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曾经提出，在党内，大家互相之间要称呼同志，而不称呼职务。1965年的时候，党中央还曾就这个提议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党内人士改变称呼习惯。
这主要是因为我党一直提倡平等和民主，共产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在从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互相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不应该有上下之分。
与同志之间互相称呼，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官僚主义作风，让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也能时刻保持清醒。
但很多时候，语言习惯是难以改变的，很多大家较顺口的称呼，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改过口来。
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周总理的称呼了。面对周恩来总理，由于大家打从心底对他尊敬和爱戴，大家都很不习惯称呼周恩来同志，还是按照以往的习惯，叫他“周总理”。
80年代在一次外交场合，曾经有外国记者采访邓颖超，问她，为什么大家都称呼周恩来同志为“周总理”？
对于这个有点刁钻的问题，邓颖超用风趣幽默的回答化解了记者的提问，她说：周恩来是我先生的大名，总理是他的小名，我们中国人会叫对方的小名来提醒他，要为人民做好事。
周总理一生勤勤恳恳，为百姓、为人民做事，他的身上有怎样的故事呢？
勤勉工作
周总理的身上担着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担子，无论是国家的内政还是外交，有太多事情需要周总理处理。
为了减轻周总理身上的工作负担，他的总理办公室特地配备了20多位秘书，但是建国后不久，中央就决定精简机构，周总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很快就将身边的秘书精简到了8人。
8个人身上的担子很重，往往每个人都要负责不止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筛选送到总理办公桌上的文件，为周总理精简一部分内容，将摘要和提纲拟好，等待周总理的审阅和批示。
每一天，从全国各地送来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将桌子堆得像小山一般，这些东西往往都要周总理亲自批阅，给出指示。
因此，周总理工作起来，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周总理的睡眠时间永远不够，他总是工作到很晚才睡下，然后很早就要起来，继续第2天的活动和工作。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总理白天有许多活动日程，有需要主持的会议，有需要接待的外宾，还要见各方代表，进行工作约谈，有时还要代表我党去探望其他党外人士。
这些事情都必须在白天处理完，因此，那些批阅文件的工作，就只能全部压到晚上。
周总理常常要到9点或者10点钟才能忙完白天的日程，这个时间放在一般人身上，就该准备休息了，但对于周总理来说，在案牍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批阅、审核各项文件，这样的工作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等到下半夜周总理才会回到卧室休息。
作为周总理妻子的邓颖超，与周总理的休息时间常常对不上，很多时候，邓颖超已经休息了，周总理还在工作。
在他身边工作过21年的工作人员，回忆起周总理高强度的工作，都会感到心疼和害怕。
根据她的回忆，周总理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最早的时候可以到凌晨2点多，晚的时候往往都要到早上8点了。
周总理又是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人，经历过长征，经历过长期的战火，建国后又天天熬夜，身体也一天天的消瘦下去。
跟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邓颖超，对此都很心疼，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周总理减轻工作负担。可哪有那么容易呢，周总理依旧要每天从深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态度严谨
周总理在工作上的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他是个记忆力很好的人，文件上有什么数据的错误，几乎听一遍就能听出来。
跟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周总理应当就是传说中的“过目不忘”。
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党员干部，如果问他们最不怕谁，他们可能会回答周总理，但如果问他们最怕谁，他们可能也要回答是周总理。
因为周总理对于工作的态度是极为认真负责的，各部的部长们开会汇报材料，有的时候错了些数据，周总理当场就能纠正过来，让那些干部们直冒冷汗。
据说，在周总理面前当面汇报的时候，就有一位部长紧张的坐立不安，就连念文件的时候都直打哆嗦。
而有的干部不但在念材料的时候念错，还反复几次说不清楚数据，有些在念完了材料报告之后，周总理提问的时候，又只能再次去翻文件，这些行为都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党内干部，最担心的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在批评这件事的时候，周总理也严厉的问了他们，是不是动脑筋想搞官僚主义？
当然在批评过后，周总理也会迅速给出方案。
比如领导干部对于文件不熟的问题，周总理就说，这其中也有制度问题，以后凡是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送的文件，都要有负责人的签字才能送，文件上有了问题，就找签了字的人问。
对于部长如此，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的要求也很高。
由于周总理处理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几位秘书就在一起商量，决定设立一个轮流值班制，每一晚出一两个人在总理办公室值班，以便应对周总理和批阅文件时候的提问。
这样做，一是为了每晚在办公室值班的秘书太多未免太乱，二是为了让更多的秘书可以有时间休息，白天好更好的投入到整理文件的工作当中。
但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秘书们每个人负责的方向不同，但周总理每天处理的工作，不可能只有一个方向。
有一次，周总理拿着非洲国家的材料，想要问外交方面的问题，但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的是负责水利的秘书，对于外交上的事也不了解，自然回答不了周总理的问题。
周总理因此半开玩笑的说他们各管一段，像铁路警察。
周总理有问题，值班的秘书就要回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又要秘书们一起头脑风暴了。最后，他们决定每周在办公室开两次会，把自己在负责的事情交代给其他人，这样周总理问起来，秘书才有得回答。
对于自己身边人的工作数据，周总理的要求更是一丝不苟，对于计划项目数字都要详细的审查，也要亲自计算。像财政预算决算这样的事情，还要从纪委借来手摇计算机处理数据。
他对于身边人汇报的数字和百分比，也不允许出现大概差不多之类的说法，身边人如果想不懂装懂的糊弄过去，也会受到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当然，周总理对于身边工作人员也不是只有严厉，对他们也十分关切爱护。而且周总理批评人一向是就事论事的，从不会上升到对人的批判。
有时候周总理说话说重了，工作人员事后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也会立刻道歉。
简朴自律
除了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勉认真之外，周总理对于自身的生活要求也十分简朴。
为了方便工作，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一般都会居住在中南海，住处与办公室往往离得很近，比如周总理夫妻就住在中南海的西花厅。
但中南海毕竟是从前封建王朝的花园行宫，在近代以来饱经战火，虽然从外面看上去，花草树木、假山游廊，非常精致漂亮，但里面已经是几十年的老建筑，不但许多设施过时，而且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修缮。
而西花厅更是清末宣统皇帝为生父修建的府邸，还没完全竣工清，政府就已经“呼啦啦大厦倾”了。
这个亭子在近代几次更换主人，可是大家都是来来去去，谁也没有静下心来把它好好修缮一下，等到周总理夫妻住进去，就更不会浪费国家财政，大举修缮住处了。
中南海的环境比较潮湿，西花厅的采光又不太好，地上铺的也是地砖，而非地板，隔湿效果也很差。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工作，周总理还患上了关节炎，每到夜间就会关节疼痛，只能在腿上盖上旧毛毯。
周总理身边的秘书，实在不忍心看着为国家大事操劳的总理，就这样在潮湿的、威胁身体健康的环境中长期工作。
因此，在一次周总理外出的时候，秘书就以修缮国家文物的说法，向周总理打了报告，为西花汀添置了简易的沙发，更换了木板床，又把地砖换成了地板。
对房屋整体的修缮也有，比如更换了腐朽的房梁，把漏风的门窗也换了，还把用了太久、缝缝补补的窗帘换成了新的。
即使是从艰苦朴素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修缮也是合理的。但周总理在回家后，看到这些装修，却勃然大怒，甚至一气之下去了国宾馆居住，不肯回家。
这是因为周总理深深的知道，自己身为国家总理，要给其他党员干部做表率，如果自己先装修家里，那其他人可能也会跟风效仿。
哪怕西花厅只是把必要该换的东西更换添置了，但其他干部一级及效仿起来，往往却不是那么回事。想要严格要求别人，就要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不然批评别人搞奢靡之风的时候，自己的腰杆也直不起来。
为了这件装修的小事，周总理几次在大会上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由于周总理的态度太严肃，许多部长还以为周总理的西花厅被装修成了什么富丽堂皇的样子，等到到了西花厅一看，才深深的感慨周总理以身作则的简朴作风。
但即使是这样，周总理也没有将装修的秘书拉出来批评，在会议上一直都是对自己进行检讨和自我批评，只有在面对秘书的时候才会批评他做的不对。
身后之事
周总理与他的妻子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他们两个人相识于少年时期，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后来他们一起组织了“觉悟社”，因此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开始，邓颖超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周总理也是如此，他们往来信件往往是共同追求革命目标，交流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出的也是革命友谊。
后来，周总理在信件中，请邓颖超明确考虑与他相恋的事情，两个人才渐渐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他们也一直是默契的革命伴侣。在西花厅生活的日子里，两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周总理常常深夜才能结束，而邓颖超那时已经入睡了。
这样的生活节奏，固然使两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变少，但并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感情。
白天的时候，邓颖超有时间就会写字条，由值班卫士交给周总理，字条上会有一些“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者让他起来活动的话，这也是两人之间的一点心有灵犀的小默契。
而周总理每天晚上处理完工作，回去休息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邓颖超睡了没有。
如果邓颖超没有睡，他就会去找她，两人一起聊聊天。如果邓颖超已经睡了，周总理就会特地换上不出声音的鞋，轻手轻脚的活动。
对于革命干部的身后事，我党一直提倡火葬，还曾经由几乎所有中央干部共同签署了一份火葬倡议书，毛主席，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在上面签了字。
但身后之事，很多时候并不能由死者说了算，比如毛主席离世之后，出于当时情况和人民感情的考虑，他的遗体就被保留了下来。
而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妻两人，则互相托付了身后事，他们约定，谁先离世，对方就要主持自己遗体的火葬，将骨灰盒里的骨灰撒在江海间。
周总理先走的，邓颖超坚定的执行了他的遗志，等到她自己离世的时候，也向中央打报告，坚决要求遗体火葬，不保留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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