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先把视角聚焦到这500年中的某些特殊时段。比如1800年到1864年之间。选择这两个年份的理由，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1800年是朝鲜纯祖李玜（23代）即位年；1864年则是朝鲜高宗李熙（26代）的即位年。而这一个甲子左右的时间里，被称作是“势道政治”主宰朝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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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势道政治呢？按照《近世朝鲜政鉴》的说法：“凡军国机务，百官状奏，皆先咨于世道，而后奏于王。”换句话说，“势道”就是王权的代理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一人之下”的权臣。纯祖李玜即位时不过10岁，权力逐渐落入他的岳父金祖淳及其家族手中。金祖淳一家就是著名的“安东金氏”。但由金祖淳辅佐纯祖，包括定金祖淳之女为纯祖王妃，这些其实是纯祖的父亲正祖大王李祘的遗命。正祖是近年来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朝鲜国王，毕竟有一大票关于他的影视剧。历史上的他是思悼世子的儿子，英祖大王的孙子。父亲思悼因为患上精神病且有谋逆行为被爷爷英祖处死，这一事件令身为世孙的正祖从小活在英祖继妃金氏和生母惠庆宫洪氏等外戚力量交锋的漩涡中。
《思悼》中的幼年正祖所以，正祖继承王位后，极力加强王权，推行“右文政治”，把从小让自己头疼的外戚力量逐出朝廷，并试图提高士大夫的品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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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设立了奎章阁，实施“抄启文臣”制度。即，从朝廷未满37岁的中下层官员中遴选优秀人才，进入奎章阁钻研经史，编纂书籍，与国王评判古今政治得失，重新塑造士大夫正气。
昌德宫中的奎章阁所在地发明韩文的朝鲜世宗在位时，也设立过一个名叫“集贤殿”的后备人才机关。正祖设立奎章阁，就有追忆当年集贤殿盛况的因素在。所以，正祖以世宗和集贤殿学士们的种种美谈故事来类比自己，希望恢复那时候的君臣关系：“在集贤盛际，或字呼儒臣，或步临月夜，貂裘玉杯之赐，御膳黄封之颁，传为胜事。”奎章阁文臣的待遇，也丝毫不输世宗的集贤殿，极为优厚：“一自奎章阁创设以来，阁臣恩例逈出玉堂上。出入乘内司僕马，非最宠者不得备员于此。其衣服之侈，前古所无，而饮食亦然。”可以想见，能进入奎章阁的无非都是正祖眼中的亲近之臣。前后10次的抄启，正祖一共选用了138人，其中三分之一后来都成为了一品到三品之间的高官。金祖淳就是从奎章阁出身的。
金祖淳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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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正祖晚年，多年超负荷工作的身体江河日下。看着年幼的儿子，正祖觉得还是依赖外戚保险一些。可是，该为儿子选一门什么样的外戚呢？思来想去，金祖淳无疑是一个极佳的人选。他身上有三个闪光点：1.身为正祖的宠臣。2.在奎章阁呆过。士大夫中的优秀人才。3.金祖淳的政治立场是反外戚的清论士大夫。“试看今日所谓士大夫者，果士夫样乎？此辈反为古之戚里之所不为者，此岂可曰用士夫乎？且古则廷臣与人主之间有戚里，故上下有间隔，国体世道，犹尊重矣。今则万人皆欲直接于上，其弊实甚于戚里有弊之时矣。予于近来益觉其然，而既行之规模不可猝变，予则不得不限予世而行之。然若后嗣王，决不可用予法，只可用戚里，以还国朝本色，然后国可以为国矣。”让原本“反外戚”的士大夫成为“外戚”来辅佐幼主。这样，金祖淳但凡还要点脸，他肯定就要做一个“模范外戚”，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可出乎他意料的是，金祖淳一家三代此后都成为了“势道”，甚至在朝鲜哲宗（1849-1864）时几乎完全架空了国王。这种情况的发生必定不是正祖的本意。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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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回到正祖父亲思悼世子李愃的身上。
思悼世子李愃画像
思悼死后，英祖的继妃，也是正祖的继祖母贞纯王后一家极力迫害正祖，甚至于传播“凶言”，说正祖是罪人之子，如何能继承王位？而只要是太祖的子孙，谁不可以取代世孙呢？朝廷此时，表面上也分为了时派和僻派。前者主要持同情思悼一家的立场（金祖淳也是时派），后者反之。为什么要说表面呢？因为最近十几年来，根据遗留下的几百份正祖写给时派、僻派领袖的密札。学者们发现当时朝廷上许多时僻之间的斗争，背后实则都是由正祖故意操纵指挥的。他通过“密札”这种形式，与大臣私下勾连，指挥朝廷的舆论风向。可以说，正祖利用的就是时僻之间的冲突，来维持各个党派的力量平衡。（当然，正祖是要求大臣看完后随即销毁密札，就算是子孙也不能出示。只不过很多人没这么干，这才有现在的真相大白）
朝鲜正祖李祘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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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这，应该对正祖这个人有了基本的认识：1.心机深沉。2.崇尚学问。3.锐意进取。总而言之，正祖是一个天赋异禀，能力相当强的国王。而这种人的出现，往往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朝廷政治开始偏离原本的运行轨迹，并极度依赖现有君主的个人才能。类比一下，就很像明世宗。世宗深居内宫，但依靠自己勤奋的工作态度和超高的政治素养，批阅奏章，“疾如风雨”，在很长时间内依旧比较成功的掌握朝廷。但是，世宗朝结束之后，新任的君主（比如万历），显然无论是天赋还是勤奋，都比不上世宗。而世宗之前朝廷政务运作的机制，已经因为世宗数十年的深居简出被破坏，世宗时代新形成的模式，又没有同样有能力的皇帝予以维持。明朝后期朝廷的混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朝鲜也是同样。在正祖之前，朝鲜的政治体制中，有几样能够制衡权臣的机制存在。比如李重焕（1690-1756）所作《择里志》中就总结说：“盖我国官制，异于上世，虽置三公六卿董率诸司，然归重台阁，设风闻避嫌处置之规，专以议论为政。凡内外除拜不于三公而专属吏曹，又虑吏曹权重，至于三司差拟，不归之判书而专任郎官。故吏曹正佐郎又主台阁之权，三公六卿官虽高大，少有不厌事，铨郎辄使三司诸臣论之。朝廷风俗崇廉耻、重名节，故一遭弹驳，不得不去职......此所以大小相维、上下相制三百年无大权奸而尾大难掉之患。此朝宗朝惩丽朝君弱臣强之弊，默寓防禁之机微也。”也就是说，朝鲜在18世纪中期之前三百多年，之所以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权奸，就是因为“公论”的制衡。朝鲜的国法，以司宪府、司谏院、弘文馆为三司。三司作为朝廷舆论的中心，力量相当强悍。为了表示对三司官员的尊崇，朝鲜的根本大法《经国大典》规定，朝廷高官即便遇到比自己品级低的司宪府、司谏院官员，也需要答拜回礼。朝鲜王朝自16世纪开始，“朱子学”便占了统治地位，士林风气“崇廉耻、重名节”。而一般的权臣，是根本无力对抗整个主流意识形态的，除非他整个家族都打算社死。所以“一遭弹驳，不得不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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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朝鲜国王设置用以平衡朝廷力量的安排。高低官员分权，互相牵制。不过，我们刚刚也说了，到了正祖朝，因为身为“罪人之子”，正祖勤政崇尚学问，对朝廷的掌控欲要远超前代。因此出现了几方面重要的变化。一是正祖为了推行改革，并从庞大的外戚力量中幸存下来，必须增强行政效率。而分权是肯定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所以正祖时代开始加强相权，权力往受国王宠信的高官身上集中。代表就是正祖从小的玩伴洪国荣。正祖即位前，跟洪国荣君臣盟誓，“唯光武能成子陵之高”，将两人的感情比作刘秀和严光。洪国荣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握军权，倾其所能保障正祖的安全，朝廷其他资历深厚的大臣在退朝后还得去洪国荣家听命于这个后辈。二是正祖以密札操纵时派与僻派的言论，本身就削弱了三司的作用。甚至于，正祖之所以与僻派关系密切的原因，就是其“见人不是处，则力言痛斥”的特点。可以说，僻派取代了原本三司的职能。三司活动此后陷入低谷，并再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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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一点是，正祖后期的身体虽然不好，但他的英年早逝出于所有人意料之外。本身正祖设想的传位方式，是到了世子纯祖15岁时，自己禅让并隐居到新修好的要塞“水原华城”去，做个京城外的“太上王”。水原华城是使用了清朝传来的西洋科技建造的坚固城堡，并且驻扎有正祖组织的亲军，多达两万人的“壮勇营”。因此，即便让外戚辅佐幼主，只要正祖这个太上王和壮勇营在，根本没有人有实力撼动王权。
水原华城
但是，正祖的突然病逝，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传统上，朝鲜选择世子嫔要经过3次选拔，而正祖在内定金祖淳之女为世子嫔后，还未进行终选就突然病重身亡了。事发之仓猝，可见一斑。这也就意味着，“太上王”、“三司”，这些原本能在外戚政治下维系王权的力量，全部失去了作用。金祖淳祖孙3代在之后独霸政坛60年，可以说就是这样连环变化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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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家看到这应该也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金家不篡位？原因很简单。正如之前所说，金祖淳身为正祖宠臣，从士大夫转换身份为外戚，他虽然跟前人一样排除异己，但始终做的不太过分：人谓朝鲜外戚之用事，自祖淳始。然颇有文学，知存大体，振拔淹滞，未尝大失士大夫之心焉。而任何权力的丧失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金祖淳的女婿纯祖大王也不是一个傻子，他也有模仿父亲正祖想要扩展王权的心思。因此，纯祖和金祖淳的外孙孝明世子父子两，在王室还有点实力的时候，引入了另一强大的氏族，也就是丰壤赵氏，同样作为外戚牵制金氏。孝明世子的妻子就是丰壤赵氏，两人生下了朝鲜宪宗。朝鲜王朝后期的最高权力机关叫做“备边司”（别称就是“庙堂”）。丰壤赵氏和安东金氏，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就围绕着备边司进行权力的争斗，彼此各有胜负。不过，任谁也无法彻底消灭对方。备边司也由于完全变成了外戚弄权的大本营，所以在兴宣大院君上位后遭到撤废。而不久之后，日本人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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