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的草原，还有点儿冷。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两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骤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会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种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歌咏交响。我左顾右盼，目不暇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受着巨大的音响笼罩。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只要是与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蓉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蓉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蓉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二
眼前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僻远地区。
"家中没有牛羊，有一顶蒙古包，父母给别人家放羊……"孩子们在轻声回答询问。
现在我正抓着一双小手。他，脸庞清瘦、头发凌乱的鄂温克族男孩子巴特尔道尔吉，穿着一双小马靴。刚走出队列站定，缓慢的步子立即让全场肃静。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又轻轻地张开了嘴，一种悠长的声调随即绵延而出：
茫茫大地无声无息，
心中的母亲在祈祷上苍。
她正为我向上苍献奶，
她正遥望着远方的远方。
我的母亲，
她在远方….
声音一起，这个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龄。几百年马背上的思念和忧伤顷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见了，千里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苍老的声音都在共鸣。
这个孩子还不识五线谱和简谱，他只是在繁忙的父母嘴边捡拾到一些歌声罢了，竟然能快速地连贯成自己最初的音乐生命。站在我身边的国际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轻声告诉我，他的音准无懈可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人吃惊的事情不断在孩子们中发生。两个月前这里路过一个蒙古国的歌手，看到孩子们在唱歌，便送给孩子们一份描写森林里各种禽鸟生态的复杂歌谱，才教唱了两遍就匆忙回国了。歌谱放在老师那里，却不知怎么丢失了，大家没法再学，深感可惜。没想到站出来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巴尔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说自己在跟唱两遍的时候已经能够全部背唱，请老师拿出纸笔记录。老师惊奇地记录着。后来歌谱的原稿找到了，一做对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仅是唱歌，连舞蹈也是如此。这些刚刚集合在一起的孩子显然没有受过任何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的动作却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韵律和节奏。有一个名叫娜日格乐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岁，一举手一投足都渗透着公主般的高贵和娴静，让我们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都感到非常奇怪。她的风度与她的经历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她的风度就只能来自她的经历之前，或经历之外。
这些例证，很可能被人说成是天才。我想换一个字，是天籁。天才是个人奇迹，天籁是天生自然。天才并不常见，天籁则与人人有关。
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界失落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籁。
三
在古代汉语中，籁，最早是指一种竹制的乐器。天籁，则把自然当作乐器了，是指自然之声。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们还没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时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态，并且畅快地吐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未失天籁，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只能从儿童之中、从边远地区的荒漠之间寻找。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儿，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儿，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
自然天性一旦进入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学前的童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
同样，当我们幼稚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
与什么有关？天性，天籁。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数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籁。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严重雷同。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出现的却是一个假妈妈。"
当然，我没有让他们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双眼炯炯。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时候，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讲台前。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勾住了。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
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重要的人生故事。
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仅仅这么几句，就已经让人震撼。两位歌王的天地姻缘，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厘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
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都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她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全国的观众都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出过夫妻歌王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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