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政府中某些决策人士觉得，要使美国人民相信“共产主义扩张”，政府还得下决心与苏联“摊牌”，即由总统亲自出马，把战争结束以来美苏之间的磨擦、对抗和冲突，向全国作广播演说或举行大型的“背景情况介绍会”，来一个全面动员。
1946年8月15日，艾奇逊建议杜鲁门把苏联致土耳其照会的全部“隐含用意”－控制土耳其和希腊，威胁英国通向印度的交通线－和美国政府的对策，统统摊出来，告诉全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在旁补充说，应该把机器开动起来，使《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及其它报刊的记者、编辑都了解这些背景。当时杜鲁门认为“外交行动已足以对付”，没有采纳这一建议，“没有摊牌”。杜鲁门没有采纳艾奇逊和福莱斯特尔的建议，除了国际形势使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外，一个颇为重要的考虑，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苏方针上有分歧。
加迪斯在他的《美国与冷战之起源》一书中写道：1946年夏秋之间，杜鲁门在推行对苏强硬方针时，遭到“内部两股力量的挑战”，“在政府着手制定长远计划以制止他们所看到的苏联“威胁”之前，必须克服这两方面的挑战”。这两股力量中的一派以前副总统、现任杜鲁门政府商务部长华莱士为代表。他主张在政治上不与苏联公开破裂，甚至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在经济上服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以称霸世界。
另一派是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分子。这一派“虽赞同对莫斯科强硬，却要求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孤立主义的做法上去，以致使政府感到有被剥夺执行这一［强硬］政策的手段的威胁”。共和党竞选纲领甚至提出保证削减20%的所得税，削减政府开支和提高关税等口号。这使杜鲁门政府感到为难，因为，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没有巨额的“援外”经费，便无法推行全球扩张政策。
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力陈美国必须援助它的盟友。杜鲁门连说了三句“我们应该帮助别人”。他说：“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懂得，我们不能在一个经济停滞的世界中分享繁荣。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经济困扰无论出现在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暴力政治的孳生地。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我们觉得，向正在医治因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而遭受损伤的朋友和同盟者伸出援助之手是正确的”。
6月4日，艾奇逊在波士顿联合哈佛俱乐部抱怨“孤立主义”派只知道一亿四千万美国人，不了解“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运用我们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它和我们制度相一致的国家迅速得到恢复”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艾奇逊说：“我们一般相信，不须多动脑子，一切问题就可顺利解决”，但战后世界的问题并非如此。因为，“对我们说来，应付危险和捉摸不定的局势以及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努力工作，必须加强纪律，这些都靠我们自己······我们免不了要这样做，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尽早意识到这一点”。
杜鲁门和艾奇逊关于美国必须担负世界责任的二重唱尚未散席，杜勒斯赶紧前来会演。杜勒斯以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的身份，对《生活》杂志记者说：“苏联政策的范围是世界性的。它的目标是要在任何接受苏联共产党基本教义的地方建立统治，压制违背这些教义的政治和宗教思想。苏联便从而完成了世界大国－苏维埃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杜勒斯提出，美国的对策必须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上有效地表明美国意志的行动”。“杜勒斯的这一说法，引起广泛的注意，受到普遍良好的反应”。
杜勒斯当时的后台、共和党参议院领袖范登堡其时正在巴黎出席外长会议，他在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民主党参议员］佩珀在本周的《展望》上用大字标题骂我是参议院里的“帝国主义反赤色集团”。这是典型的诽谤伎俩。贝尔纳斯的态度向人们证明我们“不再姑息”；我肯定，如果跟苏联有个达成协议的办法的话，办法就是这种态度。我将审慎地、公正而又合理地对待他们，但我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美国这些立场。不准慕尼黑重演！倘使我们不能与苏联在这种基础上相处，我们得赶紧找另一种办法，越快越好。美国必须表现出它本来就是世界头等强国的气概。我们一定要当全世界精神上的领袖－不然，世界就没有头了”。
但是，几个月后，华莱士在一次公开演说中，直接向杜鲁门和范登堡等人所倡导的政策方针提出了异议。同华莱士属于一派的政界上层人士还有民主党参议员克劳德·佩珀等人。佩珀也在同时同地发表演说，反对联英制苏，反对对苏“强硬”，并着重表示反对美国因土耳其海峡争端在东地中海举行海军示威。
华莱士别出心裁地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一面主张同苏联搞“和解”，另一方面坚持世界贸易“门户开放”政策，坚持美国的经济势力要向全世界渗透，这是罗斯福型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华莱士的这个所谓和平缓进政策，虽然同杜鲁门、贝尔纳斯的对苏强硬政策只是方法上的差别，但他既公然提出“如果我们强硬起来，俄国人照样也会强硬起来”的命题，当然就同正在扩张势头上的垄断资本集团需要发动“冷战”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因此只能被两党当权政客所反对。
但华莱士在演说中指明，他的讲话曾取得杜鲁门的同意。他说：“正好两天之前，当杜鲁门总统读到这些话即“如果我们强硬起来，俄国人也会照样强硬起来”］时，他说，这代表了他的政府的政策”。杜鲁门还在华莱士演说前几个小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华莱士演说稿的内容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奉行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华莱士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批评和对两党对苏“强硬”方针的攻击，已经震动整个美国，杜鲁门这句话更掀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纽约时报》记者阿瑟·克罗克在报上把华莱士的演说和杜鲁门历次发表的政策讲话加以比较，列出六大分歧。正在巴黎出席二十一国和会的国务卿贝尔纳斯感到情况严重：“［各国］外长们踌躇起来，怀疑我在各项公开声明中是否正确地表达了美国政策。范登堡参议员发表声明说，他盼望同政府合作，但他在一段时间内给予合作的只能是一个国务卿。康纳利参议员宣布他支持的政策是我们曾经宣告过的和奉行着的政策”。14日，杜鲁门发觉事情不妙，连忙发表“澄清声明”，说是他只同意华莱士发表演说，并没有同意他演说的内容。
贝尔纳斯既得到了参院外交委员会里民主党和共和党主要成员直截了当的支持，便在18日向杜鲁门提出辞呈，说：“如果由于某种理由，你不可能制止作为你的内阁成员的华莱士先生谈论外交事务，那末从各个角度看来，我继续任职，即使为时短暂，也是一个严重错误。因此，如果你本人对以下一点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即华莱士先生在担任你的内阁成员时理应避免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那末我就必须请你立即接受我的辞职要求。在这紧要关头，不论谁当国务卿，都必须要有你的政府的完全支持，以及可能范围内国会的完全支持”。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杜鲁门政府内部两名部长在外交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的摊牌局面。9月20日，杜鲁门要华莱士辞职，退出政府。“杜鲁门－华莱士－贝尔纳斯这场纠葛，对美国政府采取对俄强硬的新政策是一次重大考验”。
结语
不撵走华莱士，“将意味着破坏杜鲁门自己坚决认为是正确的行动方针”，至于“因华莱士的去职而得罪自由派，为害毕竟不大”。贝尔纳斯在回忆录里说：“我知道他［杜鲁门］并不打算改变他的政策或对他的看法有任何怀疑。”“随着华莱士部长的辞职，对美国政策的信心就恢复了。康纳利和范登堡两位参议员，以毫不摇摆的忠诚态度为贯彻我们的外交政策而效劳。”范登堡参议员“敦促其他共和党人支持两党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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