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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5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企业工作,后来下岗应聘到公司跑销售,不料错过
战友聚会,当我找到聚会组织者想要一本战友通信录时,却被告知必须先交180元钱。
1975年12月,我参军入伍到豫南连绵的群山里当了一名战士,当兵的第三年因在全师专业比武中夺得第二名的成绩而荣立三等功,后来当上班长,但由于我只有初中文化,错失提干资格,最终在1981年被选改为志愿兵。
当时,因为基层连队干部在位少,我在改为志愿兵后的第二年开始代理排长,作为从战士起来的骨干,我十分感谢连队党支部的信任,凡事都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凭着党性和责任心认真管理着全排的事务,也赢得了干部、战士的信任。
1985年,上级分配给我们师3个志愿兵提干的指标,团首长积极为我争取,可全师符合条件的志愿兵有5人,我在这轮残酷而激烈的竞争中出局,结果我仍然代理着排长。
到了1988年,已在部队13年、且代理排长8年的我,在部队编制调整、首长调走和连队换了几轮后,我不得不以志愿兵身份转业回到了老家,当年和我一批入伍的战友,大多在几年前陆续退伍复员回来,我算是战友中在部队干得时间相对较长的一个。
在我回来的当年,全县退伍、转业回来的军人比较多,我被安置到县水泥厂当了一名工人。
当时,县水泥厂是我们县里一个小有名的企业,能安排到这个厂上班也很不易,我和妻子都十分高兴。我到厂里上班的第二年,就把妻子和孩子接到县城附近的出租房里生活,后来托人把孩子弄到城关镇小学上学。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94年的时候,工厂倒闭,我下岗了。
此时的我已到人生的中年,孩子上中学,父母亲在农村,年龄又渐渐大了,还体弱多病,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上有老人要赡养,下面有未成年的孩子要供养,我连生病的机会都不敢有,面对着一大家子人,我四处找工作,但我三十六、七岁的尴尬年龄,又没有适合地方的一技之长,一时没有单位要我。
有时,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到家我筋疲力尽,但在家人面前还得强作欢颜,只
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和妻子说当天的情况,我有时还不想和她多说,因为找工作不顺利,这事和她说了,只能白白增加她的负担和焦虑……
屋漏又逢连阴雨。就在我下岗的第二月,母亲病重,我和妻子手忙脚乱地把母亲送到医院,可高昂的住院费我凑不齐,为了缴住院费,我找邻居和亲戚们借钱,费了许多口舌,凑到的钱还没一个星期就没了。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战友借钱,先后找了8位战友借钱,最后只有3个战友借给我了一千八百多元钱,总算凑齐了给母亲做手术的费用。
母亲出院后,我又开始了四处找工作。为给母亲治病,欠下了亲戚邻居和战友不少的钱,我必须想办法赶紧挣钱。
后来,在一位战友的牵线介绍下,我认识了家乡附近一家做防护门的企业老板,他们那里招销售人员,待遇还行,只不过需要全国各地去跑市场、找客源。
当时,我国许多地方开始建设高层建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较为普遍。建筑高层楼房时必须要有配套的地下室之类的工程,但是,在建筑这类地下工程时,出入口是一定要有防护门的,有的还需要好几道。
我们老板曾经是退伍军人,以前也曾在人防部门工作过,他懂得这个领域的市场和需求,当老板得知我是转业的志愿兵时,可能是出于对战友的信任,他收下了我。
不过,他在招聘我时明确提出,这个行业比较辛苦,虽然有底薪,但仅靠底薪是
没法生活的,当时市场上防护门的利润还是可观的,因此,只要销售人员不怕苦,就能得到较高的提成和奖金。
当时,听到老板向我介绍企业的情况后,我犹豫了几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如果我长年奔波在外,家里所有的重担全压到了妻子身上,她能吃得消吗?
可是如果不出去,在家里又没有挣钱的门路,为母亲治病借那么多的人钱如何还,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怎么生活,犹豫了两天,我也和妻子也合计了两天,后来觉得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我得出去挣钱,于是就答应了老板的条件。
1995年到厂里后,我的基本工资是每月600元,销售的提成是1.6%,当时一套防护门根据口径和尺寸大小,价格在数千远和上万元不等,往往一个地下工程一次就需要十多套甚至更多的防护门,在一线大城市和南方沿海城市,高屋建筑如雨后春笋,而当时市场上研制和生产这种防护门的单位数量有限,因要这个行业有市场准入机制,需要资质。
因此,防护门市场需求很大,产品也不愁卖不出去,关键还是需要销售人员跑出去和人家对接……
我们这一带人观念都比较传统,大都希望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哪怕日子过得再困难,也不想出远门,这也正是防护门厂老板招销售人员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幸老板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好些年,积蓄了一定的人脉和市场资源,在他不能跑各地的情况下,我承担起了这个担子,在他的指挥下,我全国各地不停地跑市场,谈合同,所幸努力没有白废,经过5年的奔波,我还清了当年给母亲治病的所有借款,还积攒了下来的一点钱。
转业这些年,一些小范围的战友聚会,我们倒也经常搞,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虽然也有极个别关系好的战友聚会时叫我,但因我当时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却
我很少参加,我转业回到地方后,我记得也只参加过两次,总归是次数很少,战友圈子也很小。
2000年7月下旬,此时,我已是厂里的资深销售人员,工资也涨到了1800多元。
一天,我接到战友孟繁武电话,说准备在八一前搞战友聚会,希望我能参加,我当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可就在聚会前两天,厂里派我到广州参加一个防护门的供销会,厂长让我参加,并让我借着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同行的发展状态、产品特性等等。
销售是我的业务,我不能不去,于是,我在接到厂长通知的当天,就跟着科长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到了广州,三天的会,我们见到了全国许多防护门厂的部分产品式样,也带回了许多资料。
同时在参会结束后,我们也顺便跑了周边的江门、中山和东莞等城市,这些都是防护门销量很好的地方,又结识了一些新的客户,这一趟跑下来,我们给厂里带回了3份合同。
出差回来后的一天,我恰好遇到了关系很好的战友孟繁武,平时我们走得较近,
八一前的聚会就是他通知我的。我就和他说,八一前战友聚会时我正好被厂里派到外地出差去了,没能参加,很遗憾。
而孟繁武却说,这次八一聚会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外地的一些战友闻讯起来,现役当军官、地方当领导的战友也来了十多位,当时的场面十分的热闹,聚会后,秘书组还专门印制了通信录,方便战友们平时联系,加深战友情谊。
我一听连忙说,那你给他们说说,给我弄一本通信录吧,孟繁武当即答应他去给秘书组负责的战友说一下。
然而在第二天,我岳父突然脑中风住进了医院,之后,我和妻子每天医院和家里来回跑,钱也花了不少,当时,我身上的钱花完后,还把存在银行的死期也取出来用了……
一个多月后,我再一次从外地出差回来,正好在街上又碰到孟繁武,闲聊时我问起了通信录的事,没料到孟繁武却挠了挠头,停了一会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说,通信录是给参加聚会的战友们准备的,没参加的一般不给,如果真想要,看在战友的关系上,按180元一本给吧,先付钱,再给通信录……
我一听顿时觉得很难受,心里五味杂陈。印制战友通信录本来就是方便战友联系,成本也就几块钱,现在突然说一本180元钱,让人觉得不是味。要知道当时180元钱,能办不少的事,能顶我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再说,印一本通信录,哪能用得了180元钱,不想给就别给了!
我当即就给孟繁武说,那就不要了。
从此后,我只和孟繁武等七、八个身边的战友有来往,之于其他的,无论对方如何地位显赫、如何有钱,我都觉得和自己没啥关系,即便有了一些人的电话,我也必会有联系,况且这些年没有联系,我不是也这么走过来了么?
生如逆旅多断肠,一苇坚韧以渡江。
人生本就是一场场告别,但也不全然都是忧伤。有些告别是永远的结束,而有些
则是新的旅程开始。在舍弃与不舍得之间,我们才更加懂得珍惜曾经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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