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世界，居然还有岁月静好派
作者：杏林居士
准备押送生辰纲前，杨志因自身经历及对江湖险恶的洞察，深感担忧。
他曾失陷花石纲，梁山脚下和林冲打了一架，在东京卖刀，居然差点被泼皮牛二欺负。
他在仕途与江湖的辗转中见识了太多黑暗与混乱，押送生辰纲这样的重宝，自然疑虑重重。
所以他一开始是拒绝的：
“恩相在上，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贼人劫去了，至今未获。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更兼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他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枉结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
梁中书
杨志的这种认知源于他在江湖底层摸爬滚打所积累的经验和本身的惨痛教训，他清楚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许多人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盗匪横行已成为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
梁中书其实是默认杨志的判断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生辰纲以前丢过。
他一个当女婿的，给岳父送生日礼物，岳父又是当朝太师，丢一次脸，不能再丢一次脸，所以这一次他对生辰纲的安全极为重视，不容有失。
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他位居庙堂，所以知晓官场的腐败与民间的疾苦相互交织，已滋生出大量不安定因素。这从他对杨志的信任安排以及对生辰纲安全的诸多考量中可窥一斑，他明白在这动荡的世道下，盗匪活动猖獗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所以，他选择信任杨志这样有江湖经验的人来押送生辰纲，也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老管营
但当杨志怀着满心忧虑，向众人诉说押送生辰纲途中可能遭遇的盗匪风险时，陪同押送的老管营却表现出了极度的不以为然。
在黄泥冈上，他吃苦不起，终于反驳杨志：
杨志道：“都管，你须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
老都管道：“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弄。”
杨志道：“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
都管道：“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恁地不太平？”
从这一番对话中，我们得以一窥老管营的内心世界。
老管营是蔡太师的私人，能陪小姐远嫁，自然是很得宠的，他长期身处东京城这样的繁华之地，所接触的环境犹如一个被精心粉饰过的舞台。他每日目睹的是市井的热闹喧嚣，达官贵人的奢靡生活，以及在城市秩序表象下看似有序的百姓日常。
在他的视野里，街道上有巡逻的士兵，官府的公堂威严矗立，一切都仿佛在彰显着大宋的繁荣与稳定。
这种狭隘的生活范围和单一的信息来源，使得他如同坐井观天的蛙，只能看到头顶那一小片天空的宁静，而对远方正在涌起的社会动荡风暴全然不知。
而北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粉饰太平也成为老管营认知偏差的重要助力。
在官方宣传中，总是强调王法的威严与社会的安定，那些关于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消息，或许被有意无意地屏蔽或者淡化。老管营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更容易接受并相信这种官方营造的盛世景象。他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中，将偶尔听闻的一些江湖传闻当作无稽之谈，认为杨志不过是大惊小怪。
而老管营自身的身份地位和既得利益也让他倾向于维护这种认知。
他在东京城中拥有一定的权势和资源，生活优渥。他所交往的圈子也多是与他身份相当的官僚或富贵之人，这些人在既得利益的驱使下，共同编织了一张看似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网。在这个小圈子里，大家都享受着北宋盛世的红利，自然不愿意去相信社会已经危机四伏。他们害怕承认盗匪猖獗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否定，而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财富。
但当生辰纲真的被劫之后，老管营的应对很耐人寻味。
他为了推卸责任，保全自己的声誉与地位，全然不顾杨志之前的苦口婆心与尽心尽力。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反而将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地推到杨志身上。他在向上司汇报时，恶意歪曲事实，夸大杨志的失职之处，试图将自己与这一事件撇清关系。他甚至暗中指使手下，对杨志进行追捕和诬陷，欲置杨志于死地。
这种种行为，既软弱又无耻。
所谓岁月静好，无非是靠着别人负重前行，一旦危机降临，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保全自己，哪怕牺牲他人也在所不惜。
老管营的这种麻木与短视，并非个例，而是代表了北宋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状态，我们。他们对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缺乏同情与了解，对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视而不见。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要自己的小日子安稳，就可以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然而，这种对现状的无动于衷最终成为了北宋王朝走向衰败的助推器。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当各地盗匪势力如同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他们才惊觉自己一直以来所依赖的盛世大厦早已摇摇欲坠。
在书中，杨志无路可去，只好落草为寇，几经辗转加入梁山。
而梁中书所在的北京大名府最后被梁山洗劫，平民百姓死伤大半，自己差点丧生。
至于老管营的生死，作者连提都懒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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