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周建人，收到一封意外来信，信封的背面盖着一个有着特殊标记的蓝色长方形印章。
这个印章背后的含义是：信来自监狱，并经过审查。
周建人是谁？是周树人的亲弟弟。而周树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
这封监狱来信和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仅仅在一个月后，同样的来信寄到鲁迅这里，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但是信的内容，有些没头没尾：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
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做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
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信的内容看起来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犀利的鲁迅一眼就看破其中的禅机：
“林”字有“双木”，“双木”即“双目”，“双目”“瞿”字的上半部。
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几十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很少出现，它可以蒙蔽敌人，却瞒不过鲁迅。
鲁迅为何会如此熟悉瞿秋白？瞿秋白又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给鲁迅去信？
因为他俩有着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中国的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富有光彩与诗情、极具意义的篇章，那是一种经久不衰的传奇。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是极具独特气质的一位。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他的文名远远大于领袖的官声。
这是第一位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也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他曾顶着压力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行单行本，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毛泽东和彭湃曾被党内并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也就是瞿秋白在这个时期提出的。
然而，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有着浓浓书生气质的瞿秋白并不是那种突出具备领袖气质的人。
但在大革命失败之际，白色恐怖弥漫之时，瞿秋白临危受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种特殊时期，为什么会是瞿秋白？
那时的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一介书生瞿秋白，的确不是最佳人选。
事实上，在1927年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
然而历史仿佛笼罩着层层迷雾，等待人们去探索。
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不过，短短一周后，蹊跷的事情出现了。
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政治局的五人常委竟没有一人在场，中共党员独独只有瞿秋白一人。
等到1927年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走下，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这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中共领袖，蕴含着浓厚的诗人气质，兼具教授式的文雅风度。
但是作为革命领袖，尤其是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领袖，他还是缺了些实际经验，那种经常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
在阴森的白色恐怖下，在蒋介石的腾腾杀气面前，由瞿秋白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短短几年之后，瞿秋白不仅离开了中共领导岗位，甚至还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即使在就义多年后，依然是非缠身，难得清白。
但是，当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时，当革命者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之际，瞿秋白仍然坚持对自己作出严厉到苛刻的解剖，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高唱着《国际歌》从容赴死。
在事实上，他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和主义，他只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人气质而已。
才华横溢的瞿秋白，论文著书，倚马可待。他的文人气质和文学功底感染了很多人，也包括了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借用清人何瓦琴的联句，寄语瞿秋白的条幅。既是对瞿秋白的夸赞，也是自己的真情流露。
瞿秋白和鲁迅的相识，是由茅盾而起，更是因彼此的才华而相互欣赏。
离开中共领导的岗位，对瞿秋白来说，更像是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醉心于一直向往的文学园地，更加投入地为党工作。
他开始筹划回到“‘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在上海，瞿秋白与老友茅盾联系上了，那时的茅盾正在忙于《子夜》的写作。
在茅盾的家中，瞿秋白见到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冯雪峰。看到冯雪峰带来的《前哨》，上面刊登着鲁迅的大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瞿秋白很兴奋：“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瞿秋白开始请老友帮忙，他知道茅盾和鲁迅是亲密的朋友，希望能与鲁迅得以一见。他对茅盾说：
“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
同为文人，茅盾很是理解瞿秋白的心情。
另一边，瞿秋白也在请冯雪峰寻找住处：“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
瞿秋白对鲁迅这种友情的期待，很快通过冯雪峰传递到鲁迅那里。鲁迅同样兴奋，他对瞿秋白亦是欣赏：
“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
“何苦（瞿秋白的笔名）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此时的鲁迅，正是左联的主帅。
他对俄罗斯的一些文艺理论的文章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才，没法直译，只能从日文版本转译一些。
遇上了瞿秋白，鲁迅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出现了，他对冯雪峰说：
“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此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逐渐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有了瞿秋白的参与，左联的作用开始升华。
此前，虽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所以左联中一些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不足。
瞿秋白的到来，完美地弥补了左联主帅的不足，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几乎人人折服。
他曾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生动的课堂吸引了诸多听众，恽代英、萧楚女都曾是课上学生。
丁玲曾写文章回忆：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不愿意漏掉他的课。
充分信赖和全力支持鲁迅的瞿秋白，很快以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左联的工作。他和鲁迅的亲密合作，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也是在这个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指示性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
从党政工作核心中走出的瞿秋白，就这样自然地走进了文化工作的核心。
人们发出这样的感慨：“左翼文联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瞿秋白别名瞿霜，字秋白）
瞿鲁二人相交不过三年，却成为一生肝胆相照的朋友。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一天的早饭后，冯雪峰陪同瞿秋白，来到北川公寓拜访鲁迅。
两人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一样，亲切自然，畅所欲言。
他们谈论的话题，从文学到政治，从理论到实际，又从战争到生活，甚至谈及日常琐事，也是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写道:“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的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
两位志趣相投的文坛领袖相聚在一起，后来还合作开设了闻名遐迩的三闲书屋。
不过，瞿秋白和鲁迅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既因志同道合而惺惺相惜，也因白色恐怖而不得安宁。
危急时刻，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多次伸出援手，他的家一度成为了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
仅在1932年冬至1933年9月短短半年多时间，瞿秋白就曾四次藏身鲁迅家中避难。
有一次惊险发生在1933年夏天的夜晚，正在江苏省委机关工作的瞿秋白接到紧急“警报”：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牵连到他们的住所，必须尽快转移。
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匆匆收拾行李，分头赶到鲁迅家中。
后来因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转移瞿秋白夫妇前往高文华家。
当时高文华任临时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他家同时也是党内领导同志阅读文件之处。
但没过太久，“警报”再次传来：高文华家进入特务搜索之列，岌岌可危，瞿秋白夫妇须当夜撤离。
经过短暂的商定，他们决定仍搬到鲁迅家。
凌晨时分，趁着黝黝暗夜，瞿秋白夫妇还是分头行动，各自叫了一辆黄包车。
为防途中有人盘诘，高文华将睡梦中的女儿唤醒，陪杨之华同行。
按照约定，瞿秋白夫妇分别前往鲁迅家的前门和后门。
不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鲁迅与许广平惊醒，鲁迅准备前往开门，被许广平悄悄拦下。那时的特务横行，不得不让人起防备之心。
当许广平听清是瞿秋白的声音时，松了口气，轻轻地打开门。瞿秋白闪身而入，还没有坐稳当，又响起了一阵紧切的敲门声。
鲁迅夫妇有些紧张，很是担心特务跟踪而来。
许广平仔细听了听，原来是杨之华与高文华的女儿到了，大家虚惊一场。
不过，众人的心还没定下来，隔壁又差点出了意外。
东邻的日本人和西邻的白俄巡捕被惊动了，连续的敲门声同样吵醒了他们。
他们打开窗子，四处张望，见到鲁迅一家安安静静，于是又闭户休憩。
形势终于平静下来，鲁迅夫妇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瞿秋白夫妇，并为他们准备夜餐。
一切准备停当的时候天已蒙蒙亮，鲁迅与瞿秋白这对挚友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战斗生活……
瞿鲁两人从1931年开始文字之交，继而携手在上海领导“左联”，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度过坦诚畅怀的心灵交换，相互引为患难知己。
作为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鲁迅身处舆论漩涡的中心。敌人会攻击他，朋友会误解他。
瞿秋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正确评价鲁迅，同样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一个重大任务。
因此，他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潜心研究鲁迅著作。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瞿秋白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经过几夜的默默耕耘，长达17000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出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也是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
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一边惧怕鲁迅，一边污蔑鲁迅，用各种方式贬低鲁迅杂文的时代价值。
有人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刊物甚至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
对此，瞿秋白在《序言》中是这样回应的：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
‘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
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是如此称誉：“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而对于瞿秋白，这位党内早期屈指可数的理论家、宣传家，鲁迅更是禁不住地夸赞。
许广平回忆：“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
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出于对鲁迅的信任，也出于对鲁迅的挂念，每逢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鲁迅家避难。
鲁迅曾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对瞿秋白的感情。而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
他曾这样评价和鲁迅的关系：“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但是，再亲密的战友，也有分别的时候。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共苏区。
临行前的几天，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险，专程来到鲁迅家中作别。
两人都预料到，这一次相见后将是长久的离别，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
许广平回忆：当晚，鲁迅为了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出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在瞿秋白走后，鲁迅很是担忧，不仅担心他的安全，也在担心他的身体。
他曾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
“像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
鲁迅的担忧很快直面残酷的现实，接到“林祺祥”的来信，“大先生”的心头沉甸甸的。
来信唯一能带来的心安，就是知晓瞿秋白的身份尚未暴露。
但这是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多年的一颗人头。若不抓紧行事，难免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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