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许不清楚，1949年建国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一共有六位副主席，他们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前面三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后面三位恐怕很多人就不太了解了。
张澜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可谓是建国时最德高望重的元老之一，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元勋级别的革命家，可以说，虽然大家不一定熟悉这两位副主席，但他们的当选可谓是实至名归。
六位副主席，唯一有争议的是李济深，当年毛主席提名李继深当副主席，就有人不服气，不过周恩来的一句话，让大家可谓是心服口服，周总理说：“如果当年听了李济深的，红军就不用长征了。”
言下之意，李济深的领导能力那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我们来说说看，为什么有人会不服气？
其实原因很简单，李济深原来当过军阀，又是国民党的元老，曾经参加过清剿共产党的行动，用李济深自己的话说，他是杀过共产党人的。
相比较而言，张澜虽然也曾挂名当过四川省剿抚委员会的委员长，但是那是因为他身处四川省省长的位置，有无奈的成分，实质上张澜不过是挂名而已，手上没有沾血。
李济深则不同，他双手曾经沾染过共产党人的血债，那么为什么毛主席要提名他做副主席？周恩来要让质疑者闭嘴呢？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李济深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贡献很大，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李济深这样的能力出众的民主党派人士。
周恩来就曾经表示：我们不应该计较民主人士曾经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说：“当年如果听了李济深的建议就不用长征了”？李济深难道真的那么神吗？
事实也许还真的就如周恩来所说，李济深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当年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反对蒋介石。
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很严重，李济深一直建议中央苏区应该避免冒进，并建议扎扎实实地在江西与福建等地区扩大割据，建立根据地。
如果一切按照李济深的建议实行，那么江西、福建的根据地力量将日益壮大，从而可以避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许就不用被迫走上漫长的长征之路。
李济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在1927年的4月主持了广州的“清党运动”。
1927年的4月15日，李济深派出士兵逮捕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副主任熊雄，还包括著名记者萧楚女，被判处死刑的有几十位。
虽然建国时，中央一再强调不能盯着民主人士的过错不放，但李济深内心一直都是极为愧疚的，因此当他得知自己被提名为副主席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很纠结的，不过最终他战胜了内心的纠结，成为了开国副主席。
之所以能够战胜内心的纠结，那恐怕是因为李济深其实一生都在致力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只不过在具体的道路选择上他有过迷失和彷徨，但他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市人，生于1885年，他从粤军时期开始从军，当过粤军的师长，后来还做过黄埔军校教练部的主任。
1925年，李济深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长。
北伐战争时期，李济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总指挥，一开始他受蒋介石的蛊惑，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不过他很快就弃暗投明，逐渐走上了联共反蒋的道路。
1929年3月15日，李济深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政大权，扣押并软禁于南京的汤山。
1932年，李济深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试图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来又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护反蒋的军事首领。
1933年，李济深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他联合19路军的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席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1933年，李济深和陈铭枢曾经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并且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然而，当时的工农红军却没有把握住机会，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良机痛失，“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工农红军和军阀合作不太靠谱，因为王明对李济深的不信任，导致这次合作未能真正实现。
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当初红一方面军能够和李济深实现合作，共同的反日反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就不会轻易被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工农红军也就多了一个革命的根据地，那么第五次反围剿也许就能取得胜利。
如此一来，1934年，红一方面军就不必撤出江西瑞金，更不用走上漫漫的长征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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