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在商朝之前存在一个夏朝。由于年代久远，这一历史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夏是中国古代的称谓
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诸夏”被用来区分中原与周边的蛮夷戎狄。夏人有着相对固定的居住区域，独特的生活习惯、文化特征和礼仪制度，这样的人群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夏族。由夏族建立的王朝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汉代有“夏，中国之人”的说法，因此，夏也是中国的古代称谓。
探索夏的历史
这种认同感是由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所决定的，通常被称为民族情感。因此，中国学者普遍相信文献中关于商朝之前存在夏朝的记载，并不断进行探索。
周代学者根据当时能见到的材料，追溯了包括夏王世系、地域范围、夏年、社会生活等内容的夏史体系。
汉代司马迁综合所见材料，以纪传体的形式撰写了《史记·夏本纪》。他以夏王世系十四世十七王（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孔甲、皋、发、桀）为线索，较为系统地记录了夏朝的事迹。
直至清代，古代学者在探索夏史过程中使用的文献整理、材料辨疑、文献与实物（地）考察相结合、文化比较等方法，对近现代学者探索夏史与夏文化有所启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不久之后，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军阀独裁，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科学，反对迷信。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最危急的时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夏朝因与华夏、中华、中国等称谓相同，特别显示出民族情结的意义。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夏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就：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继承古代学者对文献考辨传统的基础上，兴起了对古代文献及其所记古史进行考辨的学术风气，其中涉及对夏史的考辨。
他们提出“实事求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治学主张。
1930年，顾颉刚还在书中补充了夏禹的问题，肯定夏的存在，并在宋代宣和年间齐故城出土的齐侯钟铭文中释出“夏”字。
抗日战争期间，汇聚在延安的中国历史学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提出中国的氏族制度在夏初逐渐崩溃，夏代属于奴隶社会，夏代经济是家族制奴隶经济等学术认识。
寻找夏代文化20世纪初期，国外的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知识传入中国。一些外国学者分别进入中国新疆、甘肃、青海、康藏、内蒙古、辽宁、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国学者除部分参与合作外，也开始独立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此产生。
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在文献记载夏人聚居或迁徙区域内进行的考古活动：
中国考古学者在中国东部寻找与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东方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以批驳外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928年至1937年，证明中国古代文献有关殷墟的记载具有可信性。1931年梁思永等发掘安阳后岗遗址，从地层上揭示小屯文化晚于黑陶文化，黑陶文化晚于彩陶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晚商的考古学文化编年。
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证实文献记载商史具有可信性，使历史学界研究古史的学者深受鼓舞，对运用考古学材料在古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寄予很大的期望。
顾颉刚：“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李玄伯：“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限于当时考古发掘所获材料，历史学者只能在早于殷墟商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去寻找夏的遗存。
1931年，徐中舒推论仰韶文化为夏代文化这一推论是基于当时发现考古学文化编年小屯文化--仰韶文化所做出的判断。其学术意义在于首次尝试在考古学文化中探寻夏朝的遗存，初次使用文化特征比较法，提出“夏代文化”、“夏族文化”、“夏后氏文化”等称名。
这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中以族属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尝试。1944年，李济提出早于小屯商文化的黑陶文化代表一种先殷文化。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提出龙山文化为夏朝文化的假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者为探索夏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劳动，在夏史研究方面（涉及夏族起源、夏朝建立、夏王世系、都邑、重要事件方国、夏年、社会性质等）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寻找夏遗存方面，考古学发挥了主要作用，推动夏文化探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世纪50年代初，郑州发现二里冈文化和早于二里冈文化的洛达庙类型遗存。邹衡论证二里冈文化为早于殷墟商代晚期文化的商代早期文化。有学者推断洛达庙类型遗存可能为夏代遗存。
1959年，徐旭生豫西调查夏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师二里头遗址，证实二里头遗址具有王都的地位。
80年代初，邹衡进一步对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做出体系性论证。这一学术见解后来得到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夏”和郑州出土早商牛骨刻辞“毛”再发现的进一步证明。
至今，学界仍存有多种探寻夏文化的方案，其中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成为学界主流认识。
否定夏存在的理由分析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认为中国历史不存在夏朝的认识持续至今。其主要理由有三点：夏史大部分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或认为是商人构想了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这个神话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释为一个历史的朝代。在没有举证商周文献中存有商人、周人自述创造夏史这样文献文字证据之前，此类认识属于推测。
这一认识应以甲骨文材料收集齐全并释读无误为前提，否则不能轻易出此结论。至于商代甲骨文中有没有夏代事迹，近现代学者一直进行探讨。比如考证甲骨文中记载的禹，利用卜辞材料探寻夏迹，探讨殷墟甲骨文中“夏”字形义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
二里头文化没有发现文字，尤其是“夏”字。
这样的认识应以全面收集二里头文化字符材料并做出研究为基础，否则不能轻易出此结论。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有相当数量的陶字符和骨刻字符，其中密县黄寨出土二里头文化骨刻文字构字要素从目（页、首）从又（手、止），隶定为“夏”字可备一说。
综上所述，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商朝之前存有夏朝。探寻夏朝是一条漫长的学术之路，对于从事夏研究的学者来说，任重道远，行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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