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代表、著名进步人士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政协由此拉开帷幕。
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不具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全部交由新政协会议决定。
在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议中，新中国的国号引起了代表们的争议。
新政协筹备会
新中国的国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出现在文件中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以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讲话，就已经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称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毛主席在1948年8月给香港民主人士及其他十二位民主人士的电文中，也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元旦，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文中提到的新中国名称仍然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委合影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任务是“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并选举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
毛主席也在会议致辞中，喊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
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提到，“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是新政协的中心任务。
毛主席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号，在新政协召开前后已被普遍使用，然而这个国号后来却因代表们的争议而更改。
毛主席一度还赞成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众多政协代表却对这个提议表示了不同意见。
于是，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和参考了多条不同的提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才从天安门城楼上响彻全球。
那么，新政协代表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号有哪些不同意见？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为什么还有意要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呢？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1月1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大陆历经了38年。其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临时中央政府，还使用过另一个国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创建中央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
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国号也依照苏联模式。
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是俄语“代表大会”、“委员会”的音译，表示国家权力归工农兵代表大会。
“共和”源于拉丁文“公民的公共事务”，表示国家是民主制度。
中央根据地只有一个政权，不存在联盟，而土地革命时期政治形式也有别于社会主义，所以中央根据地的国号，就采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真正实行了民主制，1930年9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就通过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
在险恶的环境下，仍然有九个特区选举出六百多名代表，前来参加“一苏大会”，商定建立临时政府的事宜，最远的代表来自海南琼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又进行了改选，大批工农群众加入城乡代表会议，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政府不再是“官”政府，而是实质性的人民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苏区方言“埃”和“我”谐音，不少苏区群众亲切地把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以此来表达一种归属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下设外交、军事、财政等八个部，还有一个类似于“国安”的政治保卫局。
可以看出，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相当于国务院，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一苏大”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临时中央政府，毛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两个职务一肩挑。
毛主席
直到1933年6月，苏区逐级选出七百余名代表参加“二苏大”，再次选举毛主席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4年2月3日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才推选张闻天同志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还存在过一段时间。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号，更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迁都到延安。
人民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国号上。
张闻天
1937年9月6日，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主动结束国家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就此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追求的都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这就是毛主席有意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的原因。
毛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推翻的是蒋介石反动政权，而不是要推翻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是要救中国，不是要灭亡中国。
新中国本质上是新政权取代旧政权，而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毛主席
其实早在1936年8月，为了促成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布愿意“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毛主席对苏维埃这个名称，一直不太满意。
苏维埃是外来音译词汇，大多数中国人难以理解，一些老百姓，甚至认为苏维埃是一个姓苏名维埃的人，中国的国号上用外文音译词汇显然不合适。
在筹备成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本已用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可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有些代表提出这个国号太长，有些则提出这个国号的内涵重复累赘。
雷洁琼
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雷洁琼女士提议，这个国号有点长，需要注明不用全称时，可以使用的简称。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则主张把国号简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奚若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人民的国家怎么会不民主呢？……”他认为有“人民”和“共和”这两个词，已经代表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主制，不需要再重复。
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则认为，应该在国号中保留民主这个词。
张奚若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和毛主席谈到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政权很难调出周期律。
毛主席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黄炎培后来在《延安归来》中写道：“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应该有效的。”
他认同民主是避免封建王朝两三百年就人亡郑息的办法，特别在意国号中民主这个词，提议简化国号就称新中国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
黄炎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
当时还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两人还在给新政协的条陈中建议，未来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再把国号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廖仲恺的夫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女士等一些民主人士，则提出可以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毛主席也表示支持这个提议。
可多数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民主人士，不仅不赞同沿用“中华民国”国号，还反对用“中华民国”做新中国国号的简称。
何香凝
在讨论中，多数代表赞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国号。
何香凝女士折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民的意思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为共和而奋斗，国家也就是共和国。”
后来在9月26日关于国号的讨论中，何香凝女士表示，“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凝聚着许多先烈的鲜血，沿用这个国号也不错，但多数代表反对，她也不坚持。
毛主席同样没有坚持沿用“中华民国”做国号。
1949年7月8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张奚若先生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得到了多数与会代表的认同。
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讨论《共同纲领》起草事宜
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组织法草案中，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后面用括号注明国号简称“中华民国”。
9月7日，周总理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代表们做《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总理指出新中国的国号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总理对更改原因的解释，基本和张奚若先生一样，另外周总理还提到不沿用“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华民国’共和的意思不完全，可做双关解释，不好理解……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应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分开，国号要符合国家本质，就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总理在会上发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张奚若先生在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国号时，也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已经表达了民主的概念，不必再重复。”
到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基本确定，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都用括号标注简称“中华民国”，到底用不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在参会代表中又引起很大争议。
到9月21日新政协正式召开时，国号简称问题仍然没有议定。
9月25日，有三十位参加政协的老者，接到了周总理和林伯渠联名发出的26日午宴请柬，请柬注明：“有要事相商，请一定出席！”
毛主席与周总理
这三十名老者，年龄多在七十岁以上，基本上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
周总理明言，这个午宴就是请教长者对国号简称的意见。
周总理说：“对国号使用‘中华民国’做简称有争议，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我受常委会之托来请教老前辈，听听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国号，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既然参加午宴的大多数老者都参加过辛亥革命，那很可能赞同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的意见是主流。
周总理
不料随着老者们的发言，不赞同的声音成了主流，甚至有人的反对意见还十分尖锐。
第一位发言的黄炎培，他认为一建国就完全抛弃“中华民国”国号，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
旧国号保留一段时间过渡很有必要，等三年后第二次政协会议召开再取消。
接着何香凝女士发言，表明自己认同“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大家不赞成，她也不会坚持。
第三个发言的前清进士周致祥，态度就比较激烈了。
他在午宴上痛斥民国政府是祸国殃民的政府，不能再用这个国号。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用简称，以区分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
周致祥
华侨代表司徒美登，听不大懂周致祥的话，随从给他翻译后，他讲了番更为尖锐的话。
司徒美登是享有盛誉的侨领，他1904年就协助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有意请他当掌印官被他婉拒。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美登开始在美洲为抗战筹款，他为抗战捐助了数额巨大的资金，回国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每次接见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在门口欠身相迎，走的时候搀扶相送，蒋介石还请他做了中国国民参政会华侨参议员。
可就是蒋介石极为看重的司徒美登，对“中华民国”表现出了极度反感。他在发言中表示，他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一点好感都没有。
司徒美登
司徒美登反对使用“中华民国”简称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两点：
首先“中华民国”与民无关，蒋介石二十二年的统治砸了“中华民国”的招牌，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用“中华民国”这个烂招牌。
其二：国号极其庄严，不能改来改去，一改就要改好，不要等三年再改。不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还留着“中华民国”简称，怎么好向国民颁布新政。
司徒美登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热烈响应，法学家沈钧儒先生又从法学的角度，表达了反对使用“中华民国”简称的观点。
沈钧儒
他认为老百姓还习惯性写“中华民国”，没必要命令禁止，但在几个文件里，国号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
他表示国际惯例国号只有字母缩写，立国文件上从没有其他简称。而且有法定国号简称，以国家名义与别国签约也不方便。
午宴讨论的结果，由周总理汇总反应给会议主席团做参考。午宴上一共有十八人发言，其中有十六人反对使用简称，压倒性的多数意见，最终被大会采纳。
于是，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废除了简称，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新中国唯一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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