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运动开始的一年后，毛主席在一次碰头会上，谈到要去湖南、长沙、武汉看看，还说要去武汉游泳。这事杨成武早就知道：几天前毛主席同他两次提到。彼时杨成武是位高权重的代总长，在军内地位仅次“副帅”和叶剑英。
1967年7、8、9三个月，杨成武陪着毛主席南巡，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地位达到最高点。这次南巡不同以往，是在中央开会定下。其实毛主席当时去武汉，不少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当时武汉局势不明朗，甚至可以说有点混乱。
毛主席对这场运动的愿景就是：“大乱，达到大治。”有人说“武汉比较乱”，他微微一笑说：“没有关系，我不怕乱。”然后毛主席亲点杨成武随行。
乘专列赴武汉前，周总理特别叮嘱杨成武：“你这次出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好主席的安全。有事你同我直接联系。”周总理事无巨细，还安排好飞机和舰艇到武汉，以备毛主席不时之需（后面果真用到）。他对武汉的“乱”是有预计的，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交代杨成武，那两个任务一定要做好。
在武汉，毛主席准备到长江游泳，杨成武去打前站，一些战士认出了他。杨成武再三否认，那些战士却说：“没有错，我在毛主席接见群众的电影上看到过你。”杨成武担心毛主席会因自己被暴露，连忙赶回东湖宾馆报告。这是个伏笔，后面还会提到。
毛主席到武汉亲身“涉险”，其实就是想看看这场运动在地方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朝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武汉局势一开始是“乱而有序”，可是随着谢富治和王力的到来，他们不按毛主席的指示讲话办事，导致矛盾激化，将本就沸腾的局势，变得喷发。
毛主席一生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这点风浪算什么，所以一开始他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即便发生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720”事件没有平息，情况反而愈发复杂，毛主席无从做出正确判断：情况没有如他所想得那样很快好转，还出现有人冲击他下榻宾馆的事。
“副帅”收到消息后，让秘书起草好一封信，让戚本禹作修改，并让邱会作亲自送到武汉给毛主席看。临行前，江青厉声交代邱会作：“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毛主席看过信后，沉思良久，最终决定离开武汉。他的情绪明显有些低落，说话略显生硬。他让杨成武准备好飞机，离开武汉。杨成武问，准备专机，还说空军的飞机。他回“都准备”。毛主席很早开始就不坐飞机出行了，可能是考虑到当下情况紧急，需要迅速转移，便提出坐飞机走。
可是谁能想到，到空军机场，就差一步坐上飞机时，出了个不小的岔子。杨成武指示站在飞机前的十几名空军干部战士，马上把舷梯推过来。有个干部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急坏了，前几天就发生了很多人包围机场、冲击机场的事，如果今天被耽搁这么一下，毛主席没走成，那将出翻天覆地的大乱子——当时特别流行争抢高级干部支持自己这派的情况。
杨成武自报职务：“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就是我下达的，这架军机也是我让他们调来的！”可是这些干部和战士根本不听，不知道是不认识杨成武，还是不认杨成武这个代总长。前面说到杨成武去试游长江被人认出，可如今这些干部战士竟“不认识”他。
坐在车上的毛主席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见杨成武解决不了，一言不发地下车，径直往飞机走去。杨成武见状说，你们看，是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直到这样，这些干部和战士才放行，没再阻拦。
毛主席刚坐上飞机，机长就来问，往哪个方向飞。杨成武正要回答，毛主席却抢过去说：“先飞起来。”飞机起飞后，毛主席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说完，老人家透过狭小的窗口，看了看下方的武汉三镇，然后神情凝重地闭上了双眼，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毛主席、周总理还是说要保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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