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云压城城欲摧
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在四川会理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再一次将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身后，至此，蒋介石所梦想的将红军围歼在云南境内的计划完全破灭。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紧跟在后渡江，红军将仅有的7只木船全部烧毁，因为其中有一只船是当地渔民自己的，还专门给了船家80块大洋的补偿费。
在主力红军强渡金沙江之前，陈赓率领的干部团为了巩固对岸的桥头堡就和刘文辉的大侄子刘元瑭率领的部队打了一仗。
干部团是中革军委掌握的总预备队，一等一的精锐部队，果然双方一交手没几个回合，红军就把川军打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刘元瑭屁滚尿流地躲进了会理城，坚守不出。
按照中革军委当时的计划，红军是准备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这可急坏了“川西王”刘文辉。
见红军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安营扎寨，这使得刘文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原先的保存实力消极避战转为要和红军决一死战。
以刘文辉之精明，不难看到红军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之后自己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而如果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过来和红军在川西交战，势必会把自己仅有的一亩三分地打得稀巴烂。
无论红军胜也好、败也好，最大的输家只会是他刘文辉。
从这一点来说，刘文辉的立场和刚刚把红军“礼送出境”而松了一口气的“云南王”龙云是一模一样的。
红军这一边，由于陈赓的初次交手赢得太轻松，实际上也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如果把川军逼到绝路上，他们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兵种。
东北虎，西北狼，四川活阎王。
5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占会理的作战命令，主攻会理的是彭德怀统率的红三军团。
从9日打到14日，整整六天，红三军团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攻下会理。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对于缺乏重武器，只有土炸药的红三军团来说，攻击困兽犹斗的坚城会理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使得以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为首的红军统帅们认识到：占领会理，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任务，对此时的中央红军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
5月15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整了中央红军的作战目标，决定北上穿越彝区，强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不打了，刘文辉用于防守老巢西昌的兵力是会理城的四倍以上，更不能打，毛主席很快意识到：红军重新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为现在有个致命的问题，红军只剩下一条路，一个方向：北上大渡河，到雅安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听到红军北上消息的蒋介石，此时的心情只能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把老蒋绕得晕头转向，是因为他和手下的将领们根本就猜不透红军会到哪里去，下一步怎么走。
但现在，蒋介石几乎可以百分百地确定中央红军会直奔大渡河去雅安，既然目的地都定了，剩下的事情也就不难办了。
已经稳坐钓鱼台的蒋介石很快下达了两条命令：
第一，命令薛岳所部的10万大军尽快渡过金沙江，从背后向红军施加压力；
这一招就是摆明了告诉毛主席：你快走吧，就怕你不去大渡河。
第二，命令刘文辉亲自坐镇雅安，率第24军所部沿大渡河各渡口严防死守，决不能让红军过河；同时蒋介石又调动川军杨森、郭勋祺、陈万仞等部6个师往雅安、汉源方向推进。
这一招的用意，一方面是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一方面是牵制红四方面军，使其不能有力支援中央红军。
除此之外，蒋介石又想到了一点：如果中央红军北去不成，往西突入藏区怎么办？
他急忙命令龙云的滇军赶到盐源、凉山一线，沿雅砻江布防，以防红军“西窜”。
如果从地图上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的布局已经把红军封锁在了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组成的四边形区域内，这就是他给红军预设的葬身之地。
别看四渡赤水之战蒋介石被毛主席打得落花流水，过金沙江又被毛主席声东击西、瞒天过海之计搞得灰头土脸，但只要红军稍有不慎，战争的主动权仍然落在蒋介石手里。
只不过兔起鹘落之间，一场针对红军的四面围剿又已经悄然形成。
平心而论，蒋介石能够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将各地军阀次第削平，直至形式上统一中国，除了工于心计，阴险狡诈以外确实有真本事。
观其排兵布阵虽无出奇之处，但心思缜密，少有破绽，能够随机应变，至少从战略层面讲绝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二、毛主席根本没有做蒋介石的送命题
5月20日，红军进抵西昌以北的泸沽镇，但此处绝非善地，而是大大的凶地。
因为72年前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所部正是从泸沽镇出发渡大渡河不成，遭到清军和当地彝族土司的四面夹击，最终全军覆没于大渡河边。
接下来红军会怎么走？蒋介石早就分析好了：去大渡河一共就两条路，一是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二是从冕宁到安顺场渡河。
第一条是大路，第二条是小路，如果你是红军，你怎么选？
你肯定会想：大路上国民党军队一定会部署重兵，不如走小路。
是的，当年石达开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把自己和四万太平军的小命全交代了。
事实证明，这是一道送命题。
这是因为冕宁到安顺场是彝族的地盘，由于明清以来四川地方官僚“分而治之”的策略，彝族与汉族长年相互敌视，矛盾很深。
小路上都是深山老林、悬崖峭壁，一旦彝人据险埋伏，任何人都是有去无回，而穷苦的彝人也总是这么干的，因为他们所需的生活物资没有着落，只有打劫来往的队伍才能补充。
当年石达开为了安全走小路，不惜拿出重金贿赂当地的彝人头领，但彝人头领却在收到清朝政府更多的钱之后变卦，与清军夹击太平军。
至于红军能拿出买路钱什么的，蒋介石根本不担心，因为当时的中央红军转战中国大半年，辎重全扔在湘江，早就穷得叮当响，能有条裤子穿就不错了。
所以蒋介石认为红军一定会走大路，基于这一判断，他命令四川军阀杨森以其21军主力4个旅与刘文辉4个旅沿着大树堡对面的大渡河北岸密集布防，把这一片堵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你觉得蒋介石厉不厉害？别说石达开了，就算是徐达再世、常遇春复生，如果要以3万疲惫之师突出重围，冲开几十万人堆成的防线恐怕也玩不转。
只可惜，蒋介石面对的是毛主席，而毛主席一开始就没想做这个选择题。
他决定红军先遣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左权、刘亚楼率领走大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小路。
很快左权和刘亚楼就发现：大路对面全是国民党军，大渡河以北堡垒和工事修得满满当当，根本就别想过去。
大路走不了，那就只能走小路。
毛主席却说：不对，大路和小路都要走！只不过走大路的部队是伪装主力迷惑敌人，走小路的才是真主力。
很快对岸的刘文辉得到消息，越西被红军攻占，大树堡渡口已被红军占领，而且南岸的红军又是砍树又是造船，干得热火朝天，显然马上就要渡河了。
刘文辉十分紧张，赶紧往大树堡方向增派兵力，唯恐红军成功渡河杀进雅安城，摘了自己的脑袋。
兵法就是讲究虚虚实实，就以刘文辉的水平而论，跟毛主席比还是差远了。如果刘文辉有那么几成火候，就不会被大侄子刘湘打得兵败如山倒，差点连老家都保不住。
当年刘文辉势力最大时曾拥有二十万大军，如今只剩下两万多人，其中有一半还被红军堵在西昌城里不敢出门。
至于蒋介石，当真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考虑得一清二楚，只可惜他却没有考虑到一个非常偶然的变数：
刘伯承。
红军这个挂真的是只能用“离大谱”来形容。毛主席在关键时刻让本来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出任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自然有他独到的考虑。
1926年刘伯承就已经是“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资历与“川军五名”之一的刘文辉相差无几，知交故旧遍布川军，如今川军的师长、旅长基本都算是他的晚辈。
红军北上西昌，川军将领许剑霜带一个旅防守西昌大门德昌，刘伯承只给许写了一封信就让许乖乖让出了德昌城和大批补给。
原因不仅仅是“刘伯承是我的老长官”，更因为许剑霜非常清楚刘伯承的厉害，真要打起来自己绝非“老长官”三合之敌。
这次过彝区，刘帅给部队下达的死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算彝人向我们开枪，我们也绝对不能开枪还击。
要说红军的纪律真是没话说，先遣支队打头的工兵连被彝族人抢得连裤衩都没剩，多少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愣是一枪没开，光着屁股回来了。
彝族头领小叶丹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部队：明明手里有枪有炮，居然平白让带着大刀长矛的手下给抢得精光。
一开始他十分诧异，但遇见刘伯承之后他明白了：这世界上有一种钱都买不来的东西，叫做真心。
红军是仁义之师啊！
蒋介石如果知道自己苦心设下的毒计就这样被刘伯承轻而易举地化解，估计要吐血三升，大叫“娘希匹”。
5月24日，红军走出彝区，开始向大渡河前进。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1师第1团冒着瓢泼大雨直扑安顺场。
刘伯承非常清楚：彝区只是开始，最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不同于5月初枯水季节的金沙江，现在已是汛期，大渡河河面暴涨，而且水流汹涌，打在乱石上又激起无数旋涡，木船渡河稍不留神就会被卷入河底砸成粉碎。
当年石达开有船依然强渡失败，绝不是因为翼王无能，太平军无勇，而是因为人力有时而尽，终不能抵抗磅礴的自然之力。
四天后杨森的一个军将会赶到安顺场对岸，那时渡河就更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的水势别说四天，就算八天也不可能把几万红军都渡过去。
八天后薛岳的十万大军将赶到安顺场，红军就算不想当石达开也不行。
还是别想那么多，先把渡口拿下来再说！
首先，河对面的川军有一个营，就算他们是战五渣你也得首先打过去，而你想打过去得有船。
船是有的，但只有一只。
说起这船，还是一个川军营长留下来的，因为这个营长在安顺场有很多土地，他舍不得自己的财产所以没有去北岸，就留了这么一只船以备红军真的打过来的时候再开溜。
月初过金沙江土豪劣绅送了六只船，今天过大渡河，又是土豪送了唯一的一只船。
所以你有时候不得不信冥冥中自有天意，这个东西是真的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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