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中举世震惊的事件之一，便是刘少奇的遭遇和悲惨结局。其实，运动序幕在1966年拉开后，刘少奇对许多主要事件仍不知情的。尤其是他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等国，回来后才知道大事不妙，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掌控了，时代的浩劫已经开始.....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如今，我们通过很多史料，能够理清“文革”这出大戏中的许多情节和人物活动，甚至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某些意图，都在这场序幕里显露端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奇却对这场序幕中的许多主要事件毫不知情。
首先，江青和张春桥在上海密谋，唆使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刘少奇是一无所知的。
其次，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狼狈为奸，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公开污蔑、批判文艺界，将矛头直指刘少奇。此中的内情，刘少奇也是不知情的。
1966年2月3日，彭真为了限制当时批判运动过火的倾向，召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并于2月5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得到了刘少奇等人的支持。
随后，彭真专程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提纲，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下，于2月12日作为中央重要文件批发全党，这份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的发出，算是刘少奇在“文革”序幕期间，唯一参与决定和经手的大事，但不久后，此事又发生了突变，其中缘由刘少奇却无从知晓。
1966年3月25日到4月20日，刘少奇前往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进行访问。在他人生最后一次出访的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国内还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情：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谈了好几次话，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着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革命”，是“阎王殿”，并严厉批评说：“要是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中宣部。”毛泽东还提出各地应该多一些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号召大家起来革命，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不但是针对彭真和陆定一的，同时还表明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发动一场“大革命”运动。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批阅后，作为中央的重要文件批发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
与此同时，康生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并与陈伯达一起批判了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的所谓的错误和罪行。最终，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起草小组”，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亲自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出了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五一六通知》，除了点名批评彭真外，还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就这样，等刘少奇出国访问回来，摆在他面前一个既定事实是：彭真被打倒了，《五一六通知》定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
而且，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中宣部、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副总理陆定一以及邓拓、吴晗等一大批人都在挨整。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居心叵测，唯恐天下不乱，令全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腥风血雨就要来了！
4月下旬，刘少奇结束访问，回到了北京。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外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自然就落到了刘少奇身上。这就使他在什么也不理解、不清楚的情况下，还不得不站到“文革”运动的第一线去。
刘少奇当时的处境，正如他在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对于‘文革’的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最近关于‘文革’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场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了！”
5月4日到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由康生负责向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其实，关于这次的会议的所有议题，早已经就拍板定案了，会上只是办理一个通过手续，尤其是那份《五一六通知》草案，通过时一字未改。
这里要着重提一下，刘少奇对这份《五一六通知》，其实并未引起重视，尤其是对毛泽东亲自写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正睡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话，他也没有理解到其中的奥义，这也是导致他不理解这场“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6月1日，毛泽东在没有告知刘少奇等中央常委的情况下，直接命令将康生送去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一石激起千层浪，短短数日，在“中央文革”的推波助澜下，揪斗浪潮在全国火速蔓延开来，局面顿时就混乱到难以驾驭的状态。
“文革”运动的哄然而起，形势的急剧恶化，让本来就对这场“运动”难以理解，且缺乏思想准备的刘少奇，陷入了无尽的困惑、迷茫之中。
6月20日，刘少奇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时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真不知道怎么搞。”
7月29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感慨地说道：“怎么进行这场革命，我也不知道。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知道。”
8月，刘少奇在跟一位老同志谈话时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看了很多遍，可实在理解不了它的意义为何必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
以上这些话，都足以说明刘少奇当时的困惑、迷茫、彷徨且无力的心境。
刘少奇的这种思想状况，同他当时担任的国家主席的职位，自然是有着水火不相容的矛盾的。但是，这哪里又是他能够回避的呢？在他数次请求毛泽东回京主持大局未果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赶鸭子上架，按照自己的极力理解和真诚愿望，谨小慎微地来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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