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下这件悬案的背景。
1931年9月，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等人在书房里，商讨着一场关乎革命命运的抉择。
彼时，上海的政治局仅剩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刘少奇4位委员，他们已无法撑起政治局的半壁江山。
加上周恩来即将远赴中央苏区，陈绍禹也将踏上前往莫斯科的征途，上海的政治局顿时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
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指导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其主要任务是指导白区的对敌斗争。
而本文讲的这起悬案，就是发生在临时中央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初冬时节。
上海旧照
上海，这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对临时中央来说，无疑是龙潭虎穴。中央领导人们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但这些操作都必须以庞大的经费开支作支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由毛主席坐镇，但因为经费的问题，临时中央不仅难以正常开展工作，就连自身的安全也岌岌可危。
为了筹措保障经费，临时中央的同志经过商议决定，向远在江西的苏区苏维埃政府求援，同时也向共产国际求助解决经费问题。
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国际的敌视，使得莫斯科的援助如同镜花水月，难以触及。只有苏区的地下交通员们将援助物资化整为零，冒着生命危险运入上海等白区，但仍然是杯水车薪，难以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紧迫的形势下，毛主席不得不亲自起草信件，向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求援。
中央苏区接到求援的信件后，尽管自身困难重重，但还是出于革命大局为重，经过研究，决定支援上海的战友们黄金120两。
支援的财物具体由苏区财政部门负责筹措，这120两黄金是苏区红军战士打土豪缴获的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为了方便运送，苏区财政部门请金匠将这些首饰熔铸成金条，并装入特制的白铜材质小盒中，同时为了保密起见，将盒口用金属封得严严实实。
考虑到这笔巨额经费的与重要性，中央苏区拟定出从江西到上海的路线，共有7个地点对应7个交通员，为了防止丢失，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精妙绝伦的交接验核机制：
苏区财政部门负责人林伯渠亲笔书写的“快”字，并用木头精心刻制成象棋模样，再按笔画顺序分割成七块“信物”，分别秘密送到7个负责运送的交通员手里，当双方接头时，下线交通员必须交给上线交通员其中一块笔画，当两块合在一起时必须严丝合缝。
除此之外，还配有7把钥匙和锁具，当上下线交接时，需凭事先约定的暗号确认身份，随后下线交通员还得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具。
当所有信息确认无误后，下线交出信物作为凭证，而上线则将锁具交给下线。这样，上线就能凭残件向组织证明任务已完成，而原下线则能凭上线给的锁具与下一个目的地的交通员接头。如此循环，直到最后一个交通员完成任务。
按理说，如此精妙的设计，毛主席都拍案叫绝，让人意外的是，这120两黄金最终还是丢失了。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秘密从瑞金出发，然后与福建省南平市的交通员进行交接，交接完之后立刻向组织汇报动向。
按照路线，从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前面都毫无意外，然而就在最后一次交接时，黄金离奇失踪了，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上海临时中央负责的同志心急如焚，从11月底开始连续发电向苏区询问。然而，直到12月22日，五封催询电报如泥牛入海，未见回音。苏区这才意识到事态不妙。
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部门迅速启动了调查，已经返回的六个“信物”，经始创者林伯渠同志检测，确认是原件无疑。经过反复论证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个目的地应该没有纰漏，问题应该在松江到上海的那个节点。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让政治保卫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但是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讲，江西苏区距离松江路途遥远，风险莫测。于是，苏区政治保卫部门商请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协助调查本案。
上海地下党的同志经过严密调查，将案件调查重点聚焦在最后一位交通员的身上，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交通员。
120两调拨黄金没有如期运抵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为营救经费没有如期到达，9名被捕入狱的同志惨遭敌人杀害，筹备很久的抗日大罢工，由于缺少经费支撑，被迫取消。
还有数名同志因为无法交付医院治疗费被迫出院，没有得到有效救治而牺牲，还有四名革命烈士的子女因为没有得到资金的支持，没有得到及时妥善安置，导致流浪街头，最终与亲人和组织失散。因为缺少经费的保障，一度造成了上海白区党组织开展工作极为困难。
加上当时革命形势较紧张，任务转换非常之快，林伯渠和邓发等同志忙于其他重要革命任务，于是这个案件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了。
1949年11月，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解放。
随着局势的稳定，这个困扰了毛主席18年之久的悬案，最终还是由毛主席拍板重新调查，并由上海市公安局全权负责。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任务后，立刻成立了“黄金失踪悬案专案组”，抽出几名精干专门负责此案的调查。
专案组由蒋文增等四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蒋文增担任组长。专案组接受任务后，调取了黄金悬案的卷宗。蒋文增掂量着手里的卷宗，就感觉到此案非同寻常，因为这案件的卷宗资料竟然只有两页纸，这两页纸仅仅是介绍了案件发生的基本情况。
班组的同志觉得压力非常大，经过认真讨论，专案组决定北上北京，向本案的主要经历者林伯渠同志求证有关问题。
1949年12月的最后一周，蒋文增一行4人坐火车到了北京，林伯渠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大管家，工作非常繁忙。
专案组到北京后等了三天，都没有见到林伯渠同志。专案组再次向有关部门说明了情况，最终，见到了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同志年事已高，再加上案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十分久远，另外一名主要经历者邓发同志已在1946年一起空难中牺牲。
林老再次复盘回忆当时的案情，终于给专案组提供了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一名从苏区出发的交通员应该姓秦，他曾经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
高自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在苏区政府担任土地人民委员，建国后担任了冀察热辽分局财经委员会书记，负责冀察热辽地区财政工作。
（高自立同志） 高自立同志
专案组得到这条重要线索后，立即前往辽宁沈阳，到了沈阳后，把有关情况转交给了病中的高自立同志，高自立随后答复专案组，小秦祖籍是江西萍江，目前在十三兵团工作。当时十三兵团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已经打打到了广西南宁，于是专案组马上南下到南宁调查情况。
专案组在南宁见到了这位名叫秦朴的交通员，此时已是某军区的副师长。当蒋文增提到当年的运送的是黄金时，秦朴似乎并不吃惊，他说：“东西那么沉，而且交接如此反锁，我当时也大致猜出了里面是黄金，只是不知道具体送到哪里。”
随即，蒋文增在纸上写了个“快”字，然后撕下一个笔画，秦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给我的信物，只是‘快’字其中的一个笔画啊！”
之后，蒋文增根据秦朴提供的情况，顺藤摸瓜，最终找到了当年第六个交通员刘志纯。
专案组向刘志纯调查当年前往松江的情况，刘志纯异常兴奋，称自己对当年的任务记忆犹新，自己总共就执行过3次任务，松江这一回便是最后一次，因为对接的方式新颖，所以一直都记得。
刘志纯表示，1931年12月1日傍晚，他在5交通员手中接收了铜盒后，在第三天上午赶到了松江，随后就去了一个叫"汉源栈房"的客栈。
到了松江的第二天下午，他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身穿黑色衣帽的人向别人打听有没有杭州过来的人，刘志纯听完主动与其接头。果不其然，两人对上了暗号、那把钥匙以及信物，一切都符合当时约定的内容。
随后，黑衣男子快速的离去，就在黑衣男子走后几分钟，国军就来查房了，说是查共产党的。刘志纯暗自庆幸，还好交接的快，不然就被当场抓获了。
专案组虽然从刘志纯那里得知7号交通员，但却不知道黑衣男子的姓名以及其他信息，刘志纯也不知道，那时候交通员之间是不知道姓名的。
那么黑衣男到底是谁？黄金是不是他私吞?
带着这些疑问，专案组决定到松江开展调查，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松江公安机关得知案情重大后，自然积极配合专案组的工作，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侦察员老马配合专案组开展工作。
专案组找到了当时见过黑衣男客房的账房先生，实在是由于时间太久，只见过一面的账房无法回忆起更多的细节。
专案组无奈，再次请交通员刘志纯回忆当年与黑衣男见面的的有关线索，后来刘志纯终于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次见面时刘某某无意看到黑衣男钱包里有一张蓝色的纸条，现在回想应该是当时通用的客栈押金收条。
专案组根据这一信息，决定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客栈。但是调查完松江所有的客栈旅店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因为松江这个地方比较小，旅店从业人员比较固定，数量比较少，大家都没有发现当年有这样一个黑衣男住店。
这条线索无疾而终了，调查似乎没有了方向。
因为临近春节，专案组决定先回上海，等过完年再做打算。离开之际，侦查员胥某向专案组请假，因为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个参谋是他山东老乡，专案组考虑到近期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就批准了他的请假。
让专案组没有想到的是，胥某这次会友之行居然让本案进程峰回路转！意外获得一条线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