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贺晋年将军在讨论陕北党史的西北高干会议上,做了一段长达万字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回顾了西北党组织和西北红军从创立,到发展,产生分歧的过程,并感慨:“还是中央好,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贺晋年的这篇发言,代表了很多陕北同志的心声。比如时任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秀山同志,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
1935年9月16日,鄂豫皖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的率领下长征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的陕北红26军、27军会师,即著名的永坪会师。
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了。据贺晋年回忆,当时陕北的同志对红25军的到来非常高兴。当时高岗就对他说:25军是正规部队,各方面的制度都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贺晋年高兴地跑到永坪镇,看到红25军果然军容整齐,每个士兵背着背包,还挂着一个缸子。而当时陕北部队的很多战士,平时都喜欢不穿鞋。贺晋年感到,这确实是主力部队该有的样子。
但是,贺晋年又很快发现,红25军存在打人骂人的情况,对待指战员比较凶。两军会合后,团结的问题并没有处理好,比如25军认为陕北的兄弟部队存在“游击习气”。有一次,贺晋年去找刘志丹,他一进门就和往常一样,称呼刘志丹为“老刘”,徐海东认为这很不好,是“游击主义”,批评了贺晋年。刘志丹之后安慰贺晋年说:“人家是正规军,以后可不敢叫老刘,要叫副军团长。”
因为红25军是正规部队,当时组织就决定,把陕北红军的机关枪交给25军保管。这对陕北红军来说,当然是有一些不公平的,但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
这些小的疙疙瘩瘩,确实是存在的。当时组织有意让贺晋年到红25军当副师长,贺晋年就推辞说他经验少,当不了,25军太凶了。他说:“这并不是说25军是个坏部队,不是革命的部队。25军是革命的好部队”,但他们在领导方式上,把鄂豫皖张国焘时期的一些坏习惯带来了。
两个部队初次配合,难免有一些摩擦,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在于,当时陕北红军内部有些同志,受到了王明的错误影响。主要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郭洪涛,还有中央派来的朱理治、聂洪钧,他们觉得刘志丹等同志领导陕北红军的方式不对,犯了“捎山主义”等错误。
他们想撤刘志丹等人的职,但是,当时陕北红军绝大多数意见都是支持土生土长的陕北领袖刘志丹的,他们想撤刘志丹,也只能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人赞成他们。
但是,9月红25军来到陕北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9月17日,双方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组成了“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据参加了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这次会开的很严厉,很多同志都不敢讲话,之前支持刘志丹的张秀山在这次会议后被朱理治点了名。随后,刘志丹被撤去了西北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聂洪钧代替。陕北红军和红25军组成红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
据程子华80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的回忆,当时陕北红军内的一些同志(注:主要是郭洪涛、朱理治和聂洪钧)竭尽全力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红25军相信刘志丹犯了错误,他领导的红26军被敌人渗透了等等。
当时陕北红军部队对此非常不理解,包括当地的老百姓,甚至有一种传说说25军白军,是化妆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的……保安、安塞、定边、靖边这些县,原本是陕北红军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一时间出现了“反水”、“红区变白区”的情况。
这就是贺晋年为什么说:“还是中央好,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刻派李维汉、贾拓夫、王首道到陕北处理情况,对陕北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接管。
贺晋年在42年的发言中,对他在此期间的心情转变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他一开始听说中央红军来了,第一反应是“糟糕”,认为中央红军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他立刻给后方省委写了三封信,请求把他赶紧调到后方,说自己在部队干不了了,想去当赤卫队长,做农会工作,给红军运送粮草。
在接触中央红军后,他发现中央红军干部的水平很高,见了面就夸陕北干部干得好,“坚定奋斗,创造了陕北苏区”。贺晋年觉得中央红军好一些,但又不敢确定。直到一天,瓦窑堡来了两个同志,告诉贺晋年说刘志丹、高岗等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贺晋年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赶紧让做饭,一顿就吃了四碗。
只有了解了贺晋年等陕北同志当时的心情,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中央来的及时,是“救命的活菩萨”。也才会了解张秀山所说的:“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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