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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虎嗅商业消费组
作者｜周冰
编辑｜周月明
题图｜视觉中国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企业的脚步已经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出海，不再只是指向东南亚、欧美等传统热门地区，而是向着更广阔的天地进发。从繁华都市到遥远小镇，从广袤大陆到孤岛小国，中国出海人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上演，他们的勇气、智慧和坚持，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篇章。
相比于其他地区，例如北美和东南亚，非洲从不是出海热土。雨果跨境数据显示，2024年跨境卖家重点拓展的新市场中，非洲仅占1%。
动荡的环境、贬值的货币、垦荒般艰难的建设，种种不利因素都在劝退淘金者。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正在涌向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
2019 年，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19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在中国前 40 大贸易伙伴中增速排名第一。
“从机场到我家的30分钟路途，原来只有一两家中国人开的厂，零星分布，可现在，路两边全是中国厂，有上千家。”张超在尼日利亚创业十年，主要做木材生意，他这样向虎嗅形容。
市场大、增长潜力强、劳动力成本低，奔着这些，中国老板来到尼日利亚，然而，现实却比他们想象得更为严峻。
尼国商机
吸引中国人来到尼日利亚的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面，尼日利亚有2.27亿人口，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人口结构年轻化，平均年龄17.3 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市场潜力巨大。
且尼日利亚的劳动力成本及其低廉，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200-400元人民币。而要在非洲雇一个中国人，每月1-1.5万元人民币的工资，加上签证、机票、餐饮等费用，每年需要支出20万以上。“五十个当地人的薪资相当于一个中国人的薪资。”蔡晨告诉虎嗅。
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的税收监管非常宽松。
张超告诉虎嗅，当地建厂的中国人只需给税务部门三五百万奈拉（约合人民币1.3-2.1万），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找上门来。
在尼日利亚做了12年家具生意的蔡晨告诉虎嗅，当地条件落后，就连用电脑登记的税务申报流程，都是近几年才出现，可操作空间很大。并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的税收征管要比尼日利亚严格。
对于小厂家来说，宽松的税收监管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成本。
疫情以来，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之后，来尼日利亚本土开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涉及各行各业，比如3C电子、家电、家具、鞋服、矿业、农业。
对于中国出口到尼日利亚的生意，为了提高竞争力，有实力的中国商人会将工厂直接开到当地地，进一步缩减成本。
也有人反其道行之，做起尼日利亚到中国的出口生意。
一部分人做木炭生意。
木炭是工业、农业、畜牧业、冶金业等行业不可缺少的原料和添加剂。然而出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环境保护，我国法律禁止非法采伐、毁坏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来烧制木炭，因此一部分木炭需要依赖进口。
而尼日利亚对于木炭烧制并无严格禁令，并且在2023年取消了对木炭和加工木材出口的禁令。部分中国商人看见商机，会将尼日利亚的木炭出口到中国。
绑架与疟疾
虽然尼日利亚展现出的掘金机会吸引了一批批中国老板，但中国商人在尼日利亚的实际处境，也符合大众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混乱而危险。
“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绑架发财比买彩票中奖的机率要高。”张超告诉虎嗅。
张超生活在奥贡州，紧挨着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各斯。奥贡之于拉各斯，就像廊坊之于北京，都是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制造业聚集区。奥贡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中国工厂。
张超告诉虎嗅，由于绑架实在太猖獗，奥贡的大部分中国老板，都会给自己雇武警。当地普通工人的月薪是200-400元人民币，而一次绑架就可以为绑匪带来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如此高收益，使绑架在当地已形成产业。
张超亲身经历过一次绑架，2019年夏天，他和朋友、司机在当地酒吧吃饭时，被闯入的绑匪绑架，最后是联系当地人谈判，交了十几万元人民币赎金，才被放回，即使如此，还是被打得很惨。
蔡晨身边也有被绑架的案例，他告诉虎嗅，很多绑架案是有预谋的，往往是内部人员掌握了雇主的行踪，跟绑匪里应外合。
绑架事件后，张超到了晚上都不再出门，日常两个武警跟随，并且尽量减少与外界接触，防止成为袭击的目标。
生活在拉各斯的蔡晨对绑架的态度更为轻松，他总结道，绑匪更多是图财不图命，很少伤人和撕票，更多情况下，绑匪需要的是可观的赎金。对中国商人来说，几十万虽然数额不小，但可以花钱消灾，而对本地绑匪来说，这笔钱简直可以让他们“财富自由”。
除了绑架，疟疾也是绕不开的痛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非洲地区占全球疟疾发病总数的 90% 以上。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四国的疟疾死亡人数占全球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在尼日利亚，疟疾就像“感冒”一样普遍，症状可轻可重。疟疾的死亡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当地的卫生条件、疟原虫对药物的耐药性、以及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治疗。
重点在于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治疗，蔡晨告诉虎嗅，他所在的中国人聚集区，会有医疗资源尚可的中国医院，一般感染疟疾后，通过打针、输液、吃药，大多能康复。
但也有例外，张超告诉虎嗅，他的朋友在感染疟疾后症状较为严重，已经到了尿血的程度，住院每天花费一两万元人民币，好转之后立马回国了，不敢再踏上非洲这片土地。
令人头疼的管理问题
生存环境存在风险之外，尼日利亚的用工环境也有诸多挑战。
虽然当地的用人成本极低，但是他们身上也有不少槽点，比如偷窃和技能不足。
在尼日利亚，就连电力的供应都不够完善，更别提监控，因此犯罪成本很低。
铜线、电缆等机械配件，都是工人们常偷的物品。尼日利亚铜价大概是6万多元人民币/吨，偷上十公斤铜去卖，都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为了应对偷窃，不少工厂下班前会进行搜身检查。
“当地人普遍有‘受害者心态’，他们认为外国人来他们的国家就是偷走了他们的资源，因此他们再索要、抢夺、偷窃外国人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石头在18年来到尼日利亚做生意，同时也是抖音自媒体博主，他这样告诉虎嗅。
谈及偷窃背后的原因，几位中国商人有共识——没办法，本地人实在是太穷了。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尼日利亚2亿多人口中约有40%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更高的生活成本也加剧了他们的贫困。
由于用人成本低，中国商人在当地都会雇司机和保姆，每月工资为七万奈拉（约合人民币294.52元人民币）左右。
“当地的物价是6毛钱一个鸡蛋，一只肉鸡要60-80元人民币，普通人每月工资，只够买三只鸡。那些工资，仅用于吃饭都不够。”张超告诉虎嗅。
张超举了个例子，他的司机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十点一顿、晚上一顿，食物就是传统的木薯蘸蘸料，每天都在讲他好饿。
有人说非洲人懒，总是“躺着没事干”，张超解释，那是因为城市以外的工作机会太少了，没有工作的人就靠躺着去减少消化，一旦动起来，又该饿了。
除了偷窃之外，还有别的问题令中国老板更头疼。
“小偷小盗倒还是其次，更大的损失源自于一些员工技能不到位或者工作失误造成的人身或者设备损伤。”蔡晨告诉虎嗅。
蔡晨遇到的是在员工开叉车过程中，因为操作失误，撞上了另外一位员工，最后治疗花费2万元人民币左右。
还有在操作机器过程中，员工可能因粗心造成机械设备的损坏。
不管是医药费还是设备修理费，300元人民币月薪的当地员工都是赔不起的，最后是由企业来买单。
还有一部分当地员工严重缺乏工作的观念，张超就遇到过在工作时间，其他员工在装货，一位员工躺在木头上睡觉，说：“我困了，没力气干活。”
本地员工并不好管理，所以到后期，中国商人们会逐渐放手，筛选出靠谱、忠实的员工成为管理层，给更高的工资，由他们去管理其他本地员工。
绕不过的汇率贬值
对于中国老板来说，即使在尼日利亚躲过了绑架、疟疾、偷窃问题，也难逃过一个更令他们肉疼的问题，那就是货币贬值。
大部分中国商人对尼做出口生意，奈拉贬值对其打击很大。
据数据显示，十二年间，奈拉兑人民币汇率跌幅已近900%。张超告诉虎嗅，近一年多奈拉贬值太快，许多中国工厂承受不住，被迫停工。
2012年1月31日，1元人民币能兑换25.50奈拉，而今天（9月29日）的汇率是1元人民币兑换238.10尼日利亚奈拉（图源Refinitiv）
可以看出，在尼日利亚若无法应对汇率风险，前期的一切努力可能都会化为泡影。
这也无形中抬高了在尼做生意的门槛。
蔡晨告诉虎嗅，他的家具厂在当地深耕近十年，产品多元化，有足够的竞争力，才有底气根据汇率上调价格，而不过分影响整体利润。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底气。比如有位中国商人在尼日利亚卖轮胎，本来定价五万奈拉即可维持利润，但奈拉大幅贬值后，他需要定价八万奈拉才能不亏本，市场不接受涨价，他就只能默默承受亏损。
当然，对于在尼做生意的中国老板来说，深谙换汇之道已成必备技能。
蔡晨告诉虎嗅：为防止奈拉贬值过快，尽量当天就要换汇。
在换汇时，一些商家会用到“对敲”的交易方式，所谓“对敲”，就是指一个商家做生意收款是奈拉，另一商家收款为人民币，双方直接根据汇率等值交换，绕过正规的银行换汇流程。
此外，也有一些手段可以让商家规避汇率风险。比如走地下钱庄换汇、将当地货币换成USDT（全称Tether USD，是一种加密数字货币，其价值与美元（USD）挂钩，保持1 USDT=1美元的固定汇率）等，但这些手段往往不合规，有诸多法律和安全隐患。
2012年，蔡晨刚来尼日利亚的时候，水是没有的，要自己打井，打井需要电，电也是不稳定的，需要发电机。发电机经常坏，随着中国企业多了起来，有中国人开始在当地建发电厂，才逐渐解决用电问题。
贫穷与落后，让当地建厂的商人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不过好在，这些深耕尼日利亚的中国商人，已经逐渐扎根。富贵不再只从险中求，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但也在尽力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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