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振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楠（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1期
导 读：
平衡社会焦虑疏导与公共舆论监督，新型主流媒体与公众良性互动，塑造数字公共空间，将有助于社会焦虑的疏导，实现社会共识的达成。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焦虑是无法回避的社会心理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社会焦虑在网络上生成、发酵、传播，平台为内隐的焦虑情绪提供宣泄的出口，生成网络舆情狂欢的景观，容易引发社会偏见、群体不信任，甚至社会冲突。对于社会焦虑的疏导，新型主流媒体责无旁贷。
（一）转型社会的焦虑。2023年1月出版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成年人群焦虑风险检出率为15.8%。[1]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结果显示，在我国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7.6%[2]。焦虑倾向于麻痹个体，而非催生积极的行动。
对焦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他在《恐惧的概念》中首次提出焦虑概念。他将“焦虑”区别于“恐惧”，认为焦虑是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是人们遇到挑战、困难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3]。社会焦虑指在社会情景中所产生的焦虑反应，是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大众中产生的压抑、不安、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
社会焦虑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性瓦解传统[4]、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造成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社会分化加速，需求增长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不平衡带来社会问题[5]，产生社会焦虑。国内学者中，吴忠民较早地提出“社会焦虑”的概念[6]，王小章认为焦虑是“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7]。此后，学界相继对社会焦虑展开系列研究，于建嵘指出社会焦虑表现为弱势心态的泛化蔓延、社会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失落[8]；有学者指出社会焦虑会引发越轨行为，为网络民粹主义提供土壤[9]；有学者认为大量人承受焦虑的压力，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10]。
（二）媒体技术革命与社会焦虑。媒体具有信息积聚和放大功能，可能会成为社会焦虑的助推器[11]。信息传播过程中风险再造也会加剧个体的焦虑感知[12]。此外，数字技术的兴起正在瓦解传统新闻业[13]，社交媒体以其碎片化的海量信息取代了传统的新闻“把关人”。
传统的主流媒体影响力和权威性减弱，新型主流媒体应当充分激发技术赋权下的传播能量，重建新闻传播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疏导社会焦虑。本文尝试采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以中国的国情和数字时代为语境，厘清社会焦虑的多元类型及成因，提出焦虑疏导的路径。
二、社会焦虑的多元类型
年龄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首要因素。其中，青少年群体抑郁与焦虑风险高于成年群体；不同职业群体呈现各有特征的心理健康状况，无业或失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最低[14]。家庭与社会支持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缺乏亲密关系危害心理健康。流动的现代生活背景下，个体被不断的社会加速所裹挟，意义匮乏感和身份认同危机感加剧社会焦虑的弥散。
（一）内卷：社会竞争焦虑。霍尼谈文化与精神症时提到“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15]。青年为焦虑的高风险群体，18-34岁年龄组的焦虑风险显著高于3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16]。处于该年龄阶段的青年遭受来自高等教育的学业压力，面临就业压力和职场竞争。
（二）婚恋焦虑：纯粹关系焦虑。现代性瓦解了传统的人际关系，吉登斯将现代的两性、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称为“纯粹关系”，它不依靠外在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传统的婚姻是一桩契约，如今纯粹关系是“自由漂浮”的[17]。现代的婚姻和友谊成为由亲密接触催生的情感满足而导致的人际关系，自由漂浮和动摇性成为这种关系的特征。纯粹关系之过于纯粹，由于不再具有任务和义务束缚，婚姻的缔结和维持日益困难。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10.6％。结婚率为4.8‰，比上年下降0.6个千分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287.9万对，比上年增长1.4%。[18]
稳定的婚恋关系与和谐的家庭对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关人口研究指出，近20年来结婚与同居的家庭行为经历剧烈改变，男性与女性不断推迟进入初婚的时间。[19]大都市单身青年婚恋焦虑呈现“低龄化”趋势，婚恋功利化、都市女性角色冲突以及婚恋压力给单身青年造成心理障碍[20]。当代青年在个人发展机会和婚恋潜在风险之间进行评估，更倾向于将婚恋视为风险和麻烦，而非回报。他们宁可不进入婚恋关系，甚至对婚姻产生恐惧和排斥。因此，漂浮、无根、孤独是当代青年人感情状态的真实写照，独自面对社会竞争焦虑与风险成为个体的宿命。
（三）脱不下的“长衫”：自我认同焦虑。20世纪90年代，年轻人以“白领”“丽人”自我指代，这一名词指向稳定的工作环境、精致的生活方式以及较高的社会声望。而如今，新一代年轻人以“打工人”“社畜”作为新的身份指称，展现出个体将其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掌控让渡于权力、技术和市场需求的支配。极强的现代性带来身份认同的焦虑，个体成为巨大社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与传统社会稳定的身份性自我认同相比，现代人正在遭遇自我认同的危机。自我认同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21]。为了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个体接受了工具理性主义、绩优主义和消费主义赋予的人格，成为社会期待他成为的人。虚假遮蔽了个体的真实感受、动机以及意愿，真实自我被空虚和面具掩盖。这种情况下，个体缺失本体安全感，陷入身份认同焦虑。
2023年3月，网络上流传着“广州美团骑手已经招满”“外卖骑手本科率30%”的信息，网友就“孔乙己”们不愿脱下“长衫”展开热议。流动的现代生活中，个体会卷入不同的情景之中，每一种具体的情景都要求个体有与之相应的得体处理。场景的多元化导致自我的碎片化。随着青年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对意义的渴望与沉重的就业现实拉扯着个体，威胁着心理上自我认同的安全感。一百多年前，孔乙己脱不下长衫，他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维护所谓的体面。如今青年人脱不下长衫，彰显青年人对自我和社会的反身性思考；社会亦当思考如何为青年的成长提供更多可能性。
三、媒介背景下社会焦虑的成因分析
数字时代，互联网世界不再是真实世界的附庸，而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真实存在。媒介塑造着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如何在数字世界面对他人和自己，如何调节和适应新传播格局下的现代生活，已成为传播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平台为个体赋权，人们在接收外界信息的同时也在传递信息与自我表达，焦虑情绪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得以显现。
（一）转型时期无法回避的社会焦虑。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发展不平衡，阶层矛盾与冲突外显为社会焦虑不断地显现。其次，教育和工作机会为个体带来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提升，同时也带来机会与风险。市场经济的引入带来了致富的机遇，随之而来的竞争机制给社会群体带来一种对前途迷茫的不确定感，导致部分个体对未来失去行动力，加重了社会焦虑。在校的学生面临考试竞争和就业的困难，步入社会的青年肩负婚恋、养家、育儿等压力。
民粹主义者借题发挥，制造网络围观，触发更多的网络民粹话语表达。社交媒体为个体传播赋能，个体以“弱者的武器”为名义，表面上通过数字技术在网络中“伸张正义”，其实是发泄怨念和仇恨，这加速了人与人关系的解体，使得不安全感在社会中蔓延。
（二）私域侵占公共空间。媒体赋权个体，私域范围扩张，从而侵占公域。在公共空间，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对权力进行监督以及进行多元化价值表达。公共空间是促进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但是，鲍曼警告我们，私域开始侵占公域，“私人问题因为在公共空间的表达而没有转换成公共问题；甚至在公众的注视下，它们也没有结束属于私人的状态”[22]。平台社会是个人化的社会。个体和群体在网络社区自我表达日益增多，他们在社交平台中分享学习、工作、生活经验。意见领袖为赚取流量分享信息，甚至贩卖焦虑。伴随着近年来的考公热、考研热，张雪峰关于专业选择的指导广受学生和家长的关注。2023年高考季，张雪峰给广大考生的建议“闭着眼睛报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好”引发社会热议。
私域侵占公域是一种“驱妖除魔的仪式”，私人的问题并没有实际上变成公共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问题被再度确认为私人问题——例如，考生通过付费咨询选择专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个体的责任。虽然沸腾的舆论将教育竞争与工作就业的问题再度带进公众的视野，但是选择有前景的专业变成了每个父母和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就业压力和焦虑依旧压在个体身上。寒窗苦读的学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长通过钻研张雪峰的锦囊妙计，从中寻找“捷径”。解决就业压力变成了个体需要通过自己的智慧、毅力和技能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加剧了社会焦虑。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切皆有可能”仅仅是消费主义的宣传口号。一方面，个体感到自己在决定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彻底的软弱无能[23]。过分强调个体为前途和命运负责，使得开放、自由、庞大的公共空间凋敝，民众利益表达渠道萎缩。私域侵占公域激化各种焦虑心理和社会不稳定心态。
（三）平台：去中心化的传播实践。信息筛选是新闻生产的核心，传统媒体从业者作为把关人筛选信息。在数字技术的新环境下，传统把关人的壁垒已被打破，受众加入信息内容生产、筛选和传播的各个环节。在利益的驱动下，平台利用算法获取受众兴趣、偏好、行为、流行趋势等数据，根据数据反馈向用户提供大量同质化信息，甚至是吸引流量的谣言。
一是，受众生产的内容具有不可控性。数字平台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正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以平台为中心的传播以数据为基础原料，受众也变成了内容生产者[24]。在疫情期间，谣言借助社会焦虑和恐慌进行传播，不实消息肆虐，使得疫情治理难度加大。Twitter于2022年被埃隆·马斯克收购，随后马斯克在内容审核岗位上进行了大幅裁员。苹果公司密切关注马斯克领导下的Twitter内容，一旦有过多的可疑内容（例如仇恨言论、色情内容），就会将其从应用商店下架[25]。受众作为新的内容生产者，与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相比具有不可控性，个体极易为了获得关注、宣泄情绪、利益驱使而在平台上发表极端、不实、仇恨言论。
二是，算法推荐带来伦理失范的问题。平台分发信息，而不是生产内容，而平台呈现和分发信息的方式是推荐算法[26]。媒介技术在特定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新闻从业者本身还要大，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新闻从业者的日常新闻实践。有学者让我们警惕算法推荐下的媒介伦理失范：信息真实性认知偏差、价值观异化、公共性缺位和算法歧视与偏见[27]。个体“围观”公共事件，对新闻产生倦怠，成为缺乏思考的单向度的人。后真相、标题党、反转新闻层出不穷，带来公共性缺位、社会焦虑蔓延、社会不信任扩散的挑战。
四、新型主流媒体疏导社会焦虑的路径建构
当下既是新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也是风险社会和转型社会，社会信任与社会情绪的健康稳定，不仅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协调的作用，新型主流媒体对于疏导社会焦虑也大有可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型主流媒体如何在舆论监督和公众知情权、表达权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对社会情绪的积极建构。本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建构新型主流媒体疏导社会焦虑的路径：新型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依法监管舆论的平衡；引导新型主流媒体内容升级，与公众良性互动；新型主流媒体提升公众算法素养，促进数字公共空间的形成。
（一）新型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依法监管舆论的平衡。社会焦虑是当代中国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社会心理问题。社会情绪有推动公共问题解决和促进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公共价值，公众的愤怒与焦虑能有效推动政府回应和解决问题。主流媒体是参与社会治理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应当在进行舆论监督以及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之间寻求平衡，以及联合其他社会行动者、组织共同治理。
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尽早通过新型主流媒体将真相公之于众能促成开放、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空间。公众对公权的监督，有利于实现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和沟通。“鼠头鸭脖”事件中，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食堂的饭菜中疑似吃出老鼠头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引起热议。学校的通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应不足以令公众信服，汹涌舆情继续发酵，“指鼠为鸭”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梗。人民网发表评论：“越真实越权威……越是隐瞒真相，越会引发更大的信任危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涉及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更是如此[28]。该事件涉及公职人员，社交媒体上形成大量的极端言论，底层群众与精英阶层的话语形成对立。新型主流媒体应当保护公众合理、合法地表达诉求，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对话，凝聚不同阶层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助推社会共识的形成，完成社会焦虑的疏导。社会情绪治理的关键之一在于保护大众利益诉求的正义机制，政府与媒体应当对大众话语诉求投入注意力，寻求对话与协商，形成社会共识，从而缓解社会不信任、极端心态和社会焦虑。
二是坚持对舆论进行监管，坚持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与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共同推进。维护公众的公共表达很重要，与此同时，对于消极社会情绪扩散的监督与管控亦至关重要。舆情中充斥着大量的网络民粹主义言论，泄愤的、非理性的、反智的话语只会加剧社会内耗，而非导向建设性的公共讨论。国际上，对舆论进行监管已成惯例。2017年，德国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对社交媒体进行管控，要求社交平台管控仇恨言论、假新闻。2018年，美国政府参议院和众议院要求扎克伯格出席针对脸书数据泄露事件的两场听证会，希望脸书加大对内容审查的投入，应对仇恨言论肆虐。对恶意舆情进行依法监管是国际通行做法。政府治理路线体现在依法监管不良舆论行为，依法遏制诱发网络民粹主义的虚假性和误导性信息。
三是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日益复杂的公共政策需要社会中各种行为者的共同参与。新型主流媒体发挥中间人作用，打通不同层级部门的资源，形成由政府监管部门、新型主流媒体、平台、企业、智库、公众共同合作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社会焦虑疏导的关键在于社会问题的治理，主流媒体应当在治理过程中协调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立场，促进不同组织间达成共识。比如，以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宗旨，江西卫视的对话调解类节目《金牌调解》，邀请法律、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协会等诸多领域的专家，为当事人提供建议，也为广大观众提供参考。在参与社会治理和焦虑疏导的实践中，主流媒体承担着组织、协调、服务、反馈等多重职能，并刺激其他组织的潜能，以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促进社会积极情绪的构建。
（二）新型主流媒体内容升级，与公众良性互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核心是内容建设[29]。主流新闻机构既要利用舆论扩散和价值引导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与资源，也要适应平台逻辑和算法推荐机制，建立权威、积极、综合的内容生产模式，形成传播优势。在我国，由党和政府主办的主流媒体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具有社会公信力。因此，新型主流媒体可以凭借这些优势与资源，引导公众回归理性，建设多元化内容生态体系，为个体的内容生产提供支持与服务，疏导社会焦虑。
一是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内容，引导公众回归理性。平台传播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把关权力，网络上碎片化的“真相”自相矛盾，短时间内无法提供完整的真相。专业新闻机构在“时效性”上虽不如社交媒体，但能核实信息的来源及可靠性。拥有新闻素养以及以客观性为新闻生产原则的专业新闻机构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另一种解读，以免公众淹没在碎片化、情绪化的社交媒体信息中。主流媒体影响主流人群，因此它有责任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为社会建构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学者对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30]，发现新型主流媒体通过辟谣、发布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发言、密切监测热点事件等话语引导策略，能够有效防止社会焦虑情绪蔓延，引导公众的信息关注回归理性。新型主流媒体通过积极建设互联网话语秩序，迫使负面的舆论和情绪沉默下去，使积极的认知得到弘扬，从而达到正确引导舆论和疏解社会焦虑的目的。
二是建设多元化内容生态体系，优化情感设置的传播策略。进入平台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应当遵循新传播时代内容生产的规律，明晰用户的内容需求与内容偏好，利用算法将优质内容供给用户，发挥新闻的积极情感引导、传递正能量、疏导社会焦虑的作用。此外，新型主流媒体也要加强对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的再利用，整合优质的网络平台的内容，丰富主流媒体内容生态体系。例如《人民日报》视频号转发网络平台的热门流行内容。情感设置的传播策略更贴近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新型主流媒体应当向着娱乐、轻松、有趣的风格转型。在坚定政治方向的基础上，将事实报道与情感相结合的报道逻辑能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借助一定的积极表达技巧，增强报道内容情感嵌入的力量，以达到引发社会共鸣的传播效果。多元化内容生态体系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有助于对用户焦虑情绪的疏导。
三是为个体用户的传播生成模板，为公众实现高效自我表达提供服务。喻国明提出，不妨换一个思路来定义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定位，从一流内容生产者的位置退后一步，成为为内容生产提供专业支持、服务及操作指导的二线角色[31]。个体用户可以借助新型主流媒体专业、高效和权威的内容，实现更加方便和精准的自我表达。火出圈的“浙江宣传”公众号成为互联网嘴替，可作为新型主流媒体转型的参考样式。该公众号生产的《“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等文引起广泛好评。用户个体自发转发以上文章的行为背后，体现了新型主流媒体为个体参与传播提供便捷、效率和模板的价值逻辑。转发的过程加速了积极情绪在多元主体间的流动，情感共识逐渐形成，社会焦虑和不信任在多向互动中得以疏导和消除。
（三）新型主流媒体提升公众算法素养，促进数字公共空间的形成。私域侵占公域激化各种焦虑心理和社会不稳定心态。以往谈到公共舆论，常常说到的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网络舆论它是舆论，不是共识，它只是多个社区共识的集合体而不是融合体[32]。新型主流媒体除通过内容进行疏导之外，亦有责任与义务协助个体共同协商、对话，产生团结和个体情感能量增强的效果。
一是提升民众算法素养，促进个体智识升级。在经济效益、流量和算法的裹挟之下，网络水军、机器人账号、假新闻涌入网络世界，造成公众认知偏差扩大。新媒介环境下的个体成为被消费和愚弄的对象，提升算法素养是对抗社会焦虑的重要途径。主流媒体应当加强对算法的科普宣传工作，向公众揭示算法的内涵、价值逻辑和运行机制，使公众了解算法误导受众、诱导网络沉迷、对个体差别化对待而造成的歧视等危害，从而对算法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全面认知。主流媒体应当让公众警惕不怀好意者的分裂和破坏企图，宣传理性上网的重要性，拒绝传播谣言、语言暴力，拒绝“闹大”策略，推动社会朝着建立共识的方向对话。
二是促使更适宜的公众参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共识与融合的缺失只会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和焦虑转移到个体身上。新型主流媒体应以“互动”为抓手，点燃公众的集体团结感和道德感，增强公众参与对话和沟通的意愿，获得积极情绪能量，对冲社会焦虑。新型主流媒体应当创造互动的机会，例如通过短视频开展两会报道，用户可以通过评论和点赞体验虚拟在场，从而体验社会治理的参与感。除此之外，新型主流媒体还可以利用VR、MR、AIGC等技术，提升与公众的互动，在数字世界中拓展公共空间。数字社会为公众参与互动提供了更多空间和实践机会，公众无须亲身在场，依托网络即可建立远程交流情景。公众通过相互沟通，了解彼此关注的焦点，分享共同情绪、增强情感能量、疏导焦虑感和原子化的孤独感。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激烈的竞争、脆弱的亲密关系以及自我认同危机使国人陷入社会焦虑之中。随着新型传播技术的嵌入，媒体话语权发生深刻变革，从过去的集中掌控向分散多元的格局转变。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逐渐被平台抢夺。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但其中的部分表述呈现出夸张、极端的情况，加剧社会分歧和社会焦虑。
疏导社会焦虑不仅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协调的作用，媒体对于疏导社会焦虑也大有可为。政府应当在依法监管舆论以及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对社会焦虑的疏导。新型主流媒体应为内容生产提供专业支持，在遵循民意和新闻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引导舆论走向理性，以积极的正能量化解公众焦虑。数字时代的个体要提升信息素养和技能，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增强对信息的判断力。
正如凯瑞所言，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33]，新型主流媒体应当以此为目标，构建有共同目标、信仰的共同体，实现社会共识、社会进步与长治久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型主流媒体的社会焦虑疏导研究”（批准号：23BXW06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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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曾振华，邓楠.新型主流媒体的社会焦虑疏导路径建构[J].青年记者，2024(11):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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