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典”，顾名思义应指在思想、文学或学术等方面给后人留下的这样的作品：它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赢得了推崇尊重，或者影响了后人的思想观念，或者构成了继续创作的典范。轴心时代的《论语》，孔子在其中申说仁爱，在中华民族由野蛮向文明的进化中，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论语》是当之无愧的人文经典。此外《诗经》、《楚辞》作为文学经典，诸子作为思想经典，《左传》、《史记》作为史学经典，同样当之无愧。当然思想文化经典与学术研究的经典，又是有区别的，后者的意义主要在于认知方面的推进，也可以说是一场求真求新的智力竞赛。
我所在的历史学领域，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在历史上、在当代也都留下了很多经典。历史学的经典，至少应该提出了新论题、采用了新方法或发掘出了新史实，而且相对于那个时代，展示了深厚功力与高超技艺。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开端之处，像顾颉刚先生用“层累地形成的古史系统”解读三皇五帝，像郭沫若先生引入唯物史观，用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解释古史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他们的新说也遇到了种种质疑，被后人修订甚至放弃，但其创新性应无可质疑，其所提出的论点都是清朝以前的历史学家们梦想不及的。再往前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阐述了古代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其《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阐述了古代政治形态进化的宏观历程，《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揭举了众多古代法制史的基本问题，都有开创之功，当然都应视为经典。他们处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开端之处，往前走一步，其创新性就是百分之百。到了我做历史之时，现代史学已获得了一百年的长足进步，如果我往前走一步，“创新率”只有百分之一。可见，一个人能作出多大学术成就，跟他在学术史上处于什么阶段也有关系。
在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典的评价标准应有不同。对于这一点，一百年前梁启超已有很好的阐述。梁启超借助佛教“一切流转相”的生、住、异、灭四期，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分为四期：一、启蒙期，这时的学术重在开创论题，改革方法；二、全盛期，学术进入了充实、精密阶段；三、蜕分期，因研究领域开辟殆尽，陷入了“窄而深”的研究；四、衰落期。也就是说，启蒙期的经典贵在拓荒和建构，全盛期的经典则以充实精密见长。必须指出的是，较宏观的解释模式，或某种时代的学术潮流，往往因理论的进化而发生新陈代谢，或不再成为热门了，然而这不等于它们从此销声匿迹了，它们所带来的学术进步，其实是悄悄地积淀下来了。如果就方法而言，我认为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新工具能带来新作品，老工具同样也能作出新成绩。
历史学是一个巍峨大厦。它包括已经成为过去的一切事象的总和，在各个层面、各个局部上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论题。从细部上说一个人的命运，从宏观上说社会进化的动因与线索，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每一个层次上、每一个论题、每一种方法路数，都可能出现经典。当然，个人的偏好不同、专长不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人的尺度不同，心目中的经典也会不同，不妨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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