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的初夏，北京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

这一天，自知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她静静地躺在床上，无神的双眼空洞地看着窗外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空荡荡的院子。

这里的每个角落、一草一木她都熟悉不过，曾经无比厌倦，此时她竟觉得有种苍凉的留恋。

她环顾室内，一切摆设仍如丈夫生前时，丝毫没变。唯一改变的是曾经青春年少的自己，成了面容枯槁的老妪，即将成为丈夫的一件遗物。

她就是大文豪鲁迅的遗孀——“民国弃妇”朱安。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朱安

朱安名为鲁迅的正室，却有名无实。她用尽一生，颤抖着那双曾疼彻她髓骨的三寸金莲，想小心翼翼地爬进丈夫的心底。

她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强塞给儿子的一件封建礼物。朱安虽然目不识丁，祖上好歹也当过知县，她自小懂礼数，明白三从四德，也早闻夫君的性格。

鲁瑞

未曾谋面定下的婚事让她万分忐忑，于是自作聪明穿上了一双大鞋，想扮成丈夫喜欢的“新人”模样。

哪知由于太慌乱，花轿进门，轿帘掀起，鞋子竟不小心掉落下来。

她的一生，似乎也随之跌落了。

跟随自己二十多年的女佣王妈用绍兴话告诉朱安，两位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她。将她的思绪从新婚当日那双掉落的大鞋子中拉了回来。

朱安在王妈的帮助下勉强从病榻上强撑着半坐起，用手整理着几十年未变的发式，对王妈说让记者进来。

朱安

那个当口，她长叹了一口气。明明刚刚还沉浸在让她懊悔的新婚记忆里，短短一瞬，现实已残忍地将其扯了回来。

她希望还有明天，可心里又极不情愿地承认，这很可能是自己在世上的最后一日。

她必须得在报媒面前保存住自己最后的体面。

她知道此时自己面目浮肿，肯定是又老又丑的样子，便提前悄悄告诉了王妈让记者不要拍照。

朱安没什么文化，却有着多年和报媒打交道的经验，自己毕竟是周先生的正牌妻子。

西三条胡同21号

想到此，朱安的精神强自振作了一点。

《新民报》的两位记者进屋向朱安讲明来意，朱安端详了许久，不好意思地说道：“失认得很”。

她瘦削的脸上泛起略显腼腆的笑容，对记者说：“请坐，谢谢大家的惦记。”

“我的病没有好的希望了。周身浮肿，关节发炎，因为没钱，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先生的遗物，我宁死也不愿变卖，我尽我自己的心。”

晚年的朱安

记者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后，朱安又接着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这让两位记者错愕了片刻，鲁迅死后，外界对朱安心中的不满和抱怨是清楚的。

难道真的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来不及细想的记者又听朱安说道：

“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海婴很聪明，有机会的话，我想见到他。”

许广平和周海婴

记者随后参观了鲁迅的书房和他亲手种的树木，临走跟朱安告别，朱安连声说着“再见，再见。”

当天夜里，朱安孤独地去世。记者后来在报纸上写道：朱夫人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这个生前曾发出“我也是鲁迅的遗物”的可怜女人，为何在逝世前却说出了原谅丈夫的宽宏之语呢？

她自称是丈夫的遗物，是一件碰也没碰过，原封不动的遗物。

鲁迅抗拒这样的封建包办婚姻，但并没有如他笔下的斗士般勇猛地反抗。

青年鲁迅

夹在朱安和许广平两人中间“半新不旧”的鲁迅，既向往新世界的自由爱情，又不忍心甩掉旧礼教紧紧抓住自己衣角的那只手。

他安静而无奈地接受了这段充满瞒骗的婚姻，只因瞒骗他的人是他母亲。

婚前他就写信嘱咐朱安放脚，可到了结婚当日她却还是裹着小脚，用如此手段来骗他，让他颜面尽失后却又不得不得在宾朋面前镇定自若。

洞房花烛夜，他冷面在旁独坐一夜；结婚第二天，鲁迅就搬进了书房；结婚第三天，他就带着行李回到日本。

他连朱安的手都没拉过一下，他没有理会在家孤寂侍奉婆婆的她内心的满目疮痍。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语气冰冷地就划定了朱安后半生的弃妇身份，而她还在家中天真又徒劳地努力试图缩小和丈夫的差距。

朱安（左）和婆婆鲁瑞（中）

1919年，周家变卖了绍兴老宅，举家迁往北京居住。

鲁迅在西直门内买了一个三进的院子，和兄弟母亲同住，而朱安终于和丈夫名义上地同住在了同一个院子里。

鲁迅平日住在外院，朱安和婆婆一起住在中院。

鲁迅供养着母亲和朱安，但除了经济之外不承担作为丈夫的一切义务。

鲁迅

对于朱安而言，情爱就像是一个梦，梦醒了一切成空。

1923年夏，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反目。鲁迅从家中搬出，搬走时试探着问朱安是否想回娘家？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两地分居的暗示，可这个倔强的弱女子却果断地表示要跟着鲁迅，让鲁迅无可奈何。

这个小家庭从此由朱安掌家。她不认字，更不懂丈夫热爱的文字和事业。每天能做的就是侍奉婆母，打理家务，照顾家人日常生活起居。

夫妻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每天早晨朱安在门外叫醒鲁迅时，能得到鲁迅一声应答。每次朱安向鲁迅索要家中用度时，鲁迅问完金额就如数照付，从不多说一个字。

鲁迅有次生病吃不下饭，朱安因着鲁迅随口说了一句想吃稻香村的糕点，用裹足的小脚连夜跑了四十里路，为她深爱的大先生买回来。

反观她的大先生，为了尽量少和她说话，想出了一个巧法子：

将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分放两处，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则放在朱安的屋门右手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他替换的干净衣裤。

如此，他们两人连说话都直接省了。

直到后来有一天，她在院子里遇见了那个眉清目秀的女学生，鲁迅正和她热情地说着话。

后来又有许多次，鲁迅又毫不避讳地在院子中间与这个叫许广平的女生踱步交谈，神情甚至愉悦。

许广平（左）和鲁迅（右）

朱安宁愿相信丈夫的师德和学生的崇拜，也不愿相信自己这双怨妇的眼睛。

直至许广平在上海为周家诞下一个男孩时，温良恭俭的朱安才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

口口声声说“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大先生，原来其实很懂爱情，只是不爱她而已。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合影

她无比气愤地将此事告知了鲁老太太。谁知，素来支持朱安的婆婆却完全沉浸在抱孙子的喜悦里，冷不丁反呛一句：“你为什么不养活个儿子呢？”

这句话气得朱安底气全无：“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鲁老太太心知肚明，只能无言地沉默。

朱安（右）和婆婆鲁瑞

朱安终于在隐忍中爆发，鲁老太太生日宴上，朱安突然当着一众宾客的面，走到老太太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神情凛然地说道：

“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言罢，她在众人目瞪口呆时，独自一人离席回房去了。

鲁迅看在眼里，只得苦笑摇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朱安平静下来又冒出了“正室为大”的想法，许广平并不是鲁迅的妻子，她生的儿子应要过继到自己这个“嫡母”名下。

鲁迅和许广平哭笑不得，未加理会。

朱安还托人给许广平捎去口信，言下之意自己将大度地接纳许广平为“二夫人”。

1936年鲁迅去世时，朱安哭着收拾东西，准备以“大太太”身份去上海主持葬礼。

朱安（右一7

奈何婆婆年事已高根本离不开人，自己又大字不识一个，还有双让世人笑话的小脚，朱安考虑再三只得放弃。

爱情如饮水，冷暖人自知。

鲁迅在寒冬之时将朱安亲手为他缝制的棉裤扔在门外，却穿着许广平亲手为他织就的毛衣满面春风。

鲁迅在日本期间，也曾写信期盼与妻子改善关系。鲁迅在信中总是跟朱安提两件事，一是要朱安放足，二是要她去学堂学习文化。

但朱安皆没能做到，从此她与丈夫的世界越来越远，直至遥不可及。

鲁迅在和许广平生活在一起后，已经无法彻底解决之前被强塞的包办婚姻了。

但朱安这个他不爱的女人，还得依靠他的给养活着，因为她是他名义上的妻子。

鲁迅逝世后，朱安迫不得已有了卖丈夫藏书的想法。她在乱世中根本没有独自生活的能力。

这就有了许广平支付了她十多年生活费的后话，也有了两个女人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故事。

自知来日无多后，朱安立下了遗嘱：自己死后应该穿十三件衣服，做七副被褥，用上好的棺木埋葬，每逢七必须供水饭，到五七要念经。

最重要的一条是，死后要同丈夫合葬。

或许，风光大葬是她认为的对自己独守空房41年最好的弥补。

朱安将鲁迅留给她的房产以及著作的出版权全部赠予了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周海婴。

在朱安的认识里，周海婴也是她的孩子。她深信她死后会被安葬在丈夫身边。她的牌位之下，必定会有一碗属于她的饭。

但结局是，她死后被孤身葬于西直门外保福寺旁无名荒冢。

结语：鲁迅一生，朱安仅在他的日记中出现过两次。而在1925-1936年期间，鲁迅日记里就提及许广平771次之多。新旧巨变时代的爱情，总让像朱安这样的封建女子的命运显得何其卑微与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