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的沈阳，不少学校在清明节时，往往会安排学生们集体去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扫墓，在庄严肃穆的陵园之内，向孩子们传递红色革命教育思想。
当年，董耀东便是这群学生中的一员，他所在的学校里，就有不少烈士子女，而这些孩子们的父辈、叔辈们有一些人便长眠于此地。
因此，每当清明扫墓，孩子们蹲在烈士墓前拔除杂草之际，经常会互相喊话：某某你爸爸在这儿，某某我找到你叔叔了。
孩子们的天性好玩，还不懂太多的悲伤，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亲切。
在董耀东的记忆当中，他曾不止一次地经过那些烈士们的墓前，像黄继光、邱少云、杨连第……
当然也包括一位名叫蔡正国的烈士，当年的董耀东和其他同学一样，曾在这些烈士们的墓前认真地拔除杂草，仔细地擦拭墓碑上的尘土。
那个时候的董耀东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不远处的那个坟冢之内，埋葬的那个“陌生人”，竟会和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
你不姓董，你姓蔡
长大之后的董耀东顺利参军，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1971年夏，十八岁的董耀东正和往常一样，在操场上带队训练，突然，政治处主任气喘吁吁地跑来通知他道：
“快，把工作交代一下，上面来电话通知你立刻去大连黑石礁49号楼，你母亲来了！”
董耀东有些纳闷，黑石礁49号楼是一个专门接待高级干部的地方，自己母亲只不过是一位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怎么会去那个地方呢？
来不及多想，在政治处主任的催促之下，董耀东赶紧坐上了开往大连的汽车，来到了黑石礁49号楼。
他沿着台阶一步步走了上去，然后缓缓地推开了会议厅的大门。
令董耀东没想到的是，当自己推开会议厅大门的同时，一桩被众人掩盖了十八年的秘密，也将随之被彻底揭开。
厅内坐满了部队首长，人人脸色肃穆，气氛庄严，而母亲则坐在一旁，低首不语。
随着董耀东的进入，会议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这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和悲悯，让董耀东感到了莫名的恐慌，额头上不由地渗出了汗珠。
“我到底犯啥错误了？还将我母亲给叫了过来。”
董耀东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应该是犯了什么大错。随后，在旅大警备区第一副司令赵国泰的示意下，他惴惴不安地坐在了门口那张椅子之上，大气也不敢出地等待着领导的指示。
按照会议惯例，赵国泰领着大家先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随后，他问董耀东：
“小东，你看过《红灯记》吗？”
董耀东点了点头，有些茫然，他不知道叫自己这次来，跟《红灯记》又有什么联系，然而赵国泰接下来的话，直接让董耀东彻底震惊了。
“小东，今天我们把你找来开这个会，是要郑重地向你说明你的身世。你今年已经年满18周岁了，是个有着三年军龄的解放军战士，是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了，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我的身世？
董耀东看着赵国泰，一脸茫然，我身世不是很清楚吗？董凤奎是我爸，张博是我妈。他转头疑惑地看着母亲，母亲此时在两个阿姨的陪伴之下，已经泣不成声。
随后，赵国泰一字一句地揭开了那个谜底，他的语速很慢，但很有力，这些话涌入董耀东的耳中之时，每一个字都不啻于一声炸雷，将其震得脑海一片空白。
“你的生生父亲叫蔡正国，是原五十军党委书记、第一副军长，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我军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你的本名叫蔡小东！”
赵国泰看着一脸震惊的董耀东，叹息着，指着周围的首长们道：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是你父亲曾经的老战友，要么和你父亲一起走过长征，要么和你父亲一起打过日本鬼子、解放时期跟你父亲一起从北到南征战沙场……”
董耀东被赵国泰的话震住了，这事儿太突然，实在难以置信，他有些求助地望向一旁的母亲，想要从她的眼中看到哪怕一丝的否定。
然而，此刻母亲泪如泉涌的面孔，像是一块滚烫的烙铁，顿时让董耀东的心不由地抽搐起来，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从心脏传到全身，令他的双手簌簌地颤抖个不停。
当年，自己曾多次经过的那个陌生墓冢之下，竟然埋葬着自己的生生父亲，这种从遥远陌生顿时拉近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变幻冲击，让董耀东不由感到一阵窒息。
那一瞬间，紧张、怀疑、痛苦、悲怨种种情愫全部涌上他的心头，轰隆一声，董耀东被刺激地一下子晕厥了过去。
晕厥的前一刻，他只听到了会议室中，人们噪杂慌乱的声音……
再读父亲，往事如烟
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后，蔡小东（董耀东复员前，养父曾劝其恢复本名，此处改以蔡小东称之）再次来到了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自己已经好多年没再来这里了。
苍柏依旧，只是此刻，他的心情却再难像往常那样安宁淡然。
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郁，一如蔡小东的心情，他独自站在父亲的墓碑前，看着那块刻着红字的墓碑——烈士蔡正国同志之墓，喃喃地说道：
“爸爸，我来看您了。儿子小东，来看您了。”
蔡小东跪在父亲的墓前，放声哭泣，他用手一寸寸地抚摸着父亲的墓碑，那粗粝的碑石，用凹凸的摩擦感，回应着他的哭泣，像是一双粗糙的大手，疼昵地摩挲着儿子的手掌。
在陵园内，蔡小东泪眼婆娑地阅读着父亲的生平介绍，虽然只有短短的358个字，却凝刻出一位爱党爱民、作战英勇，在战火中淬炼成长，最后为国捐躯的将军形象。
参加红军
1909年10月的一天夜里，江西省永新县潞江区车田村的一户蔡姓农户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男主人疼爱非常，并给他取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名字——正国。
蔡正国的家并不富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父母期盼儿子成才的期望。
在蔡正国十一岁的那年，父母凑了些钱，将他送入本村私塾读书，然而，家庭现实的贫困，却使得蔡正国的读书道路坎坷非常。父亲为了贴补家门，外出到长沙码头上搬运货物，而家中的农活，母亲一个人又实在忙不过来，因此，蔡正国不得不时常请假在家务农。
几次辍学、复读之后，家境窘迫的蔡正国最终选择了辍学，对于学校，他自然非常向往，然而作为穷苦人家的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该如何帮着母亲，将这个家撑起来。
随后，蔡正国便一直在家耕田务农为生，期间为了生活，他还学习了一些木匠活计。本来他的人生轨迹会和父亲一样，娶妻生子，然后一生耕耘，或者出外帮工，最终如尘埃一般，归寂于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然而，当时的江西，正是红色中国的心脏之地，共产党的出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被革命风暴席卷的江西农村各地青年，开始热血沸腾起来，人们纷纷报名参加红军，蔡正国也不例外。
当时的蔡正国并没有接触过很多马列主义思想，他参军的目的很淳朴，就是觉得红军好，苏维埃政府好，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一切压迫穷人的压迫者，替咱们穷苦人谋利益。
但，对于革命多久，革命到什么程度，他可没有任何概念。蔡正国参军离家之时，母亲刚刚病逝不久，家里只有父亲、妻子和妹妹三人，他对三人说：
“你们好好在家等着我，我去当三五年红军后，就回家和你们团聚。”
当时的蔡正国觉得，革命胜利不会太久，因此抱着很乐观的态度，与家人告别，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次的离别，竟会是彼此的永别。
被俘逃归
加入苏维埃红军的蔡正国被编入县红军预备队，随后又被调入三军团当中，期间，蔡正国参加了池江、水口、宜黄县等地的多次战斗，红军部队逼近建昌。
在部队节节胜利之时，不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
当部队返回宜黄县之时，蔡正国所在的三军团二师七团突然被大批敌人包围，师政委彭雪枫率众奋力抵抗，但敌我悬殊，我方损失颇重，万般无奈之下，彭雪枫只得下令全军突围。
蔡正国跟着被打散的连队，向东跑了两天两夜，众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最终，他们这一百多人被堵在一个山沟之内，被敌人包围俘虏。
蔡正国等人被敌人押到南昌关押，半个月后，敌人问这些被俘的红军，愿意参军还是回家？愿意当兵的站一边，愿意回家的站在另一边。
很多人觉得，敌人这个选择有诈，如果不选择当兵，很有可能会被拉出去枪毙，但蔡正国就是不愿当国民党的兵，他率先站在了回家的一边。
随后，蔡正国等人每人领了三块钱的中央币，踏上了归乡途中，在踏出牢房的那一刻起，蔡正国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部队。
然而，天不遂人愿，当他刚走到吉安之时，遇到了国民党五十九师五十一团一营哨兵，盘问几句之后，便直接被抓入军营之内，安排他当了挑夫，负责挑运子弹任务。
不想当国民党士兵，却被抓来当了挑夫，蔡正国内心的压抑可想而知，当时红军和国民党交战频繁，他悄悄对自己说，一定要找个机会，赶紧回部队。
随后，红军和国民党在东黄陂发生激战，蔡正国奉命挑运子弹上前线，战场之上硝烟弥漫，蔡正国趁着敌人不注意，一猫身便沿着草木树丛掩护，向着红军阵地跑去。
蔡正国的回忆书里写着：
“当时子弹在耳边嗖嗖响，但我一门心思就是想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所以也没有怎么害怕，就是不停地给自己说，快点儿、快点儿。”
蔡正国跑回红军二十二军当中，随后和国民党俘虏一起被送到了俘虏营内。不久，说清自己身份的蔡正国，被编入红军第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七连当中。
回到红军队伍当中的蔡正国，在后来的战斗当中，作战英勇，不断被提拔，从战士、副班长、排长、连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蔡正国，一门心思工作，觉得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好好打仗，革命必然能够成功。
然而，革命的曲折程度，让他有点儿始料不及。
刺刀挑子弹，带伤长征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红军被迫离开了红色首都——瑞金，开启了漫漫长征之旅。
长征途中，在贵州习水县土城战斗之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蔡正国的肩窝处，长征时期，药物匮乏，医生也很少。
负伤的蔡正国让战友们拆卸一个门板，让人将自己按在上面，忍着剧痛，用刺刀生生挑出了肩窝里的子弹。
虽然子弹被挑出来了，但因为伤口发炎，蔡正国开始发起了高烧，部队首长动员蔡正国留下来，到老乡家中休养，否则一路颠簸，恐怕性命难以保全。
但蔡正国不愿留下，如今这个情况之下，留下来，以后能不能再追上、找到部队，就很难说了。
为此，他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和高烧，始终跟着部队前进，他虽然走得慢，但部队隔几天总会休息，而他不休息、赶队伍。靠着始终不停歇，最终蔡正国赶上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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