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与逆流并行不悖。
文 |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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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美国全球化的一桩旧事。
1993年2月的一天，刚当上新一任美国总统的阿肯色州人比尔·克林顿颇感忐忑，因为他要在这一天向民众表明美国政府对于全球化的态度。
当时，“全球化”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极其敏感的词汇。
克林顿的前任是老布什，他在就任末期开启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是美国要跟加拿大、墨西哥两个邻国开展自由贸易，结果就像是在美国民众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商业利益集团、工会、草根政治团体几乎都卷了进来，而且大多数都强烈反对。
这份协定里很重要的一方就是墨西哥，这是美国第一次与发展中国家谈判重大双边贸易协定。
民众担忧的点在于，依据普遍优惠制，墨西哥对美出口产品多半已享受到了免税待遇，如果进一步优惠，人力、资源等成本远低于美国的墨西哥势必会导致美国工人失业以及本国产品竞争力的丧失。
尽管墨西哥的经济体量只有美国的4%，根本不足以对庞大的美国构成威胁；尽管国际贸易委员会研究这份协议后认定签了影响也不大；尽管即便没有这份协议，美国公司依然在把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墨西哥。
但依然避免不了民众将这份协议视作洪水猛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似乎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苏联刚解体后站在山巅的美国民众，面对更趋开放的世界时，内心极度的不安和恐惧。
有人恶狠狠地说：“你将会听到巨大的吮吸声，把美国的工作机会都吸走。”
这种氛围下，总统大选还在进行时克林顿并未对此问题明确表态，因为无论他所在的民主党还是支持他的工会大多数人都极力反对该政策。
大选结束后，是果断放弃还是继续推进这份协议，就成了新任总统必须做出抉择的难题。
在那次演讲中，克林顿承认美国对全球化“百感交集”，他用低沉稳重的语调谈道“开放和具有竞争力的商业会使我国更加富足”“面对所有迫使我们倒退的压力，我们必须奋力一搏，而不是退却”。
在“封闭”和“开放”中，总统按下了后者的按钮。
接下来，克林顿政府对商业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展开了游说，承诺不会让各种利益集团遭受损失，否则就给他们补贴。在媒体上不断与反对者进行一轮又一轮辩论，说服公众改变对自由贸易的态度。
其实普通民众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早已丧失了理解力，根本无法理性搞清楚这份协议的影响和未来，只能靠本能，看哪一方更可靠。有了政府的背书和承诺，再加上克林顿的激情演讲，民众的态度也在渐渐发生偏移。
就这样，当年11月17日，到了克林顿政府与协议反对者在众议院一决雌雄的日子。
当天会议开了11个小时，240位议员先后发表了演讲，反对者依然认为：
“让美国工人与时薪1美元的墨西哥工人竞争是不公平的，美国的工作依然是由那些每天事先准备好午餐、打卡上班、为了获得每一份工资全情投入的人民完成的。我们承担不起抛弃他们付出的代价。”
后来投票，234票支持，200票反对，三天后参议院以61票对38票的投票结果轻松通过，克林顿政府实现了惊人的大逆转。
二战以来史诗般的美国贸易政策之争以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结果落下帷幕。
后来克林顿政府又推进117个国家参与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这个谈判基础上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2000年又推动国会赋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次年中国加入WTO。
乌拉圭回合谈判和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也同样在美国遇到了相当大的争论，但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论大。
原因在于，克林顿执政期间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最长的纪录，实现了美国经济低通胀、高增长、高就业率的最佳状态，而且推动“新经济”迅猛发展，让美国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产业浪潮中再拔头筹。
在这种“大势”之下，国内对贸易扩张也变得积极，大企业更多看到了对全球增加出口和投资的极大潜力，农民也认为自己生产的大豆和其他农产品有了更庞大的市场。全球化也在这段时期被极大加速。
然而，对贸易和全球化的反对、质疑和怨气从未消失过，只是在高歌猛进的发展大势中被暂时压下了。
之所以从美国200多年的贸易政策史中选择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前后这个片段，是因为它能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自由贸易一直有着相当大的反对力量，贸易问题也会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
贸易一方面关乎金钱和岗位，另一方面还常常能让普通民众联系到别国的“经济入侵”、大公司出卖国家利益等，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国内一系列矛盾都可以通过贸易这个出口发泄出来。
这也就不难理解，凭借研究国际贸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贸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在贸易方面做得无论对错，相比在医疗服务上造成的混乱不堪，影响其实要小得多。
但贸易问题往往就成为痛苦的政治冲突的源头，几乎有多少人崇尚自由贸易，就有多少人反对。
所以美国历任总统其实都不敢轻易触碰贸易问题，就拿比尔·克林顿来说，竞选时也不敢明确表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
即便后来推着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自由贸易的协定，他依然坦言，公众对贸易有所忌惮，所以他的立场显得不够坚定。
后来的小布什在自由贸易上态度很坚决，尽管此时美国经济已明显疲软，小布什政府使国会通过了与约旦、智利、新加坡等国的8份双边贸易协定。
这期间又是伴随着无数的争论和口水战，安抚各大受损的利益集团，耗费了巨大精力，在迫使国会反复就这些贸易协定投票表决时也耗费了大量政治资本。
很多人将这些协定描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大规模延伸，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彼时彼刻的场景反复再现。
但这些协定加起来在美国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其实不足5%。
后来民主党人奥巴马更是忌惮贸易问题引发的纷争，第一任期内几乎没有把贸易问题排上议事日程，直到第二任期才匆匆推出TPP和TTIP谈判，接近大选时TPP才通过，TTIP还没谈成。
很不幸，TPP后来又被特朗普废除了。
贸易和全球化问题在美国为什么推进这么难，争议这么大，即便看起来对总体经济发展没什么影响的贸易协定都很难推进？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如前所述，有多少人赞同，几乎就有多少人反对。
虽然我国这些年的发展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我们一直认为全球化是潮流，但趋势与逆流向来并行不悖。
要说根深蒂固，美国人可能对保护主义的观念更根深蒂固一些，因为美国历史上的保护主义的时间更长。
美国道格拉斯·欧文教授有本很著名的《贸易的冲突》，回顾了美国200年的贸易政策史，他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向三个主要目标：收税、限制和互惠。
第一个时代是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战争，创造关税收入是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
第二个时代是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是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三个时代是从大萧条至今，旨在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互惠贸易协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
互惠时代的标志是1934年罗斯福政府制定了《互惠贸易协定法》，进口关税开始下调，二战后美国工业实力走上顶峰，更是积极推进全球化，但全球化的历史比保护主义还是短得多。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贸易冲突看似发生在国家之间，实则更是国内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比如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即使中国不进行报复（但实际上会），美国整体上也会受损，但贸易战总能让面临中国激烈竞争的美国某些产业获益。
比如特朗普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企业就要采用本土钢铝，利好美国钢铁公司、纽柯钢铁公司和AK钢铁等巨头，即便一些企业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关税豁免，也会因这些巨头的反对而被否决。
这是企业巨头的利益，如果放在整个产业，就有更大的利益集团。
贸易政策能不能实行很重要的就是国会投票，而国会议员代表自己的选区利益，不可能从全局通盘考虑贸易政策。
选区利益是什么决定的呢？
那就是国家的经济地理，比如棉花在密西西比州生产，烟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钢铁在宾夕法尼亚州，汽车生产对应密歇根州，高技术产品对应加利福尼亚州，飞机对应华盛顿州，等等。
代表不同地区的国会议员，通常根据自己选民的利益给法案投票，支持还是反对，取决于对自己选区的产业的利弊。
这就使国会议员代表的利益集团基本是固定的，很难改变，除非得到政府的补贴，民众观念改变，进而影响到议员投票。
图为美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图源：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
产业区域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国会议员对于贸易政策的倾向性基本稳定。
这就是为啥出个美国贸易政策都会争议大、推进难。
美国历史上曾经也因为利益集团的影响，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吃过大亏。
美国的贸易政策原本是由国会制定的。1930年美国国会推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将2万多种商品的关税提升到了历史最高位，这极大利好了国内与进口产品处于竞争关系的利益集团，但带来了其他国家猛烈的报复，美国被诸多国家孤立，出口大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
这就有了罗斯福政府的《互惠贸易协定法》，让国会从贸易政策制定的细枝末节中退出来，允许总统与外国达成贸易协定，然后再由国会投票，总统开始引领国会采取新的贸易措施。
与议员不同的是，总统是全民选举出来的，要站在全局的视角对全民负责，理论上就不会出现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情况。
总统有了在贸易政策上相当大的权力，比如进口商品威胁国家安全可以加征关税，发现外国政府的行为、政策不公平、不合理或有歧视性可以用“301条款”。
所以不管是老布什、比尔·克林顿、小布什还是奥巴马，即便分属不同党派，但依然都能站在扩展美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自由贸易的体面，上一任没完成的贸易协定，下一任一般接着完成。
直到特朗普来了。
特朗普代表了贸易和全球化中的失落者。
更准确来说，是技术发展和全球化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没有及时填补上这个鸿沟，致使民众出现了分化和对立，失意者越来越多，贸易就成为了出气筒，特朗普就成了他们的“嘴替”。
苹果、星巴克、麦当劳、微软等行业巨头原先只是面对3亿人的市场，现在有机会卖给70亿人，他们是全球化的拥趸者；
但打工人正好相反，原先只跟本国人竞争，现在卷到全世界，跟同行业的几亿人竞争，甚至还丢掉了工作。
所以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誓言将制造业重返美国，其中的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关税，降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保护就业。
在第一任期，特朗普政府分五阶段针对总额37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从10%至25%不等。中方采取了五轮反制措施。
根据美国多个智库的测算，这轮加关税，主要是美国的居民承担了价格的上涨，每个家庭每年多支出了200-300美元用于承担关税的成本。
几年下来，中国从美国的最大进口国降为第三大进口国，前面两个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中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也没有了美国的位置，变成了东盟、欧盟。
图源：华创证券
这次在大选中，特朗普提出的策略变得更激进：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也提高至10%-20%。
按照投资银行Evercore ISI的估算，这将把美国对外平均税率顶回 1930年代的水平。
这也会进一步推高一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使美国通胀率进一步升高。
上文提到，1930年代美国推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后引发了各国的强烈报复，纷纷孤立美国。
据媒体报道，美国大选投票开始之前，欧盟已经着手为特朗普的可能归来制定方案，包括报复性关税措施。
欧盟的策略是先示好，包括谈判和采买美国能源，如果不成再实行报复。
除了中国、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邻国对美国造成了相当大的贸易逆差，也会成为特朗普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
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改为《美墨加三国协议》）的零关税协定，墨西哥成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桥头堡”。
这些年中国很多企业，尤其是汽车零配件企业，都纷纷涌入墨西哥投资，即便中国整车很难进入美国市场，中国汽车零配件厂商也深度参与了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进而进入到美国市场，充当了中美贸易的中间商。
2023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达到1520亿美元，同比增长17%。与此同时，中墨贸易额涨到1240亿美元，墨西哥逆差628亿美元。
这引发了特朗普的极大不满，他此前宣称，将对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汽车征收100%或200%的关税。
无论是完全排除中国汽车供应链，还是抛弃《美墨加三国协议》，都很难达到让汽车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的目的，重建需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在成本上不具备全球竞争力，也很难在国内形成共识。
所以特朗普的贸易策略跟现状其实都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充满了很多变数，最终如何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三十多年前曾写过一本《交易的艺术》，讲述了他的沟通和谈判理念，比如开价要高，让对方觉得这个交易不易达成；向对方展示强大的最佳替代方案；故意做出疯狂举动，打乱对方节奏；不停地宣传自己。
在贸易博弈中，特朗普也极有可能按照这些原则，比如以大幅提高关税为要挟，显示出对方有极大替代性，并在此过程中不乱打断对方节奏，要求对方减少贸易顺差。
除了贸易战，特朗普政府会延续、扩大过去8年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对自身“科技安全”的绝对追求也将步步升级。这些都会给中国企业和经济全球化带来更多冲击。
但能确定的是，全球化虽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全球化，但仍是一个“走两步，退一步”的螺旋上升过程，危机中从来掩埋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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