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土主权国家的称呼，它所包括的政治理念与空间界域十分清楚，但这一称呼所具有的含义并非从来如此，而是经历过从标定地域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变化。
于省吾在题为《释中国》的文章中提到，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1963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为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铭文中出现“中国”一词，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字记载。<但这时“中国”并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所领有的空间，仅表明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唐兰释何尊铭文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迁都成周，并按照武王的礼，进行福祭。祭祀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戌周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向天下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呜呼，你们或者还是小子，没有知识，要看公氏的样子，有功劳于天，完成使命。’”
唐兰之外，张政烺、马成源等对何尊铭文“中国”之释，大体相同。当代学者释“中国”并非出于自己的创意，于省吾指出“中国”一词由“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命，故“中”的含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中”与“国”合为一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先秦文献中含有“中国”的记载，均表明了这番意思，只不过那时视为中央区域的，或为殷商乃至于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诗经·大雅·荡》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中“中国”指商都或商的基本控制区。《尚书·梓材》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的“中国”指文王、武王伐商及商属国所在的地区。武王克殷，以周代商，周人所在核心区域则被视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注疏》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处“中国”，指周人国都丰镐及毗邻地区。商人居东，周人居西，由西周进入东周，周人的政治中心也由位于丰镐的宗周移向位于洛邑的成周，伴随这一迁移，“中国”再次回到殷商时期的位置，即黄河中下游地带。入周以后，有关“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偏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即后世所称的中原地区，《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这些文献提到的“中国”均指中原地区。不仅如此，何尊铭文所及“中国”也应指中原，《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位于洛邑的成周是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营建的，故唐兰等均认为“余其宅兹中国”为中央之地即中原地区。
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凡被视作“中国”的区域有着与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范，正像唐人孔颖达所说的那样，“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礼仪、服章强调的都是文化，显然“中国”所在区域盛行华夏所代表的文化；反之，没有这样文化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前述《左传》鲁成公七年吴伐郯事件之后，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就是这样的事例，吴国先祖本为太伯、仲雍，不但不是外人，而且与周天子同为姬姓，但远在长江下游，全失华夏风范，竟被鲁人视作蛮夷。西周时期，人口不多，开发程度也不高，地区之间不仅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而且华夏之风也没有可能为普天下效仿，于是不仅吴、楚不在“中国”之列，位于今四川的蜀也是如此，故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称“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叟”是那个时代对蜀地民族的称呼，限于地理条件，叟人至春秋之时与中原地区仍来往不多。文化风范与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同处于农耕生活背景下的吴、楚、蜀尚不被视为“中国”，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带的非农耕民族更无法纳入到“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被称为戎狄、蛮夷。
上古时期“中国”一词具有的内涵，对后世影响很大，故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如《新唐书》载：“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赋其盐布毡罽以利中土。”《宋史》载：“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嵠峒及以铜钱出中国。”《三朝北盟会编》载：“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载：“华阴，河行华山之北故曰华阴，河自北狄入中国皆南行，至此而极。”《乾道临安志》载：“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以上所列，涉及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中国”的含义却很相似，其所指均不是政权空间，而是文化区域。其中《新唐书》所书姚州，东汉时已经归永昌郡统辖，与中原内地有着完全相同的管辖方式，但在唐朝人理念中仍不在“中国”或“中土”之列。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政权对峙，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但中原诸国与都于杭州的吴越国之间，宋人仍认为位于黄河流域的政权为“中国”。唐五代时期，早已打破了上古时代文化地域隔绝现象，吴越所在之地不仅拥有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礼仪风范，而且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不凡的水平，尽管如此，上古时期形成的“中国”空间理念并未消退，仍然使人们将设在中原的政权统称为“中国”。
可以肯定，在华夏文化已经传布到各地后，文化诞生地被视作“中国”的理念仍然沿承下来，无论涉及政治、经济还是自然山川，凡言及“中国”，其地理方位均不离商周时期“中国”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或指建立在中原的地方政权，或指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至于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否自认为“中国”，仍在于政权的政治核心是否在中原。《辽史·张砺传》载：“(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张砺本为磁州人(今河北磁县)，入辽后上奏辽太宗的奏文中以“大辽”与“中国”相对，因辽王朝的政治核心在塞外西辽河流域，而辽南京所辖地区在后晋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之内，属于传统“中国”的范畴，故有上述言辞。与《辽史》记载的情况不同，《金史·食货志》载：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金章宗泰和年间已是金人迁都南京(今北京)50年之后了，由于政治中心位居中原一带，金人以“中国”自居，反过来对位于江南的南宋政权却以宋人相称。《辽史》《金史》的记载说明，古人理念中是否认为是“中国”，并不在于政权建立者的民族归属，政权政治核心的位置与文化风范可能更为重要，故虽为女真人，只要拥有了中原之地，仍然不妨碍成为“中国”的代表。
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以下所引为《尼布楚条约》有关疆域的内容：
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9.7)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议条款如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自“中国”一词出现后，《尼布楚条约》第一次赋予了它代表主权国家的含义。当然，清人签署国际条约中使用“中国”一词，明显含有西洋为化外之邦之意，尽管如此，此后“中国”一词逐渐摆脱了标定文化区的初始含义，而成为国家全部领土、全部主权、全体人民的代表。
“中国”一词词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汇自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故梁启超《少年中国》称：“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绵长久远，但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仅数百年，以数百年之短比万年之长，真可谓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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