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3日晚上，西柏坡的后沟招待所，一名国民党军官正在招待所的大门前，只见他来回左右踱步，双手紧张的摩挲，似乎是在等待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几分钟过后，一辆吉普车缓缓驶来，而从车上下来的，竟然是毛主席以及朱总司令，他们不断地向等待的人挥手示意，而当车子刚刚开到门口还没有停稳时，这位国民党军官便急匆匆地走上前去。随即立正，并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我有罪”，而这位自称有罪的人便是国民党有名的“守城将军”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

傅作义等人在西柏坡

此时的傅作义其实早已卸去这一身份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49年1月，傅作义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会谈，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北平城内20余万国民党军撤出城外，可以说傅作义的和平撤离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明明立了大功为什么还要口口声声地说：“我有罪”呢？

傅作义部队接受改编

原来，1949年2月1日的时候，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斥责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向解放区攻击，军行所至，屠杀人民、焚烧村庄、掠夺财产，无所不用其极，之后又指出北平已被围月余，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作义作为战犯想要获得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否则必将得到严惩。这封信对傅作义来说就像催命符一般，刚刚签署了和平协议的他心中泛起忐忑，毕竟历史上的罪行是事实，在这种压力下，他立刻提笔就给林彪、罗荣桓写了一封信，抛开自尊心不说，手下十几万士兵何去何从也要解决，而且他心中也颇有怨气，起义之前说好的平等对待怎么就成了一句空话，果真应了那句“狡兔死，走狗烹”不成？带着各种情绪，傅作义直接在信中要求给自己指定好监狱，你们要卸磨杀驴那我就随了你们的心愿投案自首。

傅作义

面对傅作义情绪的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为此专门安排了一场化解傅怨气的晚宴。但仅仅是一场晚饭并没有完全打消傅作义的担忧，宴会结束后，他向林彪等人提出要亲自去西柏坡面见毛主席。

说来也巧，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当时正计划前往西柏坡，傅作义得知后立刻向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他便得到了肯定答复。军人出身的傅作义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知道可以去西柏坡后他便一直在心中盘算要为毛主席带什么礼物，决定的当晚便急匆匆地去采办了。据北京六国饭店经理回忆，那天晚上办公室突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没错，这位客人就是傅作义，他一进屋就拿出了一个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表示要买一包袱的哈德门香烟，原来傅作义知道毛主席爱抽烟，为了投其所好这才半夜跑来。

傅作义

带着满满一包香烟的傅作义登上了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西柏坡的飞机，由于是第一次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傅作义内心十分紧张，他也不知道见到主席之后他应该说什么，其实也能理解，一方面有功是事实，可另一方面他犯下的罪行也是事实。而且，他还担心毛主席“记仇”，毕竟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将领中的优秀人才，他可是不止一次地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而且曾经还发表过公开信谴责毛主席。

庆祝北平和平解放

不仅如此，甚至在1948年10月的时候他还策划过要活捉毛主席的行动。这一桩桩一件件下来，心里不打鼓才怪。这也促成了他见到毛主席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有罪”。但是，面对这样郑重的一句自赎，毛主席却表现得十分轻松，他说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是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既然办的是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毛主席简短的几句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与不安。

毛主席和傅作义

当天晚上，周总理还邀请傅作义到西柏坡大礼堂观看话剧《白毛女》歌剧《赤叶河》等演出。几天的行程让傅作义感慨万千，他很希望能够为解放事业做点什么，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就在这时，毛主席再次接见了傅作义，二人在就北平问题进行交流之后便谈到了绥远问题。

周总理

毛主席表示，解决绥远问题，首先要过好军事这一关，而曾经主政绥远的傅作义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绥远作为曾经的塞北四省之一，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更是华北连通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1931年12月28日，傅作义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统领一省的军政要务，一直持续到1947年。对傅作义来说，绥远他是相当熟悉的，而且这里的很多将领一直是以他马首是瞻的。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计划和平解放绥远时，首先便想到了刚刚起义的傅作义。

毛主席

虽然在中国共中央的努力下有了傅作义做保险，但仍有一人还是关键，他就是既傅作义之后绥远省军政的一把手，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自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之后，董其武便追随傅作义在晋绥地区打击日本侵略者。战场上的董其武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多次身负重伤，如此刚毅的作风令傅作义十分欣赏，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董其武也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山西老乡十分敬佩。

董其武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傅作义被调往北平，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董其武驻守绥远，成为省政府主席。面对内战，一心希望和平的董其武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十分失望，几年的抗战，再加上后来的解放战争已经民不聊生，而结束战争是民心所向，仗不能再打了，他决心追随老长官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

得知了北平和平起义后董其武便第一时间前往北平见到了自己的老领导傅作义。达成共识不久，董其武立即返回绥远，开始起草和平起义的计划，然而绥远省内形势复杂让董其武的和平起义计划很难顺利实施，兵种混杂，各方政见不一是第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国民党内部的利益纠葛势力打压也成了计划推进的难点。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领衔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名

针对绥远和平起义所遇到的种种困难，1949年8月，毛主席与周总理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并希望他可以去趟绥远帮助董其武解决困境。1949年8月23日凌晨，一列火车驶离北平，直奔归绥。在火车上，一身黑色长衫，头戴礼帽的傅作义脸色凝重，双眼始终盯着窗外，此刻的他面对这次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

傅作义

连夜抵达归绥后，傅作义顾不上休息直接找到了董其武，并紧急召集军队干部召开会议全面了解了士兵们的态度和部队的状况。第二天，他又在董其武的陪同下检阅了归绥部队并且发放了由毛主席特批的20万慰问金。但另一边的蒋介石却也没闲着，在知晓傅作义的行为后他连夜给傅作义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蒋介石写道：“宜生，这次回到晋绥，如同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面对这封“肺腑之言”，傅作义的内心没有一丝波动，只是叫来了秘书说以后国民党方面发来的电报自己一律不看。

蒋介石和傅作义

1949年9月15日，一架国民党专机即将在包头机场降落，机上坐的是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徐永昌也是山西人，同为晋绥军出身的他这次带着一大笔黄金和空白委任状，实实在在的高官厚禄来到包头，目的就是来说服傅作义能够回头。但是他和傅作义也是老交情了，非常明白要想说服他恐怕难于登天，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孙兰峰头上。这位第11兵团中将司令官手握重兵，如果能够让他拒绝在起义文件上签字，绥远便无法全部解放。因此，徐永昌给孙兰峰开出了很多诱人条件，甚至允诺只要孙兰峰能够破坏起义，就让他坐镇西北，成为新的“西北王”。

徐永昌

那个时候左右为难的孙兰峰佯称胃病发作，躲到了医院。得知一切的傅作义随后也找到了孙兰峰，并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给孙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正是傅作义的劝说，最终打动了孙兰峰。9月19日凌晨，不在装病的孙兰峰拨通了傅作义的电话，表示自己愿意签字，而电话另一端的傅作义则马上叫来秘书带着起义通电前往孙兰峰的住处。下午四点左右，所有人签字完毕，傅作义在绥远平市官钱局包头分区内正式宣布通电已经发出，绥远省正式起义。

孙兰峰

绥远的和平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解决国民党残留军队的一种崭新的解决方式，它的作用不仅能够更好、更快、更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方面的国民党部队，更能在华北的重要地区尽早的解决相关解放问题，对于加快新中国统一，解放全中国有着更加积极且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北平和平解放，还是绥远成功起义，傅作义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很好地适应了自己解放军军官这一全新的身份，195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隆重的授衔仪式，表彰那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广大指战员。在此次授勋仪式上，毛主席亲自为傅作义戴上了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

胸前佩戴上解放勋章的傅作义百感交集，他明白这枚解放勋章是对他起义的认可，也代表了他正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明白新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当中，重建工作成了国家重点，而戎马半生的傅作义早已厌倦了战争，他想要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最好的办法便是从自己最拿手的做起。

傅作义发言