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西高穴发现了曹操墓！”像晴空里响起一声炸雷，这个消息在2009 年岁末的神州大地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个尘封千古之久、有着种种神秘传说的历史悬案，一朝破解，举国关注。街头巷尾、饭桌酒肆，大家都在谈高陵、说曹操，轰动效应甚至波及世界。
作为时任安阳县县长，我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与采访车、闪光灯、麦克风打交道成了家常便饭。关注、探寻、质疑，外界舆论喧嚣纷繁，内部认知莫衷一是……作为主要参与者和决策人，我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
多年后的今天，当喧闹平息、尘埃落定，高陵大遗址建设的蓝图已逐步变成现实。打开记忆的荧屏，曾经的岁月历历在目，回首往事，有太多的感慨！
我与曹操的“缘分”
我的故乡在三国时期曾是黄河南岸的一个渡口，叫五湖镇。村中心有一块“透灵碑”，史书称“行务碑”，据说碑附近是张飞卖肉的地方。附近的白马坡，关羽与曹操曾在此比武，双方都骑白马，故而得名。滑县在三国时期叫白马县，官渡之战中的“白马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叫乌巢，据说是袁军的粮仓……关于三国的传说和历史遗存，在这里星罗棋布。
在我的孩童时代，没有电脑、电视，也很少能看到电影，主要娱乐的方式就是听老人讲故事和听戏，再大一点就看小人书。小时候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曹操印象并不怎么好，一闭眼睛就看到一个“白脸奸贼”。特别是听老人讲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无故冤杀吕伯奢一家，更觉得曹操是一个十分残暴的人。无论好或者是坏，心里对曹操是熟悉的、可触可感的，也是有浓厚兴趣的。中学和大学期间，听老师讲三国历史，也读了不少曹操的诗文，对曹操的认识有了本质的变化。东临碣石、魏武挥鞭，纵横驰骋、定鼎中原，慷慨悲歌、横槊赋诗，曹操的文治武功，堪与秦皇汉武比肩。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曹操：“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毛泽东甚至认为曹操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英雄人物。今天，无论是史学界抑或是广大民众，对曹操的看法已有很大改变，曹操已被定位为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
安阳是曹操发迹的地方。建安九年，曹操打败袁绍后，将其政权中心移至邺城，开始了以此为根据地的争雄，北征乌桓、南讨刘表，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皆以此为基地。彼时，安阳因距邺城较近，曹操在此驻扎军队、囤积粮草、铸造兵器、屯垦练兵。安阳县安丰乡亮马岗村曾是曹操驻军养马的地方，安丰乡的几个稻田村，是曹军输水种稻、屯田开荒的地方。西高穴村附近有习文村、讲武城，据说是曹操屯驻后与部下军士习文讲武的地方。殷都区大碾屯村是囤积粮草之地。伦掌镇的四个铁炉村，据说是冶铁制造兵器的地方。这些民间传说和遗留下来的村名、地名，生动记录了曹操当年活动的轨迹。
2006 年9 月，《大河报》刊载了一篇关于《鲁潜墓志》的史志类文章，记载了《鲁潜墓志》的内容：“赵建武十一年, 大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其史料价值和最不寻常之处, 在于它提到了魏武帝陵，指向了曹操及曹操墓的方位，这在考古史上是第一次。《鲁潜墓志》印证了《三国志》的记述，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操墓，极有可能就在安阳境内。
一座疑似曹操墓的大墓进入我的视野
2008 年夏，我到安阳县工作。一天，安丰乡主要领导找到我说：“徐县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门西边有个古墓，规模很大，被盗墓贼破坏得很严重，据说墓葬里边出土了刻有‘魏武王’铭文的器物，很可能就是曹操墓。如果进行保护发掘，就可能破解一个千古之谜，否则如果真的是曹操墓，那就是历史的遗憾哪！”他详细地介绍了古墓的情况。
听完汇报后，我有些兴奋。因为过去曾有过曹操墓可能在安阳的说法，现在又确知有这样一座墓葬，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惊喜和期待。我决定到安丰乡，到西高穴村，实地察看一番。
西高穴, 太行东麓浅山丘陵区一个不足3000人的村子，坐落在一个被称为西岗的高丘上，村子脚下曾是滚滚流淌的漳河。西高穴的村民，经常在田间地头不经意间拣到秦砖汉瓦或不知是何年代的古钱贝。村子办过几家窑厂, 但砖的价格始终卖不上去，原因就是烧砖的土中瓦渣、瓷片太多。
当我站在据说是曹操墓的那块土地上时，却毫无置身名人墓冢之上的感觉，甚至有点失望。因为这里没有高高的土丘，而是一块平整的土地，如果不是旁边有一个向远处延伸的深深的大土坑，与其他地块没什么两样。在我的主观意识中，觉得曹操墓即使不像秦始皇陵那样雄伟，至少也会像附近南北朝时期北齐权臣和士开墓一样，是一个高高的大土丘。但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曹操的《遗令》明确告诉我们他的陵墓“不封不树”，如果这个墓地有隆起的高大土丘，那才不会是曹操墓呢。
2008 年秋，作者（左三）在安丰乡西高穴村察看出土文物
工作人员讲述了这座墓葬发现的经过。2006年春节过后，村民徐焕朝在浇地时发现，浇地的水流总是流往同一个地方，于是走到田地中去探个究竟，发现了一个一米左右的大深坑。老徐知道这是盗墓贼炸的坑，便上报了乡政府。乡里很重视，立即找到省考古队的潘伟斌队长, 潘伟斌就派两位考古队员去现场先拍几张照片看看。等看到他们拍回的图片时, 潘伟斌震惊了，这座古墓气势非凡, 墓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毅然放下手头的工作, 亲自去探访这座大墓。
一行人到了西高穴村南的岗地西头，看到一处南北长超过200 米、东西宽接近100 米、深达5 米以上的大坑。这个大坑，是西高穴村村民烧砖瓦时取土形成的。下到坑底，在靠近大坑内的东部断崖处，有一个又黑又暗的盗洞。盗洞约有一米见方，里面黑乎乎的，盗洞底部向北有个斜坡，斜坡下部居然有一个更大的洞，洞的周围隐隐约约有一圈青砖。再往里看, 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为一探究竟，潘伟斌让人找来绳索拴在腰间，拿着手电筒顺着盗洞缓缓地下到洞里。绳子下坠3 米左右，发现砌有一圈青砖的地方，是古墓的墓顶。盗洞从墓顶的青砖穿越而过，再往下去便是墓室了。砖的尺寸大约长50 厘米、宽25厘米，素面磨光。潘伟斌清楚，这种砖的年代远不止千年，而且墓葬规格很高。
顺着盗洞向墓室下坠4 米左右，潘伟斌感觉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以为到了底，于是松开抓绳子的手，却一下子摔倒，滚到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回头向上看时，洞口仅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这时他距盗洞口已八九米了。四周漆黑一团，他拿起手电筒, 探寻墓内的环境：这是一座规模超大、规格极高的砖室墓，墓室不止一个，他所处的位置是该墓的后室，还有前室和侧室。后室的砌法极为讲究，顶部结构为考古学上所称的四角攒尖式。初步判断，这座墓葬结构复杂，而且采用四角攒尖顶结构，具备了王侯甚至帝王级规格。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型墓葬，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重要文化价值。
《鲁潜墓志》记载附近有曹操墓，那么这座墓难道就是曹操墓么？想到这里，他有些激动了。攀出盗洞，他一面叮嘱同行的安丰乡干部将洞口回填，派专人巡逻保护，一面将这次探访结果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边看现场、边听讲述，不觉已是傍晚时分。残阳西垂、彤霞满天，我站在漳河南岸高高的荒丘上，遥望北岸那些隐隐约约的村庄：讲武城、习文村、灵芝村……顺河向下就是曾经的六朝古都——邺城，还有作为建安文学发祥地、独领风骚的“三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考证，这里是项羽破釜沉舟渡河处。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留下了多少极其珍贵的历史遗存……
安丰乡的实地察看，让我对西高穴东汉大墓的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保护探究的强烈冲动。无论是不是曹操墓，都要抓紧保护和发掘，再不能任由盗墓贼随意蹂躏了。
“七十二疑冢”——曹操究竟葬于何处？
我大学时学的是经济，参加工作后又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但我喜欢历史，尤其喜欢了解和探究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事件、著名人物。记得有一次，当时的殷墟考古站站长唐际根博士到我办公室，看到桌上放了一本北宋名相韩琦墓考古报告，惊讶地说：“县委书记看考古报告的实不多见。”
怀着期待，我拜访了几位对曹操颇有研究的人士，查阅了《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一些史书和相关资料。曹操《遗令》中说：“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元和郡县志·相州·邺县》说得更清楚：“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安阳县西高穴村东北30 余里就是古邺城三台遗址，与文献记载和实际的地理环境十分吻合。据载，曹操死后，其“不封不树”的遗令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人们仍按当时习俗为其建了陵园，后曹丕令“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但即便如此，陵园或者遗址应当还是存在的，因为有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从洛阳出兵亲征高句丽，途经邺城时还对曹操高陵进行祭拜，并作了《祭魏武帝文》。北宋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为前代帝王名人墓冢设置守陵户，最新考古推断曹操高陵西侧发现的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可能就是北宋时期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从南宋开始，中原地区先后被金人和蒙古人控制，随着元朝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守陵户逃离，最后一批见证者消失，曹操墓逐渐荒芜、淡出视野，成为人们不知所在的疑问……
曹操究竟葬于何处，历史上有许多说法，最著名的莫过于“七十二疑冢说”：曹操担心死后墓葬被人盗掘，便在漳河一带营造了72 个疑冢。曹操死后，多具棺椁从邺城四门同时出殡，让人搞不清楚哪个棺椁里装有尸骨、哪个棺椁埋在了哪个地方。此说于元明时载入史志，清初毛宗岗父子校阅整理《三国演义》时又将此补了进去，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元人杨奂《山陵杂记》、明人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亦有关于“疑冢七十二”的记载。罗贯中、蒲松龄等在其小说、笔记中对此加以渲染，使“七十二疑冢”广泛流传，疑冢位置还有邺城说、许昌城外河说、亳州老家说、漳河底说等。
20 世纪80 年代，河北省磁县文物部门对七十二疑冢进行系统调查和部分发掘，最终证实邺城附近讲武城外的疑冢并非72 座，而是134座，但与曹操墓无关，大都是东魏和北齐的皇家墓葬。此说在史学界不攻自破。
2008 年6 月，央视《寻找曹操墓》摄制组来到安阳，以“七十二疑冢”为切入点展开拍摄。摄制组每天用一个面包车拉着沾满泥水的洛阳铲和铁锹等工具，奔波在田野中，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寻找历史遗迹，获得第一手资料，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好每一个细节、拍摄每一个画面。2009 年3 月，节目在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目黄金时间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后来，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还就此采访了摄制组编导温晨，足见当时此事件的分量。2010年，各方媒体争相报道发现曹操墓这一轰动全国的热点考古事件时，温晨又来到安阳，这次拍摄的纪录片的题目是《发现曹操墓》。彼时，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他说，是我当时说的“如果让曹操墓在我们手中失去，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这句话，影响和感动了他。
《鲁潜墓志》的出土，为我们寻找曹操墓提供了一把钥匙。央视《探索发现》的播出，为曹操墓的发掘提供了舆论氛围和较大助力。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发现，仿佛提醒人们，曹操墓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要到了。
下定决心进行西高穴墓的发掘
不久之后，安丰乡给我送来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他们按文物部门的要求, 将西高穴那座大墓的盗洞口回填, 并派专人巡逻, 希望以此阻止盗墓活动, 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到位。目前，派出所已经破获盗掘此墓葬案件4 起, 抓获盗墓贼20 多人，从盗墓贼手中追缴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一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经鉴定是一块典型的东汉画像石。报告是汇报情况，更是陈述困难。这座墓处于盗贼异常猖獗的豫冀交界处，古迹众多，治安管理力量薄弱，特别是随着雨季到来，墓室面临进水坍塌的危险，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
保护发掘，还是听之任之？大家认识不一、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对安阳发展的整体而言，也许是个机遇；更多的人认为，这是文物部门的事，县里不适合参与，政府工作目标中也没有这项任务，况且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曹操墓，国家和省、市也没有要求，由县财政拿钱来做这项工作值得商榷；还有同志认为，此事风险极大，慎重一点好，万一不是曹操墓，劳民伤财，在政治上会受到影响。
尽管舆论嘈杂，但基于对历史的敏感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进行保护！如果在自己任期内重要历史遗存由于疏忽或者避险而遭到破坏，那就是失职、是不负责任，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退一步而言，即使这座东汉大墓最终发掘证明不是曹操墓，也不能说我们的决策是错误的，发掘本身对于了解地方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古墓葬等重要历史遗存也是国家要求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如果这座墓葬确实是曹操墓，对于安阳县来说将是一张含金量极高的名片，对提高知名度、发展旅游经济，都将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西高穴墓保护发掘进入论证阶段
首先，就汉字承载信息的稳定性来说，“穴”即墓穴，西高穴极有可能就是西高陵。其次，曹操死后，曹植《诔文》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公元218 年曹操的《终令》、公元220 年的《遗令》及后人提到的“西原”“西岗”“西陵”“高陵”，均是指邺城西边的土岗地，而邺城西边的土岗地，唯西高穴与文献记载相近。
此后不久，我见到了潘伟斌，他和安丰乡的负责同志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自己曾经多次到那座被盗掘的大墓察看，并经由盗洞下到墓室进行实地考察。据他的判断，这座墓葬是东汉末年王侯级的大墓，而在东汉末年具备资格埋葬在这里的，只有以邺城为王都的魏王曹操；再加上安丰乡派出所查缴的被盗文物上有“魏武王常所用”等字样，更说明墓葬极有可能是曹操的高陵。
我关切地问：“有多大把握？”潘伟斌说：“有可能，当然还需经严格的考古程序和科学论证。我写了一篇有关这座墓葬可能是曹操墓的论文，你看了就更加明白了！”随手他将这篇文章和他本人所著的《魏晋南北朝皇陵研究》一书递给我。之后，我认真阅读了潘伟斌刊登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上的《曹操高陵今何在》等有关文章。在文章中，他考证了曹操的生平、有关历史传说，认为曹操当年的埋葬地点, 只能在豫北漳河两岸西高穴村附近, 甚至直接指向了这座大墓。
我立即将此情况及我的看法向时任安阳县委书记张保香进行了汇报。县委同意由县政府出资，报上级文物部门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及时向时任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作了汇报。张广智书记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学养深厚、尤擅历史，对文化事业情有独钟，他完全同意县委的决定，并自始至终对此项工作高度关注、大力支持。
保护发掘正式进入程序，我与潘伟斌一起，研究谋划了关于保护发掘的资金、人员及申报发掘执照等有关事项和具体操作程序。在县政府会议上，研究确定了有关人员责任分工等。
在大家紧锣密鼓筹备开工的时候，向河南省文物局报批的请示却一直没有结果。大家分析，可能是没有写明发掘经费的来源，于是又写了一个报告，写明由县政府负责发掘资金。又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省文物局表示同意发掘，并向国家文物局打了报告。此事使我生出些许感慨，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文化遗存众多，但作为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由于经费紧张，竟使文物保护处于如此尴尬而窘迫的境地。
西高穴墓正式开始发掘
2008 年末，河南省文物局呈递上去的保护性发掘的请示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根据省市县达成的联合进行保护性发掘的协议，资金由县级财政负责筹措。
2009 年元月，经过一个简单的仪式，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方面对这座墓葬的发掘都非常关注。特别是安阳县的同志，更是充满期待。我此刻的心情可以用“激动”来形容，多次到发掘现场探看，憧憬着一件件精美而珍贵的文物出土。
2009 年初，作者（右二）到施工现场看望慰问考古队人员
谁知刚刚开了个头儿，就扑面刮来一股凛冽的“寒风”，2008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加剧。确定发掘的时候，安阳县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财政实力排名全省前列，财政收入基本处于想办事还能办成一些的状态；然而在高陵发掘刚刚开始几个月后，情况却急转直下，财政突然变得难以为继。安阳县作为一个资源型经济大县，县财政主要靠钢铁、煤化工、水泥等几个资源型企业支撑，而此类企业恰恰是此次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更大的挑战是，根据省、市的决策，县行政中心所在地从市区向新东区搬迁的工作即将启动，拆迁在进行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在修建中、住宅和办公场所在建造中，都是急需资金的时候；干部、教师和机关与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是刚性的，一个月发不出去就可能造成人心惶惶。作为一县之长，所有要钱的手都伸向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发掘工程开始不到100 天，就已经投入了40多万元，资金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算。而且雨季就要到来，省文物局要求必须马上搭建防备雨淋考古现场的大棚，仅这个大棚就需要200 万元。何况还要接待前来查勘、论证或视察的专家学者与领导。仅召开一个由国内顶尖专家参加的论证会，就要花费百十万元。这样一个工程下来，绝不是几百万元能够解决问题的。为了保证工程正常运行，我绞尽脑汁，但仍感到有点力不从心。
在决策发掘的时候，虽有不同的声音，但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特别是县里的领导同志都是赞同的。然而，当严峻的经济形势如乌云压顶的时候，有些同志开始对我们原来的决策产生了怀疑，甚至产生埋怨情绪。各种议论汹涌袭来。
处在风暴中心的我，虽然举步维艰，却十分冷静，态度也很明确。这项工作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且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事关全局，怎能半途而废呢！
2009 年3 月，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拿了一件朋友从黑市上买来的石牌给我看，上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我们立即送市里请书记、市长过目，并汇报了工程进展、前景及遇到的资金困难。此事逐渐引起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关注，省委政研室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内参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并向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引起了省委及最高层的重视。
2009 年秋，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右三）在时任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右一）陪同下专程到曹操墓考古工地察看
2009 年11 月30 日，根据安阳市委张广智书记指示，市长召开市政府常务会，分管文化旅游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宏伟在会上力主市级层面给予大力支持，各位副市长也发言表示赞同。在市领导的鼎力支持下，会议决定从“市长预备金”中拨出100 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曹操墓得以确认
艰难的发掘终于有了回报。
2009 年9 月，墓道内陆续发现了陶器、铁器、骨器、云母片、银饰件等器物。
10 月，有了更多惊喜，石牌、石圭、石璧、金丝与金纽扣、黑色玛瑙珠，以及有可能是墓主的人头骨等相继出土，考古的同志看到了曙光。
11 月11 日，发掘现场的考古队员魏金山突然激动地大喊起来：“魏武王，快来看哪，发现魏武王啦！”发掘现场的人都拥到了魏金山身旁，争着看一块石牌。石牌上赫然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几个古朴的隶体大字。这是标志曹操身份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它的出土令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潘伟斌及其他考古人员都激动不已。其后还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石牌7块，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证据：墓主人很可能就是曹操。
11 月21 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出土，质地十分纯净，透明度极高，毫无瑕疵。经专家鉴定，这是一颗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玻璃种翡翠，这种珠子只是文献中有记载。它的发现，将我国使用翡翠的历史从明代提前了1000 多年。
直到2009 年底，不断有人骨、玛瑙饼、玉璧、铜钗、铁镜、珍珠等器物出土。
历时经年，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从开始发掘到基本结束，共召开了四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都是国内顶尖的高手。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的相关学科专家几乎众口一词：此墓就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
令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三次论证会是2009年初冬在安阳新大地宾馆连夜召开的，当时的专家来自北京、西安、天津、南京等地。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结束后，我送专家们下楼，在一楼大厅门口微弱发黄的灯光下，阵阵寒风吹来，一位来自社科院的专家目光深邃地紧紧盯着我，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徐，你这次真是抓住了，抓住了！”
2009 年底，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亚洲大饭店召开“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曹操高陵得到考古确认。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等专家学者及各级领导等数百人出席了发布会。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民英代表专家们宣读了该墓葬为曹操墓的“六大证据”：一是墓葬规模宏大；二是出土器物具有东汉晚期特征；三是出土了能够有力地证明墓主身份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7块；四是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五是随葬品皆为曹操生前“常所用”之物，符合曹操关于薄葬的理念；六是墓内男性遗骨经专家鉴定与曹操终年大体吻合。总之，经过多角度严密而科学地论证，证明此墓葬就是曹操高陵。
2009 年底，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亚洲大饭店召开“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
作者（左）与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中，现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伟斌（右）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发布会后，“曹操墓”三个字飞往千家万户，成为当年人们饭桌上热议的话题和网上点击率最高的热词。
进入2010 年，曹操墓出尽风头。1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组织12 位学者到西高穴大墓考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考察曹操高陵, 并对下一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作出了指示；“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09 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4 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及相关专家在安阳两次召开联席会，进一步为确认曹操墓进行广泛深入的论证。6 月，“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被评为“2009 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央视对这样重大的文化新闻高度重视，隆重推出《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安阳曹操高陵发掘保护与三国文化》大型电视直播节目，直播1 号墓考古发掘实况。这是一次面向国际的现场直播，除中央电视台、河南卫视、各地方台及香港、台湾等国内电视台外，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也进行了同步直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反响。这一年，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前来考察。对于我本人来说，这是深感欣慰的。
但意想不到的是，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刚开过，一股强劲的质疑声浪就如潮水般涌来。一位曾在央视讲过收藏的文化名人说：“判定此墓为曹操墓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可此两件最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认为这样的“论证过于草率”“里面肯定掺杂了地方利益”。南京一个写盗墓文章的自由撰稿人在网上连发十多篇文章，大肆鼓噪，攻击曹操高陵的认定是又一个“周老虎”。甚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也认为“很可能是新闻炒作的需要，是为了争抢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先秦两汉文化研究专家认为，出土的其他石牌上还有“黄豆二升”“刀尺一”等，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画像石等级也不高，甚至怀疑画像石为潘伟斌所伪造。也有些不入流的人，出于地域利益考虑，跟着起哄、搅局，罔顾事实真相，不愿意接受曹操墓在安阳被发现这个事实。
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考古界和文史界的权威专家们纷纷发声，刘庆柱、梁满仓、裴钰、白云翔、牛献珍、唐际根、齐东方、李梅田等先后发表文章，以雄辩的实证力量和缜密的逻辑推论予以回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举办了“公共考古论坛——聚集曹操高陵”解疑释惑。
那段时间，我在浙江挂职，总感觉有一种黑云压城的压迫感，焦虑万分，甚至彻夜不眠。不过，我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相信专家的判断，工作在一线的考古专家和学术界的权威认定绝不是一两个局外人就能推翻的。
尽管社会上的舆论非常嘈杂，曹操高陵发掘与保护各方面的工作仍在正常进行。而这件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的结尾竟是戏剧性的。2011 年12 月4 日，河北警方传出消息，自称拥有曹操墓造假十多项“铁证”而一夜蹿红网络的“闫沛东”（真实姓名为胡泽军），是一名被网上通缉达五年之久的在逃犯。这一消息令他的那些反曹派“战友们”顿时傻了眼。闹腾一时的“反曹派”自此土崩瓦解、了无声息。这场持续两年多、学术界与社会相关人士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但没有推翻西高穴东汉大墓就是曹操高陵的结论，反而加深了公众对曹操墓的认识。这场争论尽管给公众带来很多困惑，但也推广传播了考古知识，点燃了公众对历史和文化关注的热情。业内认为，这是若干年后海昏侯墓和三星堆两个文化热点之前，在国内最受关注的文化事件。
作为2009 年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对曹操高陵的发现给予高度评价。2013 年，曹操高陵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载入了中华文化史的辉煌史册。
结 语
十几年后的今天, 我已离开了安阳县, 离开了曹操高陵。曾经与它相伴6 个春秋，为它兴奋，为它担忧，为它焦虑，为它骄傲，为它殚精竭虑，为它夜不能寐，如今终于迎来了它的华丽绽放。
2023 年4 月29 日，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馆藏文物1000 余件( 套)。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围绕曹操这个核心人物，为我们讲述整个三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展示这个大变革、大转型、大分裂时期的主要事件及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影响。遗址博物馆开馆首月，接待游客逾10 万人次，社会关注度空前。这在期待之中，也在预料之外，多少次在梦里描画的场景终于照进了现实。
从探寻、发掘到规划、建设，曹操高陵经历了几任县委书记。十几年来，虽历经风雨、费尽周折，大家始终坚定不移、不言放弃，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终于迎来了梦想成真的一天。在中原大地，众望所归的美好蓝图正在铺展，这又是一卷承载着中华厚重历史和灿烂文明、享誉海内外的壮美历史文化篇章。
本文选自《纵横》2024年第10期，作者系河南省濮阳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作者提供和《魏武遗篇：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石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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