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苦难辉煌》1936与民族复兴，始于又终于西安事变的宏大征途|斯大林|白崇禧|苦难辉煌|荐书

上回说到我们要给大家荐读了，今天就按照我们第二季度的线上读书计划分享这本书。本来准备在五月干这个事，但各种原因拖到现在了，着实抱歉，不过我还是读了两遍，积累了点东西。下面就来讲书吧！

本书的第一章《地火》从蒋先生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讲起，上溯了中山先生的寄托、陈独秀的寄托、李立三的寄托、斯大林的寄托、托洛茨基的寄托。最后一章《狂飙歌》从西安事变后各种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大舞台上急剧地碰撞重组讲到代表蒋氏父子、中共、苏俄势力、日本昭和军阀势力站在舞台最前沿的金牌主演们最终的归宿。

西安事变的意义不必赘述，之前斗得难解难分、杀得昏天暗地，之后国共终于放下分歧、开始合作，结束内战，一致对外抗击侵略者。

所以我起的标题是：

1936与民族复兴，始于西安事变而又终于西安事变的宏大征途。

金将军思路清晰，语言概括力强，逻辑条理也很顺畅，还有一点就是文采斐然。

比如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概括：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组织指导和活动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出政权。

一句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在革命之初，我党就在实践中形成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办事风格。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形态。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连原始的资本积累都没有完成，尽管民国有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年黄金增长期，可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也就是29-33大危机）的爆发，直到江山易主也没有从经济危机中缓解过来。

那么，我们知道了：既然工业化都没有起步，既然工人的力量太弱小，唯有广大的农村和广大农村里面人数绝对占优的农民才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工农结合才是出路，城市不具备干革命的条件，为什么不从农村开始呢？

连马克思自己都说，他的理论只适用于地中海沿岸欧陆的社会现实，因为他从未到过东方，对那里的情况不很了解。

但斯大林主义既要教条地运用社会主义理论指挥作为共产国际其中一个支部的我们，同时，又高度瞧不起我们，前有“中共只会躲在租界里办报纸”，后有“中共是人造黄油，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民族主义者”的论调。

可我们自己通过艰难困苦的实践知道了：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光搞学运（上街游行示威）、民运（办报启迪民智）、工运（罢工争取权利）、农运（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是不行的，还要搞兵运——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和武装割据。

我的意思不是说理论成果就是金将军的首创，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语言风格更容易让人心领神会。

再比如讲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崛起。

1921年在德国巴登巴登的温泉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岗村宁次三个少佐就开始谋划“振兴”日本的“伟大”事业，而要振兴地少资源匮乏的岛国，绝不是靠拍电影赚外快，而是一定要走向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法西斯主义，中国这块近在嘴边的肥肉，迟早是要吞下的。彼时的三人（即后来著名的昭和“三羽乌”）并没有考虑那么久，只拟定了两条策略：一是打破长州藩对陆军高层的垄断，二是走法国的路线恢复国力，后来贵为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彼时只能站在门口放哨。

我爷爷的爸爸是新四军的游击队长，在战斗中被日本人打死了，这导致我爷爷从小没有爸爸，在他的妈妈改嫁后，我爷爷的爷爷不允许她进家门探视我爷爷，致使我爷爷从小缺少母爱，虽然他后来被爸爸的战友收养，49年以前就参加了革命，毕生对党无限忠诚，但这样的童年经历也为我爷爷留下了心理创伤，这些创伤间接地通过我爸爸传给了我，也就造就了我们这个家族在性格上的遗传病——敏感、闲不住（管不住手或管不住嘴）和高度自我。

所以从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出发，昭和军阀集团核心“三羽乌”的密谋看似和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毫不相干，但我们中国人决不能不了解这些历史，也绝不能了解了又轻易地忘掉那段遭受侵略的惨痛历史。

说金将军为了作此书记了200万字的笔记，可谓确实下了大功夫。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讲述长征，也就是从第六章《陷落》、第七章《突破》、第八章《湘江湘江》、第九章《烈火真金》、第十章《瞩目大西南》、第十一章《苦难辉煌》到十二章《大渡桥横铁索寒》，加上十四章《福兮祸所倚》，可以说对长征的讲述成为了本书的毋庸置疑的主体和最最耀眼的篇章。

读了这段，才知道长征于我几乎知识空白。

我才知道第五次反围剿的碉堡战术即使在当时也是落后于时代很多很多的“古典”战术，国军利用了中央和红军在装备、补给上的劣势，企图用广筑碉堡、封锁道路、切断盐铁供应等手段，以守为攻，乘机进剿，就是要把红军围死、困死。

这样落后的战术居然奏效，这说明蒋介石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有着不浅的认识，也说明我党当时的实力确实还有所不济。

我才知道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就像两个拳头一样，一直保卫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安全，在实战中他们能够在临战之际有效指挥对方的部队以完成紧要的作战任务，这与国军互推互躲的“谦让”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才知道红军离开瑞金，先后冲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冲过腊子口，最后到达吴起镇，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了，我们要到大西北去发展壮大，而是一直在寻找新的落脚点，试图立足脚跟将其变为根据地：开始想到湘南，不可得，到湘鄂西，不可得，想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四川都不可得，只能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摆脱追兵、一边补充兵员和粮秣。

红军顽强地战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失联，只能靠自己，却在实践探索中选出了自己的领袖，完成了伟大的蜕变，另一方面，敌人四面掩杀，根本顾不得细细地屡屡思路，更不可能深思冥想，一度丧失了更广阔的国际国内视野，只能在山水间颠仆折返，踟蹰光阴。

同时，红军能够成功走完长征，不仅仅是靠自己的英勇善战，而是在战争局势中蕴含着“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语出毛泽东《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篇 195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一论述的升级版，或者说应该叫做“限量版”。

实证就是白崇禧的这段话：“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制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仓挡不住，就放开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精华”。

如果说白崇禧的话很有代表性，那么陈济棠的作为就更深刻了。他在围剿中于1934年7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定，为红军让路放行的作为，直到1982年，顾问委员会的老前辈何长工发表了名为《难忘的岁月》的回忆录后，才被公开。

陈济棠、何健、李宗仁、白崇禧纷纷采用“送客式追剿”，是因为他们害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尾随而至，趁机抢夺地盘，所以他们的方针是只要红军不入湘、入粤、入桂，中央军也不要跟着入湘、入粤、入桂即可。而蒋介石却正要驱赶红军入湘、入粤、入桂，让红军和地方实力派们鹬蚌相争，好坐收渔翁之利。

即使红军分裂后，张国焘南下作战，四川军阀刘湘为了保住地盘才开始与之拼命，甚至不惜打光家底儿，说起来也是抱着“只要不在我这儿长待就行”的想法。

在这样的条件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有再大的决心，恐怕也无济于事。

书中除了展现我红军的英勇善战，也并不遮掩国民党战将的强悍和艰难、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强悍和谋算。

尤其对国民党和我红军同为革命军人的剖析至为精到：

国党将领：一穷二白的青少年时期之立志远大、行动果敢与手握重兵的壮年时期之派系纠葛、各怀心事。

我党将领：一穷二白的青少年时期之立志远大、行动果敢与掌握武装之壮年时期之一以贯之、意志坚定。

两方相较，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对于四渡赤水是否真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对于引起很大争论的会理会议和由于张国焘野心膨胀导致红军分裂等等史实也并不讳言，这是我比较欣赏的地方。

最后，怎么评价这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