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已经被关押了整十年的吴法宪，在几名公安人员的陪同下离开秦城监狱，被安置在济南，开始保外就医。
吴法宪夫妇
就在一年前，在公安部的特别法庭上，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如果执行完刑期，以吴法宪的年纪，他几乎肯定在狱中度过最后时光了。
吴法宪本来有些胖，面色红润，但自从入狱之后，他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情况不是很好。
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当时在农场劳动改造。考虑到吴法宪的年纪和身体情况，趁绥圻劝他说：“你为什么不给老首长黄克诚写封信，申请保外就医呢？”
黄克诚大将当时已经复出，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说话当然管用。然而面对妻子的劝说，吴法宪却回复说：“我哪还有脸麻烦老首长呢？”
那么，吴法宪与黄克诚有着怎样的交集？他的保外就医之路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黄克诚与彭总
吴法宪曾是黄克诚的得力干将
吴法宪出生于1915年，江西永丰人，15岁参加红军。就在他参军的这一年，黄克诚到红5军工作，接受彭总的直接领导。
黄克诚比吴法宪大13岁，资历、军职都比他高。红军时期，黄克诚在红三军团当师政委，吴法宪在红一军团当团政委，二人分属不同部队，再加上职务上的差距，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抗战全面爆发后，黄克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吴法宪也在115师，任343旅团政治处副主任。直到1940年，八路军第5纵队成立，二人有了合作的机会。当时，黄克诚是纵队司令兼政委，吴法宪是政治部主任，属于上下级关系。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吴法宪仍是政治部主任。当时，3师赴开辟根据地，斗争形势复杂，黄克诚主持军事工作，将政工、后勤交给吴法宪。
吴法宪
黄克诚在前线打仗，吴法宪负责后方工作，二人相得益彰，配合得非常默契。3师在苏北打赢无数战斗，将士们勇猛拼杀，视死如归，与吴法宪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部挺进东北。部队改编后，黄克诚调西满军区司令员，此后一直主持全局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先任湖南省委书记，后调北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授大将，位列十大将第三位。
作为黄克诚一手培养起来的政工干部，吴法宪也在东北战场声名鹊起，曾任四野39军政委、14兵团副政委。建国后吴法宪任空军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
前排右3吴法宪右4黄克诚
揭发老首长，“贪污”黄金背后的真相
黄克诚对吴法宪虽无知遇之恩，但有提拔之恩，长期领导其工作。然而就是这位老部下，却在紧要关头揭发了他，让他一度身陷囹圄。
1959年8月，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当时，空军政委吴法宪出席会议，揭发了黄克诚。
吴法宪主要揭发了三条，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右”，给侄子安排了工作，搞“本位主义”，长期把持“经济摊子”。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为了让自己过关，举报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料到后来的结果。可实际上，一些人拿他举报的第三条大做文章，说黄克诚“贪污”，导致会上一片哗然，调查了4年之久。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
吴法宪提到的事情，是著名的“黄金问题”。抗战时期，黄克诚率新四军抵达苏北，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展开了积极的生产自救运动。到抗战胜利时，3师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掌握了大量黄金、银元和法币。
1946年，黄克诚率部挺进东北。3师有三万大军，千里行军必然需要大量军费，黄克诚便要求供给部部长翁徐文带上了一万两黄金。部队抵达东北后接受改编、扩编，用掉了部分黄金。后来黄克诚到西满军区主持工作，向组织申请带走了剩余黄金，炼成了金条。黄克诚离开西满时，将这批金条上缴东北银行。
1949年湖南解放后，黄克诚考虑到湖南烈士家属多，需要救济，于是向组织申请，又把金条取了出来，运往湖南。几个月后湖南经济好转，这些黄金用不着了，黄克诚让翁徐文将黄金归拢起来，上缴湖南财政部门。
按理说黄克诚此举并无私心，他也一向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没有贪污半分。可在1959年，吴法宪说了违心的话，歪曲事实，说黄克诚走到哪里，就把黄金带到哪里，长期把持“经济摊子”。
黄克诚
吴法宪说得有模有样，甚至提供了具体的数字，不过并没有指责黄克诚贪污。结果他的举报又被曲解，变成了黄克诚贪污，给黄克诚的名誉造成很大影响。
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一向清廉克己，怎么能是大贪污犯呢？同志们都不信，这不是正常的军费吗？再说了，一万两黄金那么多，要多少匹骡子才能驮？”
可黄克诚还是很担心，因为他只负责下令，从未亲自经手过这批黄金，更没有往来账目。幸运的是，中央先后两次派调查组到湖南，找翁徐文了解情况。作为具体的经手人，翁徐文提供了完整账目，还了黄克诚清白。
如果不是翁徐文的证言证据，恐怕黄克诚真的说不清了。而作为举报人，吴法宪差点断送了老首长的活路，也怪不得他内心羞愧了。
黄克诚
吴法宪的保外就医之路
九一三后，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关押了整整十年。
吴法宪与其他人不同，他最老实，有什么交代什么。被判刑17年后，他没有丝毫抱怨，说：“我的罪太大了，只要不杀头就行了。”
吴法宪在狱中苦练书法，读完了《二十四史》。监狱的工作人员也很照顾他，白天让他跟邱会作、江腾蛟等人一起学习，晚上看电视。
可吴法宪毕竟年迈，久而久之身体出现问题，感染重病。妻子陈绥圻得知他的情况，劝他给老首长黄克诚写封信，申请保外就医。吴法宪老脸一红，回复说：“我哪有脸麻烦老首长呢？”
吴法宪不情愿，可他也没有第二个能申诉的人了，只好硬着头皮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反映一下保外就医的诉求。吴法宪愧对老首长，本来不抱认可希望，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申请通过了。
原来，黄克诚以德报怨，没有追究吴法宪的过往。他不仅批准吴法宪保外就医，还同意并叮嘱陈绥圻到吴法宪身边生活照顾。
1981年8月，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找吴法宪谈话。副部长告诉他，他保外就医的地点在济南，妻子陈绥圻一并过去，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到济南生活。
得知这是黄克诚极力争取来的，吴法宪感慨万千，泪如雨下。
吴法宪出狱后化名吴澄清，居住在济南七里山居民小区。这套房子两室一厅，约40平米，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吴法宪大为感动，一把握住接待人员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吴法宪每月领取100元生活费，钱是够花，生活却要从头再来。他15岁参加红军，过了几十年集体生活，建国后身居高位，生活上的事从来不需要他做。结果他出狱后，不会做饭不会烧水，连人民币的元角分都分不清了。他适应了好长时间，才掌握了这些生活技能。
晚年的吴法宪
吴法宪与妻子团聚后，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经常一起结伴上街买菜。起初他怕被人发现，专门戴上口罩，但有人还是认出他来，主动给他方便。时间一长，他也放开手脚，和大家谈笑风生。
吴法宪为人随和，经常搬个小马扎，和左邻右舍聊天，和老人唠家常。他习惯被别人称为“老吴”“吴大爷”，但也有人称呼他“吴司令”。每当别人喊他“吴司令”的时候，他总是尴尬地笑笑，连连摆手。
吴法宪晚年钻研书法，凡来求字者几乎有求必应。有香港媒体报道称，他一幅字卖出去2万美元，说他落魄以卖字为生。他自嘲说：“人家不是要我的字，是要我的名，我是臭名远扬。”
后来在山东省委的关照下，吴法宪夫妇住进了一栋独家小院，生活条件更好，医疗也有保障。吴法宪活到89岁，于2004年在济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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