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和李鹏
1940年秋,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邓颖超和一个男孩拍下了一张合影。照片拍摄时,邓颖超左手搂住了男孩,两人都面露微笑,而男孩站得笔直,背着双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能拍摄这样的照片,说明邓颖超和男孩的关系很亲密。
照片中的男孩年仅12岁,他称呼邓颖超“邓妈妈”。现在问题来了,照片中的男孩是谁?他为何称呼邓颖超“邓妈妈”?事实上,很多人看到这张老照片后,早已知道了答案。
原因是照片中的男孩就是国务院原总理李鹏。对于这张照片,李鹏晚年在回忆录中给予了详细描述:“1940年,去延安前,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邓妈妈的合影。”
李鹏父母
如果大家对李鹏生平有所了解,就知道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李鹏,1928年10月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李鹏出生时,他的父亲李硕勋受到党中央的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危险重重的白区工作。
李硕勋和妻子赵君陶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两人都是中共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李硕勋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等职。
赵君陶也很了不起,她是周总理当年留法同学赵世炎的妹妹。1931年5月,李硕勋接受党中央的命令南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当时办公机关设在香港。当年7月,李硕勋带着再次怀孕的妻子赵君陶和年仅3岁的儿子李鹏来到香港。
李鹏和母亲
这里插一句,李鹏出生后父亲李硕勋一直在前线,所以没有取名。大约半周岁时,李硕勋才回到家中看望儿子。得知妻子还在等他给儿子取名,李硕勋笑着说:“他(指李鹏)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
1931年8月,党中央根据革命斗争需要,指示李硕勋前往海南指导工作。8月13日,李硕勋在海口主持军事会议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李硕勋遭到残酷的折磨,腿骨被打断,可他视死如归。
李硕勋的遗书
1931年9月5日,李硕勋在海口英勇就义,年仅28岁。在生命最后时刻,李硕勋给妻子赵君陶写下一封遗书,内容如下: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因敌人封锁消息,李硕勋牺牲一个多月后,赵君陶才收到丈夫的遗书。赵君陶悲痛万分,她回到上海生下遗腹女李远芹(后改名李琼)后,带着孩子历经艰辛回到了四川。
李鹏
赵君陶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成都后,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来到简阳县立女子中学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简阳历史》中的记载,赵君陶工作非常努力,她动员师生们积极参与抗战。
赵君陶还开办夜校,让附近穷苦孩子免费入学。赵君陶的学生回忆时说:“赵老师常穿一件长袍,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经常别人吃饭很久了,她才到食堂打点饭,有时连菜也没有,饭冷了她就用开水泡热吃。”
1939年2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赵君陶来到重庆主持战时第三保育院的工作。当时日军对成都频繁空袭,李鹏在省立实验小学读书时一度因躲避敌机空袭头部受伤,这件事也被邓颖超知晓。
李鹏在延安
于是,邓颖超认为李鹏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读书有危险,便将他在当年6月接到重庆。李鹏回忆时说:“我就跟随邓颖超由成都赶赴重庆。我们坐的是一辆华侨捐赠的救护车,和现在的越野车差不多。她带着我经过内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抵达重庆。”
因为赵君陶的身份是保密状态,加上周恩来回到延安,邓颖超便安排李鹏跟自己吃住一起,还给他请了医生治疗受伤的头部。不仅如此,邓颖超考虑到李鹏还在读书,便安排他前往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
可以说,李鹏在重庆生活期间受到了邓颖超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不是母子却胜似母子。从此,李鹏称呼邓颖超“邓妈妈”,而这个称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李鹏被谣传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
周总理和邓颖超
针对这个谣言,李鹏在回忆录中也给予了解释,他写道: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1940年秋,因重庆局势紧张,周恩来和邓颖超商议后,决定安排李鹏等革命烈士子女前往延安生活学习。李鹏出发前夕,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向邓颖超告别,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的那张照片。
李鹏夫妇和邓颖超
值得一提的是,李鹏等人是跟着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前往延安。途中,蒋南翔告诉李鹏一般去延安都会改一个名字,而李远芃中的“芃”比较生僻。李鹏同意了,他请蒋南翔帮忙改名。
蒋南翔思考了一会,给他改名“李鹏”。蒋南翔说:“我看你就叫李鹏吧!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长大后能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于蒋南翔的教诲,李鹏牢记于心,并将李鹏这个名字使用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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