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西方列强为何力促北洋政府罢战？看完才知并非为了和平|伍廷芳|北洋政府|唐绍仪|段启瑞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从1918年10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尾声，当已经在欧洲战场上决出了高低胜负的西方列强们，重新将目光转向东方时，立即结束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恢复在战前已经确立起来的“东方秩序”，便成了东西方列强们极为紧迫的事务了。

1、美国扶持徐世昌的背后

在这次大战中损失最少获利最多的美国人，最先扮演了中国“和平使者”的角色。

10月10日，徐世昌就大总统职，美国总统威尔逊发来贺电，并向中国提出，“值此文明变化最关紧要之时，中国因内乱而分析，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维持正义”的目的，同时向徐提议，要求中国国内“和衷共济，力谋国民幸福，统一南北，而于国际公会中占其应有之地位”。

10月17日，北洋政府总统顾问、美国人韦罗贝，首先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递交了“南北调和意见书”，这个“调和书”的大意是：

由南北两方的新旧国会选派同等人数之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大总统，并选举南方领袖1人为副总统，俟宪法完成后，联席会议及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宪法重新选举国会”，韦罗贝意见书显然是代表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官方的意见。

在此次日，甫自美国返任的驻华公使芮恩施谒见了徐世昌，就中国的国内和平再度提出敦促，表示：

“对中国和平之希望，乃美国全体人民之希望”，尽管芮恩施在这次会晤中，反复向徐世昌声明：中国的南北和平系属中国内政，“如为外人左右,殊多不便”，但很明显，和同时期的其他列强一样，美国人从一开始便显现了利用促进中国和平的政治投资，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政权以取代段祺瑞亲日政权的策略。

美国佬在中国国内和平问题上的捷足先登立即引起了其他列强的高度关注。继芮恩施游说徐世昌之后，10月13日英国派出其在北洋政府中的顾问莫礼逊，前往广东军政府，从事南北“调停”工作。

英、美两国表现出来的联合促进中国和平的趋势立即使日本沦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为了保持日本在大战时期已经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地位，并防止出现因美英垄断中国和平运动而排斥其他列强在华利益的局面，组阁不久的日本原敬内阁立即改变了日本持之一贯的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于10月25日向英、法、美、意四国发表倡议，提出由五国联合对中国南北两方提出劝告，以扩大国际压力，促使中国的“和平统一”。

尽管西方列强对于日本在大战期间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势力扩张怀有相当的敌意，但这个联合向中国施加“国际压力”的建议却无疑关系着所有列强在中国的一致利益。于是，在日本的倡议下，经日、美、英、法、意五国一致协议，并由各驻华公使联合向中国提出了以下12款说帖，对北洋政府在大战时期的行为大加问罪：

(1)庚子赔款允许暂缓拔还，及准提关税事，原期中国运用此种款项，经营国内实业，增长实力，以便协助协约国之物资，不期一年以来，中国竞将此款耗于消费之途，殊失协约国之好意；
(2)不顾参战名义，而南北纷争不休；
(3)津浦、陇海等铁路，常有土匪妨害路政，以致投资国受异常损失；
(4)未与协约国预先接洽，竟拟派使教廷，难免有私敌之嫌；
(5)查封敌侨财产，未能切实监理，所以敌人接济，时有来源；
(6)天津、上海之地方官，未能严厉监视敌人营业，所以敌人在华势力，未能一律铲除，甚至在察哈尔都统禁止美国开车，反致协约国方面不能谋其利益；
(7)禁止对敌通商条例，虽已颁布，并未施行；
(8)北京地方有敌人营业，要求封闭，尚费许多周折;
(9)黑河道尹在协约国方面，认为有助敌嫌疑，而中国方面不予以撤换；
(10)敌侨有秘密举动，理应赶速拘留，而中国竞宽遇之；
(11)由协约国拿获敌探，发现伪造护照，而中国又不令协约国领事观审；
(12)中国对于协约国条约上之义务，未能全尽。

2、列强的集体施压

东西方列强在欧战结束之际，纷纷转而压迫中国国内的交战各方止戈和平，自然是心怀鬼胎，各具目的的。尽管在这一时期列强关于中国国内和平的游说中，大多以制止中国国家的分裂、内乱和解决中国民生为说辞，但是隐藏在那些冠冕堂皇的和平理由之后的理由，却是各国急于重新建立其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新的势力均势。

同时，各列强也瞄准了中国国内因长期战乱而渴求和平的心理，竭力地以和平使者的装扮来迅速地恢复其在中国地位。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由于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中国国内“长期顽固的内争，在一般人民固为极大不幸，即外国商人亦蒙受重大损失”。

当列强们在上述的 12 款说帖中就中国的内战影响了协约国的“交战利益”而大兴问罪之师之时，事实上，仅仅在半年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中国内战的积极怂恿者和支持者，并且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能为其所用的军事独裁政权而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投资。

以日本为例，在短短的两年内（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为了鼓励和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其寺内内阁便向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集团投入了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3亿元以上的借款，在中国的8个债权国中，仅日本一国便占了中国全部外债的49%。

而这些借款的绝大部分为段祺瑞用于国内战争。当列强战后在中国的政策一变时，对于这些借款在中国造成的自相残杀之局，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在他们的说帖中就一字不提了。

针对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单独投资，在10月30日五国联合对华说帖酝酿之初，美国曾提议将“在中国未统一前，各国不得单独向中国提供借款，借款应以统一后之政府为对象”一条写入劝告书内，但此议一出，即遭日本反对。列强围绕对华借款问题的争端再起所表明的是，当东西方列强向中国人民再度举起“敦睦邦交”、“促进和平”的招牌时，一场新的在中国及世界东方的利益争夺战也便开始了。

无论帝国主义的劝和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来自列强方面的强大的外交压力对于当时中国的南北双方均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自英、美方面先后开始于10月中下旬向中国的国内各方不断地施加停战压力后，徐世昌主持下的北洋政府便不得不顺应这个国际和平的“新潮流”，并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3、国内和平呼声

10月 23日，北洋政府新上任的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首先致电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李烈钧、林葆怿、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等人，请设法解除南北纷争，这是北洋政府自对南用兵以来，第一次直接向西南发表通电，表示和平态度。该电发出后，钱再通过与西南方面关系颇洽的李纯，请其设法邀请岑春煊到南京，共商和平。

次日(10月24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特发布令文，向西南方面提出：“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号召南北双方“销弭兵革，尊重和平”。

为了沟通北洋方面对于国内和平的意见，同一日，徐世昌在京召集北洋军事将领，邀其赴京集议“大局有关问题”，同时要求北方的北洋势力及各省军人，除解决南北和平问题外，对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国税等“大局所必需预筹解决者，切实加以讨论，根本统筹”，以彻底扫清实现南北和平的障碍。

北洋政府自改组后接二连三放出的“和平鸽”，立即使当时国内的上空弥漫着一派和平的空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和平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此后不但大批社会名流、有识之士纷纷走上舞台，为国内和平呼吁呐喊，一些不甘寂寞的官僚政客也纷纷地利用国内人民企望结束国内战争，实现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以和平使者的招牌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地位。

在各种势力的综合推动下，10月23日，由蔡元培、张謇、熊希龄等人牵头组织的“和平期成会”在京津地区正式通电成立。

列名该会发起人的有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廖、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峰、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24人。

其人员来自各个党派，有的来自于国民党，有的是来自于政学系、研究系的黎元洪、冯国璋的拥护者，甚至一些列名安福系的人物亦加入了这个组织。

和平期成会的这种复杂的成员构成，反映了国内和平运动的高涨和社会各界对于结束内战的普遍要求，但是来自不同阶层、团体及不同政治背景人物，参与这场国内和平运动的不同目的，也使国内的和平运动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从一开始便预示着这场国内和平将要面临的极其坎珂的命运和黯淡的前景。

尽管和平期成会的发起人之一熊希龄在该会成立时便声明：

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治味，二仅以和平运动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不为野心家所利用”。但后来的事实却很快表明，和同时期的其他政治团体一样，和平期成会也很快成了一些官僚政客们的利益争夺场。

自南北和谈开始后，相当一些政客奔走其间，为着各自所代表的集团和派系势力折冲尊俎，讨价还价，他们所打的也正是这个和平期成会的招牌。

人民群众的反战情绪有力地推动着国内和平运动的发展。从1918年4月开始，全国商会联合会即在天津举会，派代表晋京谒见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历述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要求立即实现国内和平。6月3日，各省议会在南京开会，代表各省人民，恳求南北双方停息争端，“为全国商民留一线生机，为国家前途留一分元气”。

10月2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举会，并致电黎元洪、冯国璋，乞其转达南北当局，盼“各自抛弃极端之主张，早息内争，以至诚维持全局”。

4、北洋内部的求和呼声

继和平期成会成立后，10月28日，由满、蒙、回、藏领导人发起的“五族和平合进会”宣告成立，并发表通电，吁请“和平统一，争取国际地位”。

10月29日，全国和平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一场由全国绅商学界联合掀起的和平运动，该会由全国各商会、各省议会、各教育会和各报界联合组成。会址设于京师商务总会，公推王士珍、张绍曾、周学熙、张耀曾四人为总代表，并声明其成立宗旨是“以请求南北实行和平会议为入手，以真正舆论解决时局为进行方法，终期和平能早日告成，人民或受统一之赐”。

11月3日，和平期成会正式在北京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的和平期成会亦先后成立，他们和北京的和平期成会一样，亦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奔走呼吁，对于南北和议的促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强大的和平声势，不但使北洋系内部的主和势力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而且国内的主战派亦在强大的和平浪潮下不得不有所收敛。自1918年10月徐世昌上台开始，不但冯国璋、吴佩孚及长江三督等直系反战派继续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和平，而且像倪嗣冲这样长期以来一直以主张内战著称的皖系督军也开始公开表态，附和和平了。

和平期成会成立不久，倪即公开致电该会，称：

“国家不幸，同室操戈，现在欧战将终，势益岌岌，非急筹统一，无以御外侮而救危亡，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对于贵会宗旨极表同意。”

当然，和这一时期其他一些皖系原主战将领一样，倪嗣冲这个响应和平通电未必就是由衷之言，但至少向我们表明，在当时国内外联合一致的反战呼声中，国内主战派已逐渐看到了和平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得不扭转腔调，转而靠呼喊和主张实行和平，以谋求自保了。

5、四照堂会议

北方的求和在南方引起的反应是不同的。至1918年10月时，以护法军政府为中心的南方各种势力不但派系复杂，而且也呈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裂趋势。自军政府改组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计有 7位总裁：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以岑春煊为主席)。

7人中，孙中山已在此前离开广州，并明确告诉友人，将在沪从事著述，以启迪国人思想，事实上退出了对于护法运动的领导。其余6人，岑春煊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主席，唐绍仪新自日本返国，亦无任何的实力背景，其他如广东、福建、贵州、四川、陕西、湖南，皆在各地方军阀的势力之下，军政府对其并无指挥之力。因此，只有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系最有实力。自湖南停战后，桂系已经与北方的直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实力骤增，也因此成了控制着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最为主要的势力。

由于受孙中山的影响，以国民党人占多数的旧国会中的绝大多数势力，对这场南北和议持着反对态度，他们要求坚持继续护法，主张“除北方能完全满足南方的护法要求外”，不得与北方议和。

因此，在北方的求和通电发表后，南方的旧国会立即发表通电，指责徐世昌与段祺瑞狼狈为奸，坚决反对与段、徐主持下的北洋政府谋和，并号召国会“勿堕彼奸谋”，同时告诫西南诸省“毋为徐世昌和议诡辩所混淆”，“主张继续对北用兵”。

在同时期通过的以护法军政府名义发出的另两个布告中，旧国会一面指斥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总统为严重的“紊乱国宪，破坏统一”的行为，一面再次强调，在约法恢复前，广州护法军政府是“中华民国行政权之唯一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并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且“关于北京非法政府对外之借款，或其他允行之责任，概不承认”。

旧国会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议和的态度，显然是接受了孙中山的坚决护法到底的主张，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护法战争，彻底结束北洋军事集团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并按照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来切实地改造中国。

但是,这一主张却对当时国内因长期厌于战乱而急于恢复国内秩序的现实和实现和平的大趋势缺乏清楚的认识。因此，当他们继续高举“护法到底”这一“神圣”的旗帜时，在当时却严重地脱离了国内的实际,已于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动。何况在南方的护法阵营内部，这种反对议和、主张护法到底的力量毕竟还是少数。因此，主张“继续护法”的力量很快便因缺乏足够的实力背景而处于下风。

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桂系实力派，以及军政府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当时局势的主张，都是有条件的议和。10月下旬，自北方提出停战议和要求后，陆荣廷便以护法军政府的名义，电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表示并不反对议和，惟“停战议和当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上，这一时期，在徐谦给孙中山的一个报告中，已经向孙透露，南北议和尚在倡议时期，而唐继尧、陆荣廷主持下的护法军政府已“皆无护法决心”，拒绝批准继续对北用兵的讨伐令了。

11 月上旬，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广州护法军政府再次通过该会，向北洋政府致意，护法的真正目的在于“恢复真正的共和政治之常轨”，“希望依据法律”，实现“永久的和平”。

1918年11月11日，随着德国与协约国订立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布结束。世界范围内和平大趋势，也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国内和平运动的进程。

11月15日，欧战结束的第5天，应总统徐世昌的电召，北洋政府属下的各省督军在北京集会，参加者有奉天督军兼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及黑、湘、甘、陕、苏、川、浙、闽各省的代表、参战督办段祺瑞、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暨全体国务员均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也是自南北开战以来北洋系方面阵容最齐、级别最高的一次会议。

大总统徐世昌为组织这次会议作出了积极的准备。此前不久，为了避免一向推行“武力统一”最为积极的徐树铮影响会议的进行，已先期授其上将军衔，并以“观操”的名义，将其派往了日本。

这个被称为“四照堂会议”的北洋系督军联席会议，共持续了两天，会议议决五项：

(1)如南方不提苛刻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方针；(2)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3)预筹各省善后；(4)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5)整理财政，责成各省照章解报中央税收。

“四照堂会议”五点协议的达成，表明了北洋各实力军人在国内和平这个大主题下已经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继续主张内战的调子此时已经不复重弹了，也因此给正在进行中的国内和平运动带来了新的希望。此次会议一结束，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便立即致电南方护法军政府的各总裁及西南各督，声明北方已“拟即日宣布明令，通饬前方在事各军队，一律停战罢兵”，该电同时亦要求南方“转饬前线各军，双方商洽，次第撤退”，并共同商定接洽“其撤防手续及退驻地点”。

为了向西南方面表明北方对于议和的“诚意”，11月16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发布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之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北洋前线各军预定：

湖南军退至衡山、衡州；赣南军退至赣州、吉安；闽南军退至厦门、泉州；鄂西军退到宜昌，沙市。随着北洋前线各军在此令后的相继退兵，西南各督及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对于南北议和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列强也同样地对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不断施加着和平的压力。

11月19日，驻广州的美、英、意、法、日五国领事，各奉其本国政府的训令，联合向护法军政府提出说帖，并推美领事A.W.Pontius向军政府的外交部长伍廷芳提出交涉，劝告南方接受北方的和平“要约”，“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并“免除一切阻碍和平之行为”，以“慷慨和合作”的态度，根据“法律暨维持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寻一条“两造和息”之路，以实现中国境内的“平安统一”。

军政府对于这个“五国和平说帖”覆文的措辞已经足以表明，南方对于南北和议的态度已相当缓和，且与北方已经取得了极为一致的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