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近代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著名领袖人物，他在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最密切的代表之一。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陈光甫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拒绝继续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所接洽，但几经犹豫，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居香港。陈光甫的这一段经历，在中国金融资产阶级中具有典型意义。
章士钊游说陈光甫北上
01
由陈光甫一手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影
中共方面加快了统战的步伐。自陈光甫到港后，中共方面通过中间人的关系，与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积极争取他回归北上。
其中一个主要中间人是章士钊，据当时也在香港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回忆，章士钊是奉周总理之命来香港，做留港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劝他们早日回来，还在香港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章士钊是陈光甫的老朋友，资格老，来头大，人缘好，陈对他三分敬佩，十分客气。章曾多次动员陈回大陆，在陈的印象中，章士钊就是毛泽东在香港的特别代表。
1949年7月，章士钊拜访了陈光甫，希望他能和李铭、李国钦三人去北平。章士钊告诉他，毛主席正等待他们三人能否北上的电报，要他赶快有一个“说法”。
对中共方面争取他回上海的努力，陈光甫内心是感激的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应，并试图与中共保持一种平稳的关系，这除了有继续维持在内地银行业务的考虑外，也不排除今后回上海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来港不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因此静观待变，无疑是他此时的主要策略。
陈光甫向章士钊叹苦经说：“我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北平，将被蒋介石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很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他甚至用手作了砍头颈的手势，说:“这么多人，性命交关啊。”当时这些地方还未解放，陈光甫的解释，乍听有一定道理，可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托辞，因为此后陈推托的理由都变成了健康原因，如失眠、耳鸣头晕之类。
不过，陈光甫自己不愿去北平，却希望在美国当华商领袖的李国钦能成行，并希望李能在中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充当桥梁，甚至不切实际地设想，李可以当新中国的外交部长或驻华盛顿的大使。应该说，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认为这样可以逐渐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对新生的中国有利。1949年7月4日，陈光甫接到了留守在沪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伍克家的电报，其中包含着一份黄炎培的电报。黄炎培刚从北平回来，电报转述了周恩来对陈光甫的致意。电报曰：“归自北平。先悉兄已离沪。临行恩来兄嘱为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其意甚诚，特为转达，不久通航，亟盼握谈。"陈光甫很是感动，但这时仍不便直接回复，于是示意在上海的伍克家，复电黄炎培表示感谢，说明因健康原因无法成行。
11月10日，章士钊又致电陈光甫，再次邀请他及李铭等人北上。陈光甫仍是既不回绝，也不接受，以身体欠佳为由，表示不准备在近期北上。
毛泽东通过李济深来函
02
在1949年政协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民革负责人李济深又派人携函赴港见陈光甫，希望他能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商讨新中国建立的各项大计，共襄盛举。这封信首次向陈光甫直接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其中所称“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持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書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验专家，尤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这些话，仿佛就是针对陈光甫说的，中共显然通过李济深表达了要借助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热切愿望。
信的最后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集会于北京，商讨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并规划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案，久钦先生领导民族工商业界，夙著勋猷，今后国家经济事业，需助正般。……祈能命驾北来，共商一切，则集思广益，众擎易举，未来经济建设进展之顺利，盖可预卜也。”据陈光甫得到的消息，这封信的真正主人是毛泽东，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其时毛主席拟出面来信邀约，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谓不如由其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余等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之意”
正在办公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这封信对陈光甫的触动很大，它毕竟反映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诚意和明确的政策。陈光甫很快复函，称他“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要在香港继续就医，但对于北上邀请，不再一口回绝，而是留有余地，表示“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原稿中还有“自维虽届衰年，顾一生致力于服务社会，此志不懈，自当为新中国效微劳以竭余力”等语，更说明了陈光甫已能正视事实，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不排除回大陆的可能性。但是，在陈的正式复函中，还是删掉了这几句话。
1949年11月，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通过友人转告原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希望与他在广州见面。张公权也是陈光甫关系密切的老友，所以叶剑英特地关照，希望陈光甫一同过来，因两地相距甚近，走动方便，且“公开或秘密均可”，如果愿公开，可举行盛大欢迎会，如不愿公开，那么秘密一晤即可。张公权颇有兴致地征询陈的意见，陈光甫考虑下来，还是回答过一段时间再说。结果张公权也取消了广州之行的念头。
据上海银行的老人回忆，陈光甫当时不无伤感地对他们说：“我长到这么大岁数，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政府，如果我小去二十岁，不待有人劝驾，我老早就回上海了，现在我已老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听杜月笙“闲话一句”
03
陈光甫（右一）、贝祖贻、朱如堂等在香港合影
上海解放前后，大批工商界头面人物避居香港，著名银行家如宋汉章、张公权、李铭、周作民、钱新之和陈光甫等先后到达，集聚成有一定影响的一股经济和政治力量。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见这批人迟迟不到台湾来，又害怕他们被中共统战回去，因此也加大了笼络他们的力度。1949年6月底，蒋介石派“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他的亲笔信到港“慰问”，在半岛酒店招待工商界人士，酒过三巡，洪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要大家去台湾“发展”。陈光甫心里清楚，觉得洪的说法，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当即站起来不阴不阳地说:“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曾任上海社会局长的吴开先，也说：“蒋总统是否先做几件实事，切实有所表示？现在空讲不解决问题啊！”在座之人，都点头附和，弄得洪兰友颇为尴尬，只好自打圆场，说一定将各位的话带回去转告“蒋总统”，此行自然无功而返。
上海大批工商界头面人物南下，使香港这座原先由广东人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一下子变得上海化起来，上海话、上海菜随处可闻，随处可见，这批金融巨子常常相聚于茶馆酒楼无事聊天，遇事商量，行动上颇能采取一致步调。无形之中，仍像在上海一样，以杜月笙为中心，都对他十分尊重，要听他的“闲话”。在政治上，这批人也气味相投，都处在踌躇与观望中既不愿去台湾，也不敢留上海，所以选择了如同上海租界的香港，与国共两党都保持一定距离，但明显地倾向中共方面，常使台湾方面神经高度紧张。
杜月笙
1951年4月，北京中国银行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原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李铭、钱新之等银行家回京参加会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也是一种策略，让他们能有一种比较体面的身份回内地。可这批昔日上海滩闻人在北上与否问题上，犹豫不决，拿不出主意，陈光甫说，不妨请杜月笙来决定。会议在陈光甫创办的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召开，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杜月笙虽然气喘病发作，随身带了一个氧气瓶，说不了几句要吸一口氧气，但不失大享派头，见众人意见不一，说：“大家目前不便公开回京，但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托专人赴京与会。”杜月笙毕竟“闲话一句”就解决问题，众人都称是，这事就这样定了。
消息传到台北，气得蒋介石大怒，派人发话过来，要求陈光甫立即赴美，不得在港逗留，今后也休想在台湾立足。据说陈光甫为此不敢出门，在家大哭一场，还大病一场。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当时虽未考虑去台湾的可能性，只在香港和上海之间作最后选择，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政治抉择，使他也不敢贸然北上回上海。
识破一封伪造信
04
解放后的上海
陈光甫尽管不敢回上海，但与中共方面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并派人到北京接洽，愿意在北京投资建造一个较具规模的饭店。这事正着手进行之际，却发生了一件真假难辨的事。1950年11月，陈光甫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两个自称周恩来代表的人，名叫潘忠尧、张惠农，住在香港六国饭店，特从北京来见陈光甫。两人说，他们想去陈府上见面谈话，陈光甫怕惹出麻烦，于是请他们到行中相见。
这天，两人衣冠楚楚，坐一辆黑色奥斯汀汽车，到上海银行香港分行见陈。陈光甫不敢怠慢，忙延入会客室，摒退闲人。两人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封信，说是周恩来先生的信件，请陈先生过目。陈光甫恭恭敬敬接过函件，念道:
“久仰渠范，弥切钦迟。国步维坚，凭英杰作中流砥柱，共挽狂澜，翘首云天，咸盼出岫。潘忠尧、张惠农同志因公赴港，特着晋谒崇阶，希予延见，代为致意。伊等拟在港筹设日报一所。惟创办伊始，尚望海外贤达，时赐匡助，使此文化事业，俾底于成，党国前途，实深利赖。”
陈光甫想，中共派人在香港办报，要他“时赐匡助”，无非是让他出钱赞助，便问欲办何报，对方回答：“解放日报。”可稍微接谈，两人对办报方针、内容及人事安排似一无所知，却不断询问他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且目露凶光，言词咄咄逼人。陈光甫一面应付，一面已产生怀疑，他再三细读来函，虽抬头大书红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共两页，手写，并有签名，下盖周恩来印章一方，但显非周恩来亲笔，而且措词浮俗，用词也多失当，什么“党国前途，实深利赖”等，分明是国民党之官腔不像是中共领导人的口气。而且，他与周恩来也有数面之缘如说“久仰渠范”，则是从未见过面了。
事后，陈光甫愈想愈怕，判断这两人有可能是台湾方面派来的，不放心他与北京方面的接触。是否在他准备接受中共的统战政策时，蒋介石“便必要时予以断然处置”（陈光甫日记语），一念及此，他不寒而栗。从此以后，陈光甫与中共方面的接触更加谨慎，一般不再明确表示什么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票
1950年夏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仍推在香港的陈光甫为董事长。这时伍克家已中风，由资耀华出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既不敢回上海，知道挂一个董事长的名也无用，在上海的资耀华也不太听他的话，根本无法控制在上海的银行，所以辞而不就。到了次年元旦，陈光甫重新向香港当局注册了“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并对外营业，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了关系。
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像陈光甫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上海解放前后，中共一直试图与陈光甫建立联系，向他发出友善的信息，希望他能认清形势，脱离国民党政府的营垒留下来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出力。在陈光甫像当时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一样，选择去了香港以后，中共仍通过各种渠道，争取他回归北上，充分说明了中共的诚意和大度，事实上这也收到了极大的效果，陈光甫尽管对即将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既怀有希望又心存顾虑，未能迈出关键的一步，但至少也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这种情形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中是普遍存在的。有的则受中共感召，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毅然决然，冲破台湾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返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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