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经济上行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性大力度改革专栏
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命运（下）
笔者按：提醒中国经济学研究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潜能禁锢在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的二元体制扭曲中，启动和加速经济增长，重要的方面是体制改革。政策刺激需要有，但是只起辅助作用。因而，提醒政策研究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大力度改革才能启动加速和稳定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改革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针对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关键部位选择和推进。户籍制度加快改革，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但除了土地体制改革，国企如何改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似乎并没有进行计算方面科学的仿真讨论。因此，笔者将其研究作为专栏之二（下）发出。
周天勇
小标题：1.2023年国有经济中的体制性剩余生产要素
2．国有经济改革力度与获得经济增长速度的估算
3．国有经济和土地体制大力度改革才能建成现代化中国
国有企业生产，其生产要素不仅包括资本，还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从劳动投入生产看，国有事业和国家治理机构中公务和事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了工作，其工资收入，以第三产业服务增加值的方式计入GDP。因此，作为国有经济，不仅是指狭义的国有企业，还包括国有事业单位和国家治理机构。
2023年国有经济中的体制性剩余生产要素
国有体制性剩余劳动力3584万人。从2023年的规模看，国家治理机构的公务和准公务人员，从2000年的800万人左右，增加到了2000万人；科教医卫文娱媒宣等事业人员从2006年的4500万人下降到5100万人，国有企业职工从1996年的7500万人减少到3140万人，总计10240万人，占城镇就业总劳动力47032万人的28.92%，闲置和低利用劳动力要素占国有总就业的35%左右。
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本248亿元。2023年国有非金融企业资产342万亿元，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843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占比为40.54%。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19到2023年平均利润率，分别为2.16%和5.1%，按照非国有企业利润率标准，国有企业年平均损失的利润额为101568亿元。而按照2023年国有和非国有利润率差值计算的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为248万亿元。
国有体制性剩余土地2633万亩。目前我国城市和建制镇总面积为15527万亩，国有工商服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治理部门国有用地面积，城市占比48%左右，建制镇为30%左右，这部分市镇用地共计6211万亩。在城市和城镇建设用地之外，还有矿山企业用地3663.6万亩，假定国有矿山为70%，为2564万亩。则国有工商服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治理机构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为8775万亩。非国有闲置和低利用率不高于5%，国有用地则为35%。
国有科研院所和大学中，体制性剩余科研人员近100万人。2022年国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机构人员129万，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152万；2022年和2023年国有研究与试验发展能力660（万人年）和635（万人年）。闲置率在35%左右，主要是非科研行政和后勤等辅助人员较多，新技术产出率和新技术产品及产业化水平不高。
上述巨额体制剩余国有企业和国有其他机构和单位使用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还有创新研发资源，既是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原因，也是如果改革可以释放，形成新经济增长的潜能。
二、国有经济改革力度与获得经济增长速度的估算
那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里对2025-2035年的情景进行仿真模拟。
1．用工及其市场化不同力度改革的不同经济增长
A．推进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贡献0.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改革使国有单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比率从35%下降到5%，或者使国有单位中的劳动力要素生产率提高，或者使非竞争领域中的劳动力向竞争性领域流动配置，未来11年总计释放3072万人的生产力，年均边际释放279万人，除以年总就业劳动力，即盘活劳动力年均增长0.40%，劳动产出系数为0.5，其贡献GDP的增长率为0.20%。
B．国有劳动体制不变，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没有被释放，新经济增长速度为零。
C．如果继续向低效率劳动就业体制复归，未来年均将损失 0.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国有单位体制性劳动力剩余比率从35%再继续提高到50%，则会继续增加闲置和低效率劳动力1536万人，年平均边际继续增加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40万人，除以年总就业劳动力，即淤积闲置低利用劳动力年均增长0.20%，劳动产出系数为0.5，则给GDP增长年造成的损失为0.10个百分点。
图1：国有单位职工与民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和加权平均计算：国家统计局，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领域为城镇国有和非国有，城镇国企为非金融企业，竞争性民企为城镇有责任公司和城镇私营企业。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务和事业领域职工工资来源除了财政拨款和一些经营性收入外，还包括行政和事业性收费；而公务、事业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高于竞争性领域的民营企业职工市场工资水平，说明存在着行政定价和国有企业（国资委等行政审核）内部定价。而从竞争角度看，城镇非竞争领域就业的公务社会管理、事业和国企员工，占城镇总就业劳动力的22.8%，其中公务、社会管理和事业职工占比为15.8%。图1所示，无论是公务、社会管理和事业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还是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从2015年开始，与竞争性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逆向差距，均呈现为越拉越大的趋势。
2．不同国有经济布局及体制改革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
A．推进国有企业资本市场化改革贡献0.5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改革使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率从40%下降到20%。从1978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但就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水平看，一直要比非国有企业低得多，并且比较稳定。因此，国有企业内部提高生产效率的希望不大。改革主要是使国有企业领域中的资本向竞争性领域流动配置，总计释放229万亿元资本生产力，年均边际释放21万亿元，除以年非金融企业总资本，即盘活资本年均增长1.89%，劳动产出系数为0.3，其贡献GDP的增长率为0.57%。
B．国有企业资本占总资本比体制不变，没有体制性剩余资本被释放，新经济增长速度为零。
C．如果继续向低效率国有企业体制复归，未来年均将损失 -0.5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如果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率从40%再继续提高到60%，则会继续增加闲置和低效率资产229万亿元，年平均边际继续增加体制性剩余资产20.8万亿元，除以年非金融企业总资产，得出淤积闲置低利用资产年均增长1.89%，劳动产出系数为0.3，则给GDP增长年造成的损失为0.57个百分点。
图2：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效率比较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加权平均计算。
据图2中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到2023年，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平均为2.61%，但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7.99%，二者之间的差值为5.39%。其中2009年到2022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为2.18%、8.03%和5.85%，国有企业和竞争性民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68057和48562元，逆差值为19495元。如果国有企业是市场化的竞争性企业，在利润率这样低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和资本价格的调节，使内部劳动力和资本相互替代和优化配置。但是，其是行政性企业，对要素价格信息并不敏感，导致其无法作为，效率低下。
3．不同国有单位建设用地体制改革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
A．推进国有经济土地市场化改革贡献0.5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除去居民住宅生活用地、城市生态环境用地和市内交通用地等，城市国有行政、事业和企业用地8775万亩。闲置和低利用率35%左右。取消土地配置的计划管理体制，推进新转移和存量建设用土地一二级市场化配置改革；废除用地单位必须将闲置和低利用土地上交自然资源部门，再由其招拍挂出让体制；自然资源部门只管规划，放开由用地单位二级市场自主交易，放宽土地行政、事业、生产领域工业商业等用途间的转变；地方政府财政土地出让金体制改成交易税和房地产税体制。改革使国有行政、事业和企业性剩余建设用地比率降低到5%，使国有领域中的闲置建设用地向竞争性领域流动配置，总计释放2962万亩闲置低利用建设用地生产力，年均边际释放269万亩，除以行政、事业和企业全部建设用地9874万亩，盘活闲置和低利用建设用土地年均增长2.73%，建设用土地产出系数为0.2，其贡献GDP的增长率为0.55%。
B．国有单位土地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体制不变，没有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土地被释放，新经济增长速度为零。
C．如果继续向低效率国有建设用地体制复归，未来年均将损失 0.2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如果国有单位用地体制性资产剩余比例从35%再继续提高到50%，则会继续增加闲置和低效率建设用地1316万亩，年平均边际继续增加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20万亩，除以行政、事业和企业全部建设用地9874万亩，淤积闲置低利用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21%，劳动产出系数为0.2，则给GDP增长年造成的损失为0.24个百分点。
4．国有创新体制不同力度改革与贡献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
A．推进大力度的创新体制改革，将贡献0.3个百分点的新经济增长。国有科研院所、大学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去计划管理和行政化；大幅度增加基础前沿科学研究经费，大幅度压缩文科理论研究经费，大幅度压缩用于发表文章和评职评级但对技术进步无用的研发经费，重点保证前沿、实用和能够产业化的技术；国有企业技术研发及其新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其体制机制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个人、中小微团队和企业的创新潜能，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由市场机制配置和推进，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将贡献0.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B．国有创新体制机制不变，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
C．国有创新体制如果继续向计划和行政方向复归，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0.3%。如果行政列项、计划管理、下达任务；创新人才、资金和政策，重点向国有科研单位和国企倾斜；国有和僵化体制机制对个人和中小微团队及企业创新潜能形成抑制和挤出，那么未来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
三、国有经济和土地体制大力度改革才能建成现代化中国
如果进行大力度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未来可获得年均1.61个百分点的增长；如果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不变，其新增长潜能为0；如果向计划行政体制继续复归，则可能给未来造成1.11个百分点的损失。
自然增长下要素投入产出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为1.5%，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为0.5%。假定其他重大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场景1：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也进行大力度的改革，则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中位可保持在5%到5.5%的区间；场景2：如果国有企业体制不变，则未来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3.39%到3.89%之间；场景3：如果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继续向计划和行政复归，则未来经济增长区间在2.28%到2.78%区间。
假定未来土地体制也不变，因为将失去1.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潜能，土地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潜能在本文中进行了计算，不再重复。因此，场景1：土地体制不变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不变，则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1.79%到2.29%之间；场景2：如果土地体制不变，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继续向着计划行政体制复归，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1.18%和1.57%之间。
因此，风险是除了城乡土地房屋体制大力度改革至关重要外，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大力度改革也非常关键。如果体制胶着不变，甚至体制复归，2035年中国实现初步现代化，接近经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可能性极小。
结论是，生产力是由劳动者、资本、土地、技术和财富溢值等作用组成的。一定要推进禁锢经济增长潜能的土地房屋和国有经济及国企体制改革，因为巨额闲置低利用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财富溢值就淤积在其体制的扭曲之中。改革就是将这些生产力释放出来。巨额体制性剩余存在，既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解决问题后释放巨大经济增长潜能和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希望和信心。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可持续中高速增长，虽然中华民族边老但会边富，从而建设一个人民富裕、经济强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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