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25年！TA是上海近郊创办最早的新式学堂丨乃清叙史|上海市|光绪|小学堂|强恕|新学堂|马桥

张乃清，闵行区文史专家。长年研究乡土历史文化，著有《上海闵行文史丛书（第一辑10卷，第二辑11卷）》《人文闵行丛书4卷》和《上海闵行非遗丛书》10多卷。史海钩沉，“今日闵行”与张乃清老师携手推出“乃清叙史”，让我们在一段段闵行史话中，感受江南人文的魅力——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上海老城厢梅溪弄的“正蒙书院”（后易名梅溪书院），建于1878年。在上海近郊，创办最早的新式学堂是闵行区的马桥强恕学堂，该校赓续至今，已有125年了。

马桥强恕小学北松路2258号校舍（1995年摄）

钮永建倡办新学堂

清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顾言（1843～1914，字丹泉）创办的“吴会书院”在马桥镇上开学。20多年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这里的教学日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天，在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实施“戊戌变法”。目睹天下大势的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返回家乡。他时年29岁，刚从湖北武备学堂毕业返沪，应邀在洋务企业家经元善所办的高昌庙桂墅里两等学堂“义学斋”担任教务长，并抽空赴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就读，兼职军体领操员，忙忙碌碌，风风火火。这一天，他来到吴会书院拜访恩师，提出应当增添“新学”课程，使学生得到智育、德育、体育知识，成为适应时代潮流的人才。而顾言办事一向稳健，时年56岁，面对科举应试教育的陈旧做法，一时无有良策，而且正忙于闵行镇局董事务，无暇操办马桥之事。

于是，风华正茂的钮永建广泛宣传“新学”，发动亲朋好友出手相助。据1912年9月《时报》刊发的《马桥乡公所驳强恕学校前经理争管公产案》记载，钮永建的倡议，首先得到了马桥镇奚佐汤（字真杰）、马桥乡青登村沈澄清（字志青，号培生）、闵行镇黄宗麟（字蕴深，号懒云）的赞同。

为新学堂立魂

这一年秋冬时节，众多当地年轻才俊在钮永建的指引下，四处奔波，参与募资，为新学堂募集到钱款2000多元和田产224亩4分，并以募捐款买田312亩8分。

于是，钮永建以举人身份，向上海县知县汪懋琨呈文，提出在马桥创办新式学堂的理由和具体方案，计划明年春季开学，并称“学堂命名，摄取孟子求仁之义，名曰强恕”。

这“强恕”两字，出自孟子《尽心篇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原意为做人当自强，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术，此为最近也。主张从人格修养来规范言行，做到“强己恕人”。此时，钮永建独到地释之为“不强人谓之恕，不自恕便是强”，把人格修养的要求更具体化。同时，这两字又是“江苏”的谐音，一语双关，匠心独运。

钮永建思路开阔，办事周到，为小学堂的建设制订发展规划，将自己在湖北武备学堂所学的知识、在经正女学担任教务长的实践经验，又根据马桥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予以应用。他尝试参照日本小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材，还有所创新，确定正课为汉文，外课为英语，以及修身、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画图、乐歌、游戏等课目，还特意增设了以体操为主的体育课，体现他“勤修武德，增强体质”的主张。

强恕学堂问世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强恕学堂在马桥镇上最热闹的中市街正式开学，初名“强恕公学”。镇上徽商耿光觐赶去祝贺，看到新式学堂充满新意，只是地方过于狭窄，就情不自禁呼吁，愿出资为马桥子弟多办几处学堂。

钮永建少年时同学蒋清镜（？～1921，字冰卿）曾在华阳桥顾氏私塾执教10余年，为人中规中矩，恭谨温顺如长者，家中清贫而廉于取，亦不肯有求于人。每当放假旋里，执经问难者相继而来，他逐个揩示详明，声称“我乐此不为疲也”。因此，钮永建特聘他担任“强恕学堂”首任校长。

此时，金庆章（1873～1946，字静初，荷巷桥人）和朱孔文（1870～1951，字书楼，三林塘人）应聘在强恕学堂执教。他俩热血澎湃，维新思想活跃，给学堂增添勃勃生机。1902年经推荐和选拔，两人以官费生名义赴日本东京留学。在日本，金庆章特意翻译日文版《学校管理法》后寄回马桥；朱孔文编写《教授法通论》，提供给强恕学堂作办学借鉴。两人归国后，获授法政科举人，在京城任职。

学堂开张才几个月，钮永建收到武昌传来张之洞委托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军事生的消息，他有志尚武报国，决定赴日留学。1899年9月，他离开马桥，匆匆赶到武昌。12月，前往日本报考陆军士官学校。但是他始终关心着强恕学堂的建设，不时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信息传回家乡。他还安排蒋清镜到日本考察，学习新式教育方法。在留日创办的《江苏》杂志第三期《上海学堂一般》一文中，钮永建介绍了马桥“强恕公学”，称其办学宗旨为：“扩蒙养始基立致用大本，斟酌近世智育德育体育之旨，以因材教授。”

1912年9月19日《时报》书影

荣获嘉奖

光绪二十九年（1901），钮永建自日本回国探亲时，采辑课程，将强恕学堂大加开拓，经费愈形竭蹶。顾言闻讯停办吴会书院，将结余的银币760元、钱500吊（每吊为1000钱，即1两银子）、田产277亩6分及典捐每月36吊等资产，全部转为强恕学堂所有。

光绪二十八年（1902）8月15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允许并鼓励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并逐步废止科举制度。依据《学堂章程》，强恕学堂的办学水准进入两等小学堂之列，在上海地区脱颖而出。

强恕学堂实力壮大，趁势发展。至1905年，在强恕学堂及吴会书院毕业生中，选送日本留学、升送中学者，已有30余人。

1905年十月间，上海教育界“阖邑学务公会联合城乡学员大会”隆重召开。姚文楠、顾言、秦锡田、项文瑞成为主要发起人。十一月，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上海县学务公所对外运转，由姚文楠任总理兼文案，顾言任协理兼财政员（也称副总董），项文瑞任师范监督。顾言由此登上了上海学界大舞台。

同年12月，清廷驻沪的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1840～1927）对上海民间办学情况进行调查，认为马桥强恕学堂、三林中学堂、南洋民立中学堂、民立上海中学堂和文明小学堂等5所学堂“卓有成效”，“程度不入歧异，课程均符定章”，奏请朝廷对于该5校给予立案，对各校创办人给予嘉奖“以昭激励”，对诸校学生“毕业后准予照章归官考试给奖”。吕海寰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次年闰四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下达圣旨，三林学堂候选训导秦荣光、强恕学堂附贡生顾言等5校创办人获得通令嘉奖，轰动上海滩。

强恕学堂领风气之先，影响巨大。不久，上海县西南诸乡建学区联为一体，办学义举遍地开花，在上海地区处领先地位。

改称“马桥乡立强恕小学”

1918年，强恕学堂奉命改称“强恕小学”。由于学校始终坚持“平民教育”的办学理念，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使马桥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在全上海县为最高。1917年时，上海县的平均儿童入学率为19.67%，而同年马桥乡高达32.63%。到1930年秋，强恕小学已发展有6个年级、学生258名、教员11名的规模，生源遍布西南各乡。1929年《上海县教育月刊》刊出县教育局对强恕小学的评语为：“概况表极详尽，各种统计亦完密。”“校舍图及自治组织系统表均佳，师生共订公约亦确当。”

1928年，钮永建在马桥镇上筹建“私立强恕职业中学”，注重园艺农事。1930年9月1日正式开学，入秋后改称“强恕园艺学校”。

1929年底，“上海县公共图书馆”迁至马桥强恕小学内。1930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报道：上海县公共图书馆组织儿童读书会，会员有100多人，每月集会2次。

据《上海县教育》月刊1932年第42期刊登的《上海县强恕小学校教学概况》一文介绍，当时的教学状况颇为先进。

少年出英雄

1937年11月，日寇入侵，强恕小学校舍受损严重，被迫停课。1939年春，校舍修复，逐步在战乱中艰难复课。

1938年7月《文汇报》记载：马桥镇鞋店的沈阿福父子加入游击队，被日军在家中抄获枪支而拘捕。沈阿福跳水图逃，被日军射杀河中。其子沈铭铨是强恕小学毕业生，时年20岁，被解至俞塘乡日军部之际，且行且歌，声闻四野，直至饮弹气绝。

强恕小学毕业生严同宇（1917～1942），19岁离乡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目睹家乡安危，更坚定了与侵略者决战到底的信念。193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0月11日被日伪势力折磨致死，年仅25岁。1951年孟春，强恕中学教师严重光含悲撰写《三子同宇与幼子澄宇死难略记》。不久，严同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强恕获新生

1942年秋，马桥人士修葺吴会书院旧屋创办私立强恕初级中学，由马桥人张槱（字经野，生于1884年，1922年至1929年上学期任强恕小学校长，时任马桥农民教育馆馆长）任首任校长。第一学期招收初一15人、初二23人。1945年秋，强恕初级中学有3个班级，学生99人，教职工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