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方式的进化
复仇的方式通常是流血的，尤其在杀人的场合。这往往导致世仇相报的循环往复。复仇方式的进化，是氏族之间为避免流血死亡而努力于某种方式的和解以解决争端，以作为流血死亡的替代形式。
经济赔偿是血斗的第一种替代形式。
恩格斯在谈到易洛魁人的复仇习惯时说：“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摩尔根讲易洛魁人和其它印地安部落中，在采取非常手段前，杀人者与被杀者双方的氏族有责任设法使罪行得到调解，通常方式是赔偿相当价值的礼物并道歉；但如果被杀者氏族中的亲属不肯和解，则由本氏族从成员中指派一个或多个复仇者，他们负责追踪杀人犯，直到发现了他并将他杀死才算了结。倘若他们完成了这一报仇行为，被报复一方的氏族中任何成员不得有任何理由为此愤愤不平。恩格斯将这种赔偿称之为“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
这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在中国某些民族的早期社会，也曾流行
过。宋代岭南的黎族人，就盛行用交纳赎金代替流血的复仇。《桂海虞衡
志》载：
（黎蛮）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
种类皆擒取，以荔枝木械之，要牛酒银饼乃释，谓之赎命。
虽“性喜仇杀”，却并不杀仇，而是用索要赎金方式替代。这种方式，在某些原始部族向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曾通过部族首领命令的形式实行过。《金史·世祖纪》：
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
不能解。……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
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和解，不得私斗。”……女真之俗，杀人
偿马牛三十自此始。
这是带有早期国家强制性的约束，女真族由此进入了阶级社会。
不过，这些少数民族早期历史中的复仇方式的和缓形态，在中国的复仇历史上，还不是普遍的形式，只能当例外看。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经学所表述出来的复仇规则。那是一种不涉及任何形式的经济赔偿乃至最终排斥经济赔偿的形态。
象征性流血，是血斗复仇的另一种替代性形式。
在澳洲，“杀人可以引起复仇的血斗”，为避免这种可怕的事实，也用一种法律制裁认可的对阵来代替，方法是：
凶手以盾蔽身，对抗死者的亲属群或地方群，他们用标枪掷他，他尽
力抵御，到身上流血为止，这就结束了这场公案。
可见，早期澳洲的无限制的血斗，是引起限制方法产生的直接原因。自然，死亡结果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大面积的死亡。限制的结果，是不再有死亡，而代之以象征性的流血——因为到身上流血就“为止”了；报复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受害者亲属（代表血缘共同体）或“地方群”（代表地缘共同体）用投标枪扎伤加害者的办法发泄其愤怒。有资格或义务参加复仇的是亲缘或地缘共同体的全部人员，似乎并不限于近亲属或近邻；报复的对象也不包括加害者的亲属，而只是加害者本人。自然，“法律制裁认可的对阵”，表明是出自国家意图的限制。地缘共同体的加入复仇，在古代是一种特殊情形，是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过渡的产物。这在中国古代不具有普遍性。
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也提到了A·W·豪伊特所描述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土著部落对杀人行为的解决过程：
一个图腾团体成员因个人恩怨杀了另一图腾团体的一个成员。两图腾团体所有成员依约到了指定地点，作为械斗的战场。加害一方的头人与对方约定：“一旦违法的一方有人被矛刺中，战斗就立即停止。”随后，“违法者便站到队列的外面，用盾遮护着身体，忍受着由死者的亲属掷来的长矛的打击，直到最终有一个人受伤为止。”这时，加害方的头人就宣告战斗结束。如果战斗继续进行，两个图腾团体的全部成员就都卷入这场战斗之中。
这种模拟血斗的象征性复仇方式，在中国似乎不曾存在过。如前所述，中国人更习惯于“斩仇人”的流血方式。
（本文节选自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罪过偿报态度的文化解说》，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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