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元月，陈永贵发现右耳根部位长出一个疙瘩，后来又感到浑身无力，他的老伴和孩子都劝他到22号楼附近的复兴医院检查，医生留他住院7天，他花了400元钱，但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来。
“钱花得太多了!”他常常抱怨说。但他并不知道，已患上了不治之症。他一天天变得枯黄消瘦，额角上的皱纹更像刀刻似地显露出来。一场高烧后，这位身板硬朗的老农民终于倒下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一家人的心头。
“爸爸，你还是到北京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是陈永贵最喜欢的小儿子，也只有他的劝说最有效。“我现在不当副总理了，人家还能收我吗?”他感到有些担心，于是请司机先去打听打听，看看是否还有资格上那里的高干病房。司机回来说：“你的病历卡都在那里，人家说可以收。”
1985年8月12日一早，陈永贵拖着疲惫无力的身子，来到了北京医院，被安排在114号病床。化验单结果出来了。医生最后诊断，陈永贵得的是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把情况告诉了陈永贵的大儿子和他的司机，只是瞒着陈永贵的老伴和他的小儿子。陈永贵本人虽没有亲眼看到化验单，但从医生、护士的病情处理中，他知道，留在人世间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1986年2月6日，医院批准他回家过春节。一辆黑色小卧车把他从医院接回家。他一进门第一件事是看一看那两盆君子兰，给它们浇了水。他回过头，环顾四周，家中一如八月中秋离开时那样，这一切似乎在他眼里更感到亲切了。他披上大衣，戴上口罩，趁家人不注意，开门出去了。除夕夜晚的爆竹带着斑驳的色彩和尖利的哨音，在半空中划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中央电视台的联欢晚会节目给人们送来阵阵欢快的笑声。陈永贵一家团聚在一起，孩子们高兴地跑出跑进，共享春节的欢乐。人们似乎已忘记了陈永贵还重病在身。陈永贵半仰在沙发上，看着孩子们高兴地穿来穿去，听着人间种种欢乐的笑声、说话声，他脸上也挂着笑容，然而他心里却始终在问自己：“像这样的春节，自己还能过上几个呢?一个?两个?”
半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离家的那天，他依依不舍地看着家中熟悉的一切说：“我这一去大概是回不来了。你们要是不能在北京呆下去，就回大寨吧！”大家默默无言地送他离开了家。
2月28日，陈永贵又重新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103号病床。这次住院，他再也不能穿着病号衣到院子里散步了。他感到浑身疼痛、剧烈的疼痛，然而他以顽强的意志忍耐着，没有向任何一个走到他跟前的人表示出来。
医院的病情报告送进了中南海。3月15日，胡启立同志来到了病房，他握着陈永贵那双桔皮似的手说：“陈老，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个战天斗地的英雄。”“感谢中央领导…”泪水夺眶而出，陈永贵眼睛模糊了。
1986年3月21日上午9时，前来北京参加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前往医院看望。陈永贵让几子把自己扶上躺椅，握着阮泊生的手，声音低微却仍然风趣地说：“你是打前站的，谢谢了!”因为头一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已经告诉他，山西省和大寨家乡的朋友要来看望他。他知道，离开人世间的时刻快来临了。10时许，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桓、赵存棠等一同来到病房。他们眼里噙着泪，陈永贵的眼里也噙着泪。陈永贵吃力地抬起手，与他们一一握手。这些人都是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们在几十年风雨的岁月里，有过成绩，也有过失败，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
陈永贵的病情在继续恶化，他心里已经明白了死神即将降临。他示意跟随他多年的焦秘书备好笔和纸，断断续续地叙说了他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我非常感谢中央领导和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的亲切关怀、精心治疗。关于我去世之后的丧事安排，我请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子女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焦秘书认真地记下了陈永贵说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又将笔录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全部复述了一遍，陈永贵点点头，他斜着身子，用颤抖的手，在秘书的笔录上写下“陈永贵”三个字。
3月26日下午8月35分，他去世了，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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