书法和哲学的密切关系。‍

1992年我到北京举办“书道班”，在第一天的开场白里把“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又提出来，并且作了简单的解说。主要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而“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想在这篇文章里把这两层意思分别地说明。

『先说文化的核心』

“文化”一词的内容包括极为广泛，可以纳入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物质的创造或精神的创造。但是所谓“文化”并不是这许许多多活动的简单的总加。把这许许多多活动详实地、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只能构成人类学家研究的资料，就像把每天的报纸搜集起来并不是历史。我们必须在这许许多多活动之间观察出有机的联系，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解读出一个特殊的模式，这时才谈得上“文化”。我们说“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都是这层意义上说的。“希腊文化”和其他文化比较，具有独特的风格，代表一种特殊精神。此精神，横地说，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风俗习惯、神话、宗教等方面, 也表现在文学、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纵地说，表现在历史长流中，即使它有变化，有盛衰，和其他文化接触，吸收其他文化的成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比如希腊雕刻，它和埃及雕刻不同，和印度雕刻不同，希腊雕刻有其特殊精神，但它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盛衰变化有线索可寻，它还是一个整体。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而又不断发展的文化整体，要把它的风格与精神说出来，当然非常不易。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与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也就是这个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的具体表现。所谓文化精神，就广泛地指此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表现出来的精神，我们可以称其为广义的哲学。狭义的哲学是此精神的自觉，是广义哲学的加工、凝聚和提升。在有的文化里，宗教是生活的主轴、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宗教虽然也起过大的作用，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哲学。

『为什么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一般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都承认一点，就是：西方哲学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中国哲学则重视受用与人生实践。西方哲学家的努力在于构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想系统；中国哲学家最关心的是心身性命之学，他们讲“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不是一个逻辑体系，而是一个中心思想。所以门人追问这“一”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说这“一”是很简单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的“知”是思考，也是体验。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启开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孔子的对话录（《论语》）启开了中国哲学“无头柄的说话”（陆象山语）的警句思想。中国哲学家的最后目的是在思想上省悟贯通之后，还要回到实践的生活之中。中国哲学的努力也求建造一个在观念上说得圆融的体系，但最后不是走入观念世界，达到绝对精神，进入天国，达到神，而是要从抽象观念中归还日用实际。“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是超世间而即世间的。”（冯友兰《新原道》）借用《中庸》的话便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第一境可以说就是书法。书法的素材是文字，也就是抽象思维运用的符号。绘画用的素材已是实际世界的形形色色，事事物物。书法用的是符号，但是在这里，符号取得了具体事物的特点。也就是有了个性。就符号说，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是同一符号，并无区别。但是从形象上来看，从书法角度来看，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不同，我刚才写的“天”字和此刻写的“天”字也不同。每一个“天”字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即使分别很微，但是这一个平稳，那一个险劲；这一个有力，那一个婉约，各有不同的意味，绝不能互换。书法处在抽象思维和具体世界之间。概念符号投胎于实体，我们可以评议字的“骨、肉、血、气”，它们并不摹拟任何实物, 它们只是点线、竖横⋯⋯的结构，然而它们是活泼的、有生命，有灵魂。面对一个擘窠大字的“天”，我们会联想到“天道”、“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天”、“天何言哉？”等等哲学语句，但是它并不嵌定在任何一个命题之中。它只含混地蕴藏这许多一样。它的存在价值更在于它是纵横开张的四笔，巍然独立，“同自然之妙用”（孙过庭《书谱序》），而以黑白虚实的造型效果动人心魂。‍

欣赏中国对联时的审美心理，最能说明书法与哲学的关联。当我们徘徊在主人厅堂里，环视壁上悬着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阅历知书味，艰难识世情”、“万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我们沉浸于一种生命的格调韵味，我们低吟玩味的同时，是哲学，是诗境，也是书法。‍

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后，把音乐、绘画、诗文、戏剧诸艺都弃置，只不废书法，在斋戒期间，以书法为日课。书法是一“艺”，所以可以悠游其中。孔子所谓：“志于道……游于艺。”把书法和修行联系起来，则修行不是苦修，仍然有生活，而这生活是最减化的、最恬淡的、最纯净的生活。‍‍

慷慨就义的烈士往往留下绝命书或血书，然后告别这个世界。黄道周被清廷处死之日，对老仆说：“有人求书，予已许之，不可不果相关书籍。”据记载，黄道周“初作小楷，次以行书，其幅甚长，以大字足之，加印章，始出……遂坐就刑。”（傅抱石《明末民族艺人传》）在此极限的时刻，除了书法，更能用什么方式表现满腔义愤呢？画一株松树吗？‍

国内老年人退休之后，很多去参加书法学习班。我也听到不少年轻朋友说，将来老了，退休了，要每天写字练书法。这愿望可以说是很奇怪、很神秘的。他们自己怕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觉得很自然，很正常，这是人生最后的寄托。这和西方老人每天弹一两小时钢琴相似。他们不再追求名利。只在日课中求得身心的健康。一方面保持指腕的灵活，头脑的敏锐；一方面通过巴哈、贝多芬的音乐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升华。生命最后的时日，能够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安慰和愉悦，能不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吗？‍

因为书法是这个文化的核心的核心，所以是摧毁不了的。经过最大的危机也顽强地、奇迹似的从灰烬中再行，或者以另一种方式诡谲地存在下去。一百年来，汉字的价值被怀疑、被否定、被诅咒，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疯狂的反传统、破四旧的运动中，多少珍贵的古书画被当作废纸论斤出卖，多少古字画失散或腐烂在仓库里，多少画家把自己的作品烧毁，然而满墙满壁贴出来的大字报不正是汉字和书法吗？毛泽东的旧体诗词不是他自己吟就而踌躇满志地挥洒出来的吗？周恩来、郭沫若等人不是也都跟着要表现他们的笔锋吗？就在彻底打倒传统文化的风暴中，传统的精灵遁入书法，活力百倍地强大起来，真是对于破四旧者最大的讽刺。

1972 年我在国内遇到一位中年自然科学家，她说在“文革”期间，她不能进实验室，不能工作，不能看书，痛苦至极。于是每天深夜爬起来偷偷练书法，在生命的危机中赖书法活过来。她没有想到在外面，阳光里，街道上，四合院里，广场上，大家喧嚣着，在锣鼓声中写出来的，也正是她偷偷练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